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頁
新房子是黑塞自己設計的，山坡上有一千一百平方米的土地，可以讓他翻土、種花，享受渴望了許久的“田園之樂”。
只是，揮別卡薩·卡穆奇，黑塞還是忍不住要難過。他特意趕畫了幾十幅水彩，似乎是想把這裡的記憶一口吞了去。在散文里，他對卡薩·卡穆奇的追憶痛切而傷感：“……這十二年，改變的不只是我的生活，還有這房子，這花園。花園中那株我畢生所見的最大的南歐紫荊，在某個秋夜，成了狂風的祭品；有人趁我不在，砍去了小陽台上的那株白色的木蘭；還有一次，我從蘇黎世返回，有人竟然用磚牆將舊大門封了起來，我一下子失了神，如做夢般徘徊在門前，找不到進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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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爾夫的美麗與哀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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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感受如此逼仄地擁擠一起，我想，這樣的五分鐘我這一生一世都不會很多……”這是維吉尼亞·伍爾夫1919年7月1日的日記，其時，她和丈夫倫納德·伍爾夫剛用七百英鎊買下了蘇塞克斯郡羅德梅爾的“僧屋”，一時百感交集，連文字也有了呆氣。
“僧屋”占地約四分之三英畝，據說十五六世紀曾是僧侶的避難所，式樣簡單到通透：兩層磚石結構，立面長且矮，房間狹小——因為當初要應付“僧多房少”，所以多是些因陋就簡的隔間，是彼此相通、須穿過前一間方能打開後一間的那種；廚房破落得不成樣子，房裡沒有壁爐、澡盆、廁所，不供應熱水；冬天屋裡極冷，即便後來經過了裝修，床頭仍有老鼠爬來爬去。
卻也因了這屋子的老舊與隔絕，空氣里瀰漫著常年禁慾後的潔淨，分明有故事，卻是孩子般的坦白痴純，反讓你不忍去探究了。維吉尼亞喜歡那具式樣古怪的煙囪，喜歡盛聖水的壁龕；花園是更不消說了：荒疏得久了，石楠與矢車菊全沒心沒肺地痴長，不講和諧錯落，只一味的熱烈與頹唐。站在園子裡往外看，視線里柔柔地框出遠處山坡與樹林的輪廓，不真切，倒像是滾了一道毛邊。
伍爾夫說，“僧屋”是一條船，載起她浮在醉人而憂傷的寫作的浪潮之上，任她漂流一世。
迷失於詞藻
每天早晨八點半左右，伍爾夫照例要去依傍著花園圍牆搭建的小木屋裡寫作。照她的話說，她是“逕自去那浪漫的居室，一路上穿過亂蓬蓬的草，地上結著霜，硬得像磚”。接下來的三個小時是鐵定無人侵擾的。她喜歡用淡藍色的紙，蘸綠墨水，字是極小極密的，筆劃清晰有力，卻鋪排得緊張，像織得過於精細的蛛網。
自從有了小木屋，伍爾夫徹底改了寫作習慣。過去，她一向是站在那種高高的、建築師用的桌前奮筆疾書的，有點像海明威的風格。搬入新居以後，座椅有了用武之地，頂多在文字實在趕不上意識的流向時，伍爾夫才會站起身，把桌椅挪一個方向，換一個角度看看窗外。
又或者，彼時，三十七歲的伍爾夫真的已經到了站不動的年紀——看她的照片，少女時代臉頰還是盈潤的，飛著淡粉色，一過中年，依然是那樣精緻的、有雕塑感的五官，卻凹陷得厲害，一色的象牙白，眼睛裡空洞洞的，連悲意也無。
隨著年事漸長，伍爾夫已經越來越疏於著裝打扮。才搬進“僧屋”不久，她就在日記里寫道：“我現在不怎麼關心頭髮、穿衣之類的‘大問題’；我已經甘於粗劣的衣著了。”不過，這樣一來，當年伍爾夫父親的好朋友、大文豪亨利·詹姆斯對她的評價在某種程度上倒是顯得比原先跟貼切：“維吉尼亞優雅而迷人，洋溢著素樸之美。”
一日日老去的伍爾夫，把自己的歲月如銀屑般搗碎、榨盡，那銀屑被“僧屋”的風景激活了，便熬出這樣的文字：“米蘭達躺在蘋果樹下的一把長椅上。她的書墜入草叢裡，她的手指似乎仍指向那個法文句子‘這確乎是一個女孩子的笑容會比別處明媚的國度啊……’仿佛她就在那裡跌入睡鄉了。”（短篇小說《果園》，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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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爾夫的美麗與哀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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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早期的《遠航》、《夜與日》和《邱園記事》，伍爾夫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她搬到“僧屋”以後問世的。“僧屋”對於她寫作軌跡的影響力，不亞於當年聖伊弗斯康沃爾村的“塔蘭德屋”——那是伍爾夫的父親、《英國傳記辭典》的首任主編萊斯利·史蒂芬爵士在她出生前買下的消夏別墅，是維吉尼亞兒時的伊甸園。在那裡，她可以天天看著“海浪高高地湧起、迸碎，在海灘上撒開一層薄紗似的水花，發出嘆息般的聲響。”也奇怪，搬進“僧屋”以後，這裡的靜謐素談倒作了絕佳的襯底，關於“塔蘭德屋”的記憶在這樣的背景上顯得格外清晰，和著遙遠的浪花的混響，重又鮮活起來——從《到燈塔去》（1927）和《海浪》（1931）里都找得到“塔蘭德屋”的影子，而這些作品都是在“僧屋”里寫成的。在一部晚年的回憶錄中，伍爾夫多次提到在“僧屋”里寫作的感受，這一次她把自己也比作一條“多孔、滲水的船，浮於情緒感受之上；又如一隻敏感的盤子，沐在看不見的光束之下。”
