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頁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曰靈台，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梁惠王上》
南懷瑾先生認為在孟子的那個時代，沒有什麼社會福利制度，統治者不會去建築一個公園，和老百姓共享，一起遊樂。只有帝王的宮室，才會有這樣的建築，老百姓根本不准去遊玩。所以孟子當時提出這兩個史實來，就等於建議梁惠王實施我們現代的共有、共享的政治思想。在時代背景上而言，孟子在那個時代能提出這種政治思想，實在是了不起的。
孟子藉助文王修建靈台而百姓自發過來幫忙的故事和夏桀暴虐，為天下人所痛恨的故事說明了一個道理：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在我國古代家天下的背景之下，孟子的這個思想是很超前的。他認為統治者必須使萬民都高興了，才能去享受園林之樂，這才是真正的快樂。這種思想在後來的封建社會的統治中也有所體現。事實上這體現的也是一種愛的精神，這種愛民的精神雖然最終的目的是維護統治，但仍然是一種大愛。
封建時代皇權至上，皇帝擁有生殺大權，這也導致很多皇帝驕奢淫逸，奴役百姓，而這些人最終為人們所不能忍受，從而被推翻。因而愛的精神不僅是一種至高無上的修養，也是一種實際的治國方略。
隋煬帝楊廣是一個沒有愛人精神的人。他只顧自己享受，而不理天下百姓的想法，推行了一系列暴政，結果斷送了隋朝的江山。
隋煬帝登基之後，開始大肆搜刮百姓，在洛陽建立宮殿，並讓地方官吏進獻美女。為了個人享受，他在運河開通之後，建造龍舟，多次下江南，同時三征高麗，勞民傷財。天下百姓不堪暴政，紛紛起來反抗，隋朝由此而覆滅，李淵集團趁機起兵，最終取得天下，建立起大唐王朝。
唐朝建立之後，吸收隋朝滅亡的教訓，開始實施仁政。唐太宗李世民採取了一系列安定民生的措施，使得唐朝的統治逐漸穩固下來。
首先，李世民注意調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隋朝滅亡的一部分原因是世家大族的反抗。李家本就是一個大家族，起來反隋後，建立了唐朝。
其次，李世民意識到農民是統治的基礎，當農民階級與統治階級利益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時，統治階級的統治根基就將動搖。他曾經說：“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於是，李世民採取了輕徭薄賦的做法，減少了農民的徭役和稅收，並大力發展農業，使經濟得以恢復。
再次，李世民通過科舉制度選拔人才，任用賢才為官，使得吏治清明，百姓得以安居樂業。
李世民的這種休養生息的做法，開創了唐朝的盛世局面。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天下人是一體的，若是我們只追求個人的快樂，而忽視別人的快樂，那麼這種快樂也不會長久。而且“獨樂樂”也並不是真正的快樂。
“愛人”是人們生活在這個社會中應該具備的精神。社會是一體的，大家應該處在一個水平線上，即使大家的生活不能完全相同，也不能相差太遠。若是我們只追求個人的快樂，而忽視身邊人的快樂，那麼這種孤寂的快樂不要也罷。在我們的生活中也有一部分人，他們享受著社會帶給他們的優越生活，卻沒有注意到還有人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社會只有均衡發展，經濟才能持續繁榮，當貧富差距超越一定的界限從而打破平衡時，也就是社會出現危機的時候。到了那個時候，大家都會回歸到原點，那些“獨樂樂”的人到時候也要嘗試過貧窮的生活，“獨樂樂”就將變成“眾苦苦”。
第32章 謙虛是重要的品質
禍患往往會在人謙卑時消失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道德經》
