第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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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爾夫的美麗與哀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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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少女時代就開始縈繞在伍爾夫耳畔的“可怕的聲音”一刻也不肯放過她，那種情形就像腦子裡安了馬達，每一次發動起來，功率都比原先更強大。伍爾夫掙扎過，她對自己說，“我發誓，絕望的低谷不會將我吞噬了去……”倫納德也一直小心翼翼地陪在妻子身邊：維吉尼亞隨時有可能自殺，這一點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幾乎是孤身一人在和某種強大的宿命抗爭——以前有好幾次，他都贏了，他以為可以一直這樣贏下去。
1941年3月里的某一天，維吉尼亞·伍爾夫在起居室的壁爐前留下了一張字條，是寫給倫納德的，字跡依然纖細而清晰，看得出沒有打顫：
“最親愛的，我很確定我又要瘋了；我覺得我們無法再度經歷這些可怕的時刻。而且這次我將無法復原。我開始聽到聲音，無法專心。因此我要做那看來最明智的事……我無法再與它抗爭了，我知道，我毀了你的生活……我要將這一生的幸福全都歸功於你……當一切都已離我遠去的時候，僅存的是你始終不渝的體貼……我不認為有誰的過往比我們曾經擁有的更快樂。”
維吉尼亞·伍爾夫的終點在“僧屋”外的烏斯河——她仿佛早就知道結局會是這樣，最後幾步走得從容自然，就像一次再尋常不過的散步。她的口袋裡揣著大石塊，一邁進河裡就被水流迅速地向河中心推，漩渦里翻湧著光影與往事，感覺像是在天堂里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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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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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兩年，自己寫的東西剛開始享受變成鉛字的待遇。彼時我總是那樣急切地在字裡行間凸顯“我”的存在——真是恨不能一出手就寫磚頭厚的自傳，像薩特的《文字生涯》里那樣，讓自己“以文化的光輝”反射環境，“如同傍晚的池塘反射白日的炎熱”。
所幸，我再怎麼不知天高地厚，也終於沒有自我膨脹到關起門來寫自傳的地步。畢業以後，大部分時間裡，我的“文字生涯”還是在別人的故事裡尋尋覓覓：上班逐字逐句地對著原文審讀別人翻譯的小說，看著他們“戴著鐐銬起舞”，時不時笨手笨腳地上前幫一把，作伴舞狀；而後，下班了自己也尋一副這樣的鐐銬往身上套；編輯、翻譯之餘的“邊角料時間”，我才會寫，寫如今構建起這本書的文章。寫作的材料來自廣義的閱讀，讀書，讀戲，讀人，讀事。說起來也沒什麼奧妙，不過是材料和故事的重新排列組合而已。至於我的視角我的聲音我的情緒，謹遵《萬象》坊主陸灝的教誨，要做到“含而不露”才算有境界——好比，想哭了，那一泡淚珠兒噙在眼裡也就夠了，大可不必滴滴答答地掉下來，濕了一地。
漸漸地開始喜歡這樣的寫法，習慣於潛入別人的故事裡說我自己的話。當上海社科院的沈潔編輯向我提出希望將這些文字彙編成冊時，我多少是有些惶惑的——不曉得這樣的一本書，在別人看來，是否可以理直氣壯地算是“我自己的”作品。
