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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是講臣道，專門講幹部對上面盡忠的道理，但是盡忠不能只作單方面的要求，如果上面領導得不對，下面也不可能忠心的，所以王朗在這裡引申，要上位者有真正的道德，下面自然感激思義，這和《論語·為政》孔子所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兩句話的意思一樣。王朗在這裡就是襲用孔子的這兩句話，予以闡述。任德感義的，同“道義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一樣，可以達到最高的政治目的。假使靠察察為明，使下面的人怕做錯了成為風氣，就與孔子所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的結果相同。就是說不要認為拿政治的體制來領導人，拿法令來管理人，是很好的政治。法令越多，矛盾越多，一般人就在法令的空隙中逃避了責任，而且自認為很高明，在內心上無所慚愧。他最後說，這兩種情形之下，好壞的懸殊很大，主要的還是在於領導人自己的權衡，像天平一樣，不能一頭低一頭高，要持平。但一個領導人、大幹部，決定大事的時候，不能斤斤計較小的地方。
……
或曰：季文子，公孫弘，此二人皆折節儉素，而毀譽不同，何也?
這是歷史上兩個人的評論。季文子是春秋時名臣，道德非常高。公孫弘是漢朝有名的宰相，此人來自鄉間，平民出身，很有道德，名聞天下，一直做漢武帝的宰相。雖然做了幾十年宰相，家裡吃的菜，還是鄉巴佬吃的菜根、豆腐、粗茶淡飯，穿的衣服舊兮兮的，非常樸素。我們看《史記》公孫弘的傳記，一長篇寫下來都是好的，實在令人佩服，不好的寫在別人的傳記里了。這是司馬遷寫傳記的筆法。公孫弘這個人實際上是在漢武帝面前作假，等於民國以來的軍閥馮玉祥一樣，和士兵一起吃飯的時候啃窩窩頭，回去燕窩雞湯燉得好好的，外面穿破棉大衣，裡面卻穿的是最好的貂皮背心，公孫弘就是如此。季文子和公孫弘都折節--所謂“折節”，在古書上常看到，如“折節”讀書。曾國藩有幾個部下，器宇很大，但學問不夠，受了曾國藩的影響，再回去讀書。結果變成文武全才，這情形就叫作折節讀書。換句話說，就像一棵樹長得很高，自己彎下來，就是對人謙虛，雖然身為長官，對部下卻很客氣，很謙虛，所謂禮賢下士，也是折節的意思。這段書說，季文子、公孫弘這兩個人，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尊榮，都不擺架子，自己也能儉樸、本素，可是當時以及歷史上，對這兩個人的毀譽，卻完全不同。司馬遷對公孫弘是親眼看到的，寫歷史的人，手裡拿了一枝筆，絕不會姑息的，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可是中國的歷史，大多都是隔一代寫的，當代多是記錄下來的筆記。由此觀之，問題很大，隔了一代，就有許多事情不夠真實。但是評論歷史人物，卻的確需要隔一代。在當代要批評人物，也得留點情面，這就有感情的成分存在，隔一代的評論就不同了，沒有情感和利害關係，才能冷靜客觀。這裡的兩個人，在當時的為人處世型態和做法是一樣的，當代的人很難評論，而後來歷史的評論，完全不同。這是什麼道理?
范曄稱：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
范曄是《後漢書》的作者，南北朝劉宋時的名臣。他說范曄曾說過，人並不是各個都仁，有些人拿“仁”來做幌子，在政治上假借仁為手段，以達到個人的私利;另外有些人處處講義，做事情講究應不應該，合不合理，可是並不一定是為了一個義的目標而做的。
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黠譏其多許，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者。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故前志雲，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無以殊，核其為仁，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
這仍是范曄的話，他說季文子身為宰相，他的太太們身上沒有穿過好的衣服，魯國人談起來，都認為這是自己國家的光榮。可是漢武帝時候的公孫弘，當了宰相，一輩子穿布衣服。(等於現在的人，始終穿一套卡其布中山裝，這樣不好嗎，說他作假，作一輩子可也不容易。)而和他同朝的監察御史汲黯，(這個人漢武帝都怕他，監察御史的職權大得很，皇帝不對，有時他也當面頂起來。古專制時代的皇帝也不好當的。汲黯講話不大清楚，有點大舌頭，好幾次為了國家大事，和漢武帝爭吵，他站在那裡，結結巴巴講不出話來，把漢武帝都逗笑了，依他的意見，教他不要急。)這個骨鯁之臣，硬作風的人，就當面指責公孫弘是作假。季文子和公孫弘的實際行為都是一樣的，可是在歷史上，季文子絕對是好的，公孫弘則後世認為他在作假，是什麼理由?這就要自己去體會。
用仁義做手段來興利，或為了天下的利益，或為自己的利益，一是為公，一是為私，差別就在這裡。換句話說，歷史是很公平的。如果真的做了一件事，在歷史上站得住，留給後世的人景仰，是的就是，非的就非。所以前人書上的記載(指孔子的話)說：“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有些部下，怕觸犯上面規定的法令，怕不合規定，勉強做到仁的境界，這樣做就不是自然的，不是本身的思想道德與政治道德的修養。所以比較起來，這幾種為仁的表現雖然一樣，但是仔細考核起來，他內在思想上，心理的動機是有差別的。有些人天生的就仁慈。如以歷史上的帝王來說，宋太祖趙匡胤就天生的仁慈。