古代得道的人，幽微、精妙、玄奧、通達，他的精神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夠了解的。因為難以了解，所以只能勉強把它描述一下。他立身行事，猶豫小心，就如同冬天過河，不敢貿然下水似的;他謹慎戒懼，就好像怕四鄰窺伺一般;他為人處事莊重恭敬，彬彬有禮;他修道進德，除情去欲，如同春雪溶化一樣;他的本質敦厚樸實，就像沒有雕琢的素材;他胸懷寬廣，態度謙下，就像淵深的山谷;他的表現渾噩愚昧，不露鋒芒，就像混濁的大水一樣。誰能在渾濁動盪的局面安定下來，澄清自己?誰又能在安靜中求變，慢慢地發展自己?明白這個道理的人不會自滿，就是因為他不自滿所以能去舊的換新的，心靈中永遠保持清明活潑。
南懷瑾先生在講解這句話的時候提出了“動”與“靜”的哲學。所謂“動”就是一種科學的進取精神，所謂“靜”就是適時收斂。人的一生必須把握好動與靜才能走得平穩。動是每個人都會做到的，關鍵是靜，很多人不能靜，因為他們總是要求得太多，就產生了急功近利的心態，就容易招來禍患。因此，人們應該修習靜的本事，靜就是平靜心靈，就像老子所說的一樣，只有靜下來，人們才能時時謙卑，事事小心，才能慢慢地發展，達到得道的地步。
這裡就有了一個謙虛的問題。謙虛是一種美德，“滿招損，謙受益”。謙虛不僅是保證自己不斷進步的重要方法，更是避免禍患的重要途徑。當一個人妄自尊大的時候，禍患也就會隨之而來。為人太過狂妄，會招致別人的嫉恨，這等於是給自己找麻煩，因此，真正有修養的人是不會以高姿態待人的，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們總是能夠以一種低姿態示人。
禍患有時候不是來自敵人而是來自自己身邊，而且這種災禍是很難防範的。想要避免這種禍患發生在自己的身上，就必須學會謙卑，無論是對什麼人，都要始終以平等的姿態對待他人，尤其是對於身在高位的人來說，更是如此。高位本就是人人都羨慕的，若是身在高位的人不能謙虛有禮，那麼覬覦高位的人在受到貶斥的時候，就可能會鋌而走險，以非常手段對付身在高位的人。
孫策人稱江東“小霸王”，於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渡過長江經營江東地方，經過幾年的苦戰，終於占據了江東的大片土地。他聽說曹操與袁紹鏖戰於官渡，就計劃乘虛襲擊曹操的根據地許昌。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曰靈台，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孟子·梁惠王上》
南懷瑾先生認為在孟子的那個時代，沒有什麼社會福利制度，統治者不會去建築一個公園，和老百姓共享，一起遊樂。只有帝王的宮室，才會有這樣的建築，老百姓根本不准去遊玩。所以孟子當時提出這兩個史實來，就等於建議梁惠王實施我們現代的共有、共享的政治思想。在時代背景上而言，孟子在那個時代能提出這種政治思想，實在是了不起的。
孟子藉助文王修建靈台而百姓自發過來幫忙的故事和夏桀暴虐，為天下人所痛恨的故事說明了一個道理：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在我國古代家天下的背景之下，孟子的這個思想是很超前的。他認為統治者必須使萬民都高興了，才能去享受園林之樂，這才是真正的快樂。這種思想在後來的封建社會的統治中也有所體現。事實上這體現的也是一種愛的精神，這種愛民的精神雖然最終的目的是維護統治，但仍然是一種大愛。
封建時代皇權至上，皇帝擁有生殺大權，這也導致很多皇帝驕奢淫逸，奴役百姓，而這些人最終為人們所不能忍受，從而被推翻。因而愛的精神不僅是一種至高無上的修養，也是一種實際的治國方略。
隋煬帝楊廣是一個沒有愛人精神的人。他只顧自己享受，而不理天下百姓的想法，推行了一系列暴政，結果斷送了隋朝的江山。
隋煬帝登基之後，開始大肆搜刮百姓，在洛陽建立宮殿，並讓地方官吏進獻美女。為了個人享受，他在運河開通之後，建造龍舟，多次下江南，同時三征高麗，勞民傷財。天下百姓不堪暴政，紛紛起來反抗，隋朝由此而覆滅，李淵集團趁機起兵，最終取得天下，建立起大唐王朝。
唐朝建立之後，吸收隋朝滅亡的教訓，開始實施仁政。唐太宗李世民採取了一系列安定民生的措施，使得唐朝的統治逐漸穩固下來。
首先，李世民注意調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隋朝滅亡的一部分原因是世家大族的反抗。李家本就是一個大家族，起來反隋後，建立了唐朝。