無論如何，為這本書作跋，似乎是可以理直氣壯地拉扯出一些私事來的。通常的做法是列出一串感謝來，我也不必免俗，只管做這樁掛一漏萬的事好了：
——感謝父母的書櫥。那個與我童年家裡的居室面積極不相稱的龐然大物，是我父親找了個手藝不高的木匠打的。我記得問題最大的是那扇總也關不嚴實的門，碰一碰就吱吱呀呀。每日裡我只要一放學回到家，它就在我的擺弄下吱呀個不停，像個戲痴倒著嗓子唱西皮二黃。於兒時的我而言，那是一片肥沃可親的樂土，將我的雜學旁收滋養得豐茂茁壯。
——感謝大學寢室里的蚊帳。隔了一段時光回望那頂發黃的、也許散著點霉味沾著點蚊子血的紗，也還是一眼就看得到裡面坐著一個塞了耳機胡亂翻書的我。帳外的世界是具象而規範的，在那裡我一如既往地是個聽話的好學生；帳內的天地卻是自由而渺茫的，應該裝托福磁帶的walkman老是在放黃舒駿的《未來的街口》，我就這麼聽呀聽呀越聽越不願意想未來。畢業前跟單位簽約的前夜，就是在這頂帳子裡，我在外資公司、電視台和出版社之間選擇了後者，天曉得那樣的決定有多……難——我知道，我選擇的是一種與文字再也脫不開干係的生活。
——感謝延安中路幽深的弄堂里那幢舊洋樓，譯文社搬到上海書城前的舊址。那裡有我上過四年班的地方，一間地板上堆滿了書書上落滿了灰的屋子——有陽光照進來，灰便黏在光柱上，懶懶地舞蹈。書是堆了十幾年的，托著歲月的重量，若是情急中抽出一本來，立馬就是時間與空間的塌方，轟轟然直砸得木地板咣咣響；那時節，淺色的衣服皮鞋上班時能不穿就不穿，因為一踏進編輯室你就整個兒沒進去了，四周灰灰的囫圇成一片；初到者見了這架勢容易犯暈，須得在門口吼一嗓子，少頃，不知哪個角落裡會有人慢吞吞地從書堆里抬直身子，嘿嘿地笑起來。那是一個我可以埋頭改稿忘了時間直到脊梁骨上一陣緊似一陣地痛起來，也可以托著腮幫子狠狠發一頓呆的地方。我很奇怪也很幸福地和外面的世界隔絕著，像嵌在竹籃子縫隙間的柔軟的小蟲，雖然空間侷促，卻曬得到太陽聞得見菜香。
伍爾夫的美麗與哀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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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少女時代就開始縈繞在伍爾夫耳畔的“可怕的聲音”一刻也不肯放過她，那種情形就像腦子裡安了馬達，每一次發動起來，功率都比原先更強大。伍爾夫掙扎過，她對自己說，“我發誓，絕望的低谷不會將我吞噬了去……”倫納德也一直小心翼翼地陪在妻子身邊：維吉尼亞隨時有可能自殺，這一點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幾乎是孤身一人在和某種強大的宿命抗爭——以前有好幾次，他都贏了，他以為可以一直這樣贏下去。
1941年3月里的某一天，維吉尼亞·伍爾夫在起居室的壁爐前留下了一張字條，是寫給倫納德的，字跡依然纖細而清晰，看得出沒有打顫：
“最親愛的，我很確定我又要瘋了；我覺得我們無法再度經歷這些可怕的時刻。而且這次我將無法復原。我開始聽到聲音，無法專心。因此我要做那看來最明智的事……我無法再與它抗爭了，我知道，我毀了你的生活……我要將這一生的幸福全都歸功於你……當一切都已離我遠去的時候，僅存的是你始終不渝的體貼……我不認為有誰的過往比我們曾經擁有的更快樂。”