只是，揮別卡薩·卡穆奇，黑塞還是忍不住要難過。他特意趕畫了幾十幅水彩，似乎是想把這裡的記憶一口吞了去。在散文里，他對卡薩·卡穆奇的追憶痛切而傷感：“……這十二年，改變的不只是我的生活，還有這房子，這花園。花園中那株我畢生所見的最大的南歐紫荊，在某個秋夜，成了狂風的祭品；有人趁我不在，砍去了小陽台上的那株白色的木蘭；還有一次，我從蘇黎世返回，有人竟然用磚牆將舊大門封了起來，我一下子失了神，如做夢般徘徊在門前，找不到進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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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爾夫的美麗與哀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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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感受如此逼仄地擁擠一起，我想，這樣的五分鐘我這一生一世都不會很多……”這是維吉尼亞·伍爾夫1919年7月1日的日記，其時，她和丈夫倫納德·伍爾夫剛用七百英鎊買下了蘇塞克斯郡羅德梅爾的“僧屋”，一時百感交集，連文字也有了呆氣。
“僧屋”占地約四分之三英畝，據說十五六世紀曾是僧侶的避難所，式樣簡單到通透：兩層磚石結構，立面長且矮，房間狹小——因為當初要應付“僧多房少”，所以多是些因陋就簡的隔間，是彼此相通、須穿過前一間方能打開後一間的那種；廚房破落得不成樣子，房裡沒有壁爐、澡盆、廁所，不供應熱水；冬天屋裡極冷，即便後來經過了裝修，床頭仍有老鼠爬來爬去。
卻也因了這屋子的老舊與隔絕，空氣里瀰漫著常年禁慾後的潔淨，分明有故事，卻是孩子般的坦白痴純，反讓你不忍去探究了。維吉尼亞喜歡那具式樣古怪的煙囪，喜歡盛聖水的壁龕；花園是更不消說了：荒疏得久了，石楠與矢車菊全沒心沒肺地痴長，不講和諧錯落，只一味的熱烈與頹唐。站在園子裡往外看，視線里柔柔地框出遠處山坡與樹林的輪廓，不真切，倒像是滾了一道毛邊。
伍爾夫說，“僧屋”是一條船，載起她浮在醉人而憂傷的寫作的浪潮之上，任她漂流一世。
迷失於詞藻
每天早晨八點半左右，伍爾夫照例要去依傍著花園圍牆搭建的小木屋裡寫作。照她的話說，她是“逕自去那浪漫的居室，一路上穿過亂蓬蓬的草，地上結著霜，硬得像磚”。接下來的三個小時是鐵定無人侵擾的。她喜歡用淡藍色的紙，蘸綠墨水，字是極小極密的，筆劃清晰有力，卻鋪排得緊張，像織得過於精細的蛛網。
自從有了小木屋，伍爾夫徹底改了寫作習慣。過去，她一向是站在那種高高的、建築師用的桌前奮筆疾書的，有點像海明威的風格。搬入新居以後，座椅有了用武之地，頂多在文字實在趕不上意識的流向時，伍爾夫才會站起身，把桌椅挪一個方向，換一個角度看看窗外。
又或者，彼時，三十七歲的伍爾夫真的已經到了站不動的年紀——看她的照片，少女時代臉頰還是盈潤的，飛著淡粉色，一過中年，依然是那樣精緻的、有雕塑感的五官，卻凹陷得厲害，一色的象牙白，眼睛裡空洞洞的，連悲意也無。
隨著年事漸長，伍爾夫已經越來越疏於著裝打扮。才搬進“僧屋”不久，她就在日記里寫道：“我現在不怎麼關心頭髮、穿衣之類的‘大問題’；我已經甘於粗劣的衣著了。”不過，這樣一來，當年伍爾夫父親的好朋友、大文豪亨利·詹姆斯對她的評價在某種程度上倒是顯得比原先跟貼切：“維吉尼亞優雅而迷人，洋溢著素樸之美。”
一日日老去的伍爾夫，把自己的歲月如銀屑般搗碎、榨盡，那銀屑被“僧屋”的風景激活了，便熬出這樣的文字：“米蘭達躺在蘋果樹下的一把長椅上。她的書墜入草叢裡，她的手指似乎仍指向那個法文句子‘這確乎是一個女孩子的笑容會比別處明媚的國度啊……’仿佛她就在那裡跌入睡鄉了。”（短篇小說《果園》，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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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爾夫的美麗與哀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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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早期的《遠航》、《夜與日》和《邱園記事》，伍爾夫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她搬到“僧屋”以後問世的。“僧屋”對於她寫作軌跡的影響力，不亞於當年聖伊弗斯康沃爾村的“塔蘭德屋”——那是伍爾夫的父親、《英國傳記辭典》的首任主編萊斯利·史蒂芬爵士在她出生前買下的消夏別墅，是維吉尼亞兒時的伊甸園。在那裡，她可以天天看著“海浪高高地湧起、迸碎，在海灘上撒開一層薄紗似的水花，發出嘆息般的聲響。”也奇怪，搬進“僧屋”以後，這裡的靜謐素談倒作了絕佳的襯底，關於“塔蘭德屋”的記憶在這樣的背景上顯得格外清晰，和著遙遠的浪花的混響，重又鮮活起來——從《到燈塔去》（1927）和《海浪》（1931）里都找得到“塔蘭德屋”的影子，而這些作品都是在“僧屋”里寫成的。在一部晚年的回憶錄中，伍爾夫多次提到在“僧屋”里寫作的感受，這一次她把自己也比作一條“多孔、滲水的船，浮於情緒感受之上；又如一隻敏感的盤子，沐在看不見的光束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