其次，李世民意識到農民是統治的基礎，當農民階級與統治階級利益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時，統治階級的統治根基就將動搖。他曾經說：“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於是，李世民採取了輕徭薄賦的做法，減少了農民的徭役和稅收，並大力發展農業，使經濟得以恢復。
再次，李世民通過科舉制度選拔人才，任用賢才為官，使得吏治清明，百姓得以安居樂業。
李世民的這種休養生息的做法，開創了唐朝的盛世局面。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天下人是一體的，若是我們只追求個人的快樂，而忽視別人的快樂，那麼這種快樂也不會長久。而且“獨樂樂”也並不是真正的快樂。
“愛人”是人們生活在這個社會中應該具備的精神。社會是一體的，大家應該處在一個水平線上，即使大家的生活不能完全相同，也不能相差太遠。若是我們只追求個人的快樂，而忽視身邊人的快樂，那麼這種孤寂的快樂不要也罷。在我們的生活中也有一部分人，他們享受著社會帶給他們的優越生活，卻沒有注意到還有人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社會只有均衡發展，經濟才能持續繁榮，當貧富差距超越一定的界限從而打破平衡時，也就是社會出現危機的時候。到了那個時候，大家都會回歸到原點，那些“獨樂樂”的人到時候也要嘗試過貧窮的生活，“獨樂樂”就將變成“眾苦苦”。
第32章 謙虛是重要的品質
禍患往往會在人謙卑時消失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道德經》
古代得道的人，幽微、精妙、玄奧、通達，他的精神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夠了解的。因為難以了解，所以只能勉強把它描述一下。他立身行事，猶豫小心，就如同冬天過河，不敢貿然下水似的;他謹慎戒懼，就好像怕四鄰窺伺一般;他為人處事莊重恭敬，彬彬有禮;他修道進德，除情去欲，如同春雪溶化一樣;他的本質敦厚樸實，就像沒有雕琢的素材;他胸懷寬廣，態度謙下，就像淵深的山谷;他的表現渾噩愚昧，不露鋒芒，就像混濁的大水一樣。誰能在渾濁動盪的局面安定下來，澄清自己?誰又能在安靜中求變，慢慢地發展自己?明白這個道理的人不會自滿，就是因為他不自滿所以能去舊的換新的，心靈中永遠保持清明活潑。
南懷瑾先生在講解這句話的時候提出了“動”與“靜”的哲學。所謂“動”就是一種科學的進取精神，所謂“靜”就是適時收斂。人的一生必須把握好動與靜才能走得平穩。動是每個人都會做到的，關鍵是靜，很多人不能靜，因為他們總是要求得太多，就產生了急功近利的心態，就容易招來禍患。因此，人們應該修習靜的本事，靜就是平靜心靈，就像老子所說的一樣，只有靜下來，人們才能時時謙卑，事事小心，才能慢慢地發展，達到得道的地步。
這裡就有了一個謙虛的問題。謙虛是一種美德，“滿招損，謙受益”。謙虛不僅是保證自己不斷進步的重要方法，更是避免禍患的重要途徑。當一個人妄自尊大的時候，禍患也就會隨之而來。為人太過狂妄，會招致別人的嫉恨，這等於是給自己找麻煩，因此，真正有修養的人是不會以高姿態待人的，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們總是能夠以一種低姿態示人。
禍患有時候不是來自敵人而是來自自己身邊，而且這種災禍是很難防範的。想要避免這種禍患發生在自己的身上，就必須學會謙卑，無論是對什麼人，都要始終以平等的姿態對待他人，尤其是對於身在高位的人來說，更是如此。高位本就是人人都羨慕的，若是身在高位的人不能謙虛有禮，那麼覬覦高位的人在受到貶斥的時候，就可能會鋌而走險，以非常手段對付身在高位的人。
孫策人稱江東“小霸王”，於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渡過長江經營江東地方，經過幾年的苦戰，終於占據了江東的大片土地。他聽說曹操與袁紹鏖戰於官渡，就計劃乘虛襲擊曹操的根據地許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