維吉尼亞·伍爾夫的終點在“僧屋”外的烏斯河——她仿佛早就知道結局會是這樣，最後幾步走得從容自然，就像一次再尋常不過的散步。她的口袋裡揣著大石塊，一邁進河裡就被水流迅速地向河中心推，漩渦里翻湧著光影與往事，感覺像是在天堂里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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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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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兩年，自己寫的東西剛開始享受變成鉛字的待遇。彼時我總是那樣急切地在字裡行間凸顯“我”的存在——真是恨不能一出手就寫磚頭厚的自傳，像薩特的《文字生涯》里那樣，讓自己“以文化的光輝”反射環境，“如同傍晚的池塘反射白日的炎熱”。
所幸，我再怎麼不知天高地厚，也終於沒有自我膨脹到關起門來寫自傳的地步。畢業以後，大部分時間裡，我的“文字生涯”還是在別人的故事裡尋尋覓覓：上班逐字逐句地對著原文審讀別人翻譯的小說，看著他們“戴著鐐銬起舞”，時不時笨手笨腳地上前幫一把，作伴舞狀；而後，下班了自己也尋一副這樣的鐐銬往身上套；編輯、翻譯之餘的“邊角料時間”，我才會寫，寫如今構建起這本書的文章。寫作的材料來自廣義的閱讀，讀書，讀戲，讀人，讀事。說起來也沒什麼奧妙，不過是材料和故事的重新排列組合而已。至於我的視角我的聲音我的情緒，謹遵《萬象》坊主陸灝的教誨，要做到“含而不露”才算有境界——好比，想哭了，那一泡淚珠兒噙在眼裡也就夠了，大可不必滴滴答答地掉下來，濕了一地。
漸漸地開始喜歡這樣的寫法，習慣於潛入別人的故事裡說我自己的話。當上海社科院的沈潔編輯向我提出希望將這些文字彙編成冊時，我多少是有些惶惑的——不曉得這樣的一本書，在別人看來，是否可以理直氣壯地算是“我自己的”作品。
無論如何，為這本書作跋，似乎是可以理直氣壯地拉扯出一些私事來的。通常的做法是列出一串感謝來，我也不必免俗，只管做這樁掛一漏萬的事好了：
——感謝父母的書櫥。那個與我童年家裡的居室面積極不相稱的龐然大物，是我父親找了個手藝不高的木匠打的。我記得問題最大的是那扇總也關不嚴實的門，碰一碰就吱吱呀呀。每日裡我只要一放學回到家，它就在我的擺弄下吱呀個不停，像個戲痴倒著嗓子唱西皮二黃。於兒時的我而言，那是一片肥沃可親的樂土，將我的雜學旁收滋養得豐茂茁壯。
——感謝大學寢室里的蚊帳。隔了一段時光回望那頂發黃的、也許散著點霉味沾著點蚊子血的紗，也還是一眼就看得到裡面坐著一個塞了耳機胡亂翻書的我。帳外的世界是具象而規範的，在那裡我一如既往地是個聽話的好學生；帳內的天地卻是自由而渺茫的，應該裝托福磁帶的walkman老是在放黃舒駿的《未來的街口》，我就這麼聽呀聽呀越聽越不願意想未來。畢業前跟單位簽約的前夜，就是在這頂帳子裡，我在外資公司、電視台和出版社之間選擇了後者，天曉得那樣的決定有多……難——我知道，我選擇的是一種與文字再也脫不開干係的生活。
——感謝延安中路幽深的弄堂里那幢舊洋樓，譯文社搬到上海書城前的舊址。那裡有我上過四年班的地方，一間地板上堆滿了書書上落滿了灰的屋子——有陽光照進來，灰便黏在光柱上，懶懶地舞蹈。書是堆了十幾年的，托著歲月的重量，若是情急中抽出一本來，立馬就是時間與空間的塌方，轟轟然直砸得木地板咣咣響；那時節，淺色的衣服皮鞋上班時能不穿就不穿，因為一踏進編輯室你就整個兒沒進去了，四周灰灰的囫圇成一片；初到者見了這架勢容易犯暈，須得在門口吼一嗓子，少頃，不知哪個角落裡會有人慢吞吞地從書堆里抬直身子，嘿嘿地笑起來。那是一個我可以埋頭改稿忘了時間直到脊梁骨上一陣緊似一陣地痛起來，也可以托著腮幫子狠狠發一頓呆的地方。我很奇怪也很幸福地和外面的世界隔絕著，像嵌在竹籃子縫隙間的柔軟的小蟲，雖然空間侷促，卻曬得到太陽聞得見菜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