一部二十四史，幾乎沒有一個開國皇帝不殺功臣的，只有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成為歷史的美談。等於是坦白地說明了，他手下這些將領，在起義當時，都是他的同事，當時他只是憲兵司令兼警備司令這一類的官，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同事們把他捧起來，當了皇帝。後來他想也是很難辦。我們看了一部二十四史，做領袖的確很難，我們常說朱元璋刻薄，殺的功臣最慘，如果人生經驗體會得多了，到了那種情況，也真沒有辦法。朱元璋本來很好的，當了皇帝還念舊，把當年種田的朋友找來，給他們官做，可是他們在朝廷里亂講空話，把當年小時候打架踢屁股的事都說出來，說一次還不要緊，常常說，連其他的大臣都受不了，只有宰了。不要說當皇帝，很多人上了台以後，一些老朋友、老同學，來了一起做事，也一樣以老同學關係，在公開場合說空話。所以趙匡胤當了皇帝以後，一些同時打天下的人，恃寵而驕了，使趙匡胤沒有辦法，只好請大家來吃飯。酒喝多了，飯吃飽了，他對大家說，皇帝這個位置不好坐呀!大家說，這有什麼不好坐，大家擁護你到底。趙匡胤說，你們當時把黃袍替我穿上就逼我做皇帝，假使有一天，別人也把黃袍替你穿上，又該怎麼辦?這一下大家明白了，站起來問他該怎樣才好，一定聽他的。於是趙匡胤說，大家要什麼給什麼，回家享福好不好?大臣們只好照辦。這就叫做杯酒釋兵權，所以沒有殺過功臣。這是研究趙匡胤的這一面，他確實很仁慈。
這篇是講臣道，專門講幹部對上面盡忠的道理，但是盡忠不能只作單方面的要求，如果上面領導得不對，下面也不可能忠心的，所以王朗在這裡引申，要上位者有真正的道德，下面自然感激思義，這和《論語·為政》孔子所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兩句話的意思一樣。王朗在這裡就是襲用孔子的這兩句話，予以闡述。任德感義的，同“道義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一樣，可以達到最高的政治目的。假使靠察察為明，使下面的人怕做錯了成為風氣，就與孔子所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的結果相同。就是說不要認為拿政治的體制來領導人，拿法令來管理人，是很好的政治。法令越多，矛盾越多，一般人就在法令的空隙中逃避了責任，而且自認為很高明，在內心上無所慚愧。他最後說，這兩種情形之下，好壞的懸殊很大，主要的還是在於領導人自己的權衡，像天平一樣，不能一頭低一頭高，要持平。但一個領導人、大幹部，決定大事的時候，不能斤斤計較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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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季文子，公孫弘，此二人皆折節儉素，而毀譽不同，何也?
這是歷史上兩個人的評論。季文子是春秋時名臣，道德非常高。公孫弘是漢朝有名的宰相，此人來自鄉間，平民出身，很有道德，名聞天下，一直做漢武帝的宰相。雖然做了幾十年宰相，家裡吃的菜，還是鄉巴佬吃的菜根、豆腐、粗茶淡飯，穿的衣服舊兮兮的，非常樸素。我們看《史記》公孫弘的傳記，一長篇寫下來都是好的，實在令人佩服，不好的寫在別人的傳記里了。這是司馬遷寫傳記的筆法。公孫弘這個人實際上是在漢武帝面前作假，等於民國以來的軍閥馮玉祥一樣，和士兵一起吃飯的時候啃窩窩頭，回去燕窩雞湯燉得好好的，外面穿破棉大衣，裡面卻穿的是最好的貂皮背心，公孫弘就是如此。季文子和公孫弘都折節--所謂“折節”，在古書上常看到，如“折節”讀書。曾國藩有幾個部下，器宇很大，但學問不夠，受了曾國藩的影響，再回去讀書。結果變成文武全才，這情形就叫作折節讀書。換句話說，就像一棵樹長得很高，自己彎下來，就是對人謙虛，雖然身為長官，對部下卻很客氣，很謙虛，所謂禮賢下士，也是折節的意思。這段書說，季文子、公孫弘這兩個人，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尊榮，都不擺架子，自己也能儉樸、本素，可是當時以及歷史上，對這兩個人的毀譽，卻完全不同。司馬遷對公孫弘是親眼看到的，寫歷史的人，手裡拿了一枝筆，絕不會姑息的，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可是中國的歷史，大多都是隔一代寫的，當代多是記錄下來的筆記。由此觀之，問題很大，隔了一代，就有許多事情不夠真實。但是評論歷史人物，卻的確需要隔一代。在當代要批評人物，也得留點情面，這就有感情的成分存在，隔一代的評論就不同了，沒有情感和利害關係，才能冷靜客觀。這裡的兩個人，在當時的為人處世型態和做法是一樣的，當代的人很難評論，而後來歷史的評論，完全不同。這是什麼道理?
范曄稱：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
范曄是《後漢書》的作者，南北朝劉宋時的名臣。他說范曄曾說過，人並不是各個都仁，有些人拿“仁”來做幌子，在政治上假借仁為手段，以達到個人的私利;另外有些人處處講義，做事情講究應不應該，合不合理，可是並不一定是為了一個義的目標而做的。
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黠譏其多許，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者。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故前志雲，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無以殊，核其為仁，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
這仍是范曄的話，他說季文子身為宰相，他的太太們身上沒有穿過好的衣服，魯國人談起來，都認為這是自己國家的光榮。可是漢武帝時候的公孫弘，當了宰相，一輩子穿布衣服。(等於現在的人，始終穿一套卡其布中山裝，這樣不好嗎，說他作假，作一輩子可也不容易。)而和他同朝的監察御史汲黯，(這個人漢武帝都怕他，監察御史的職權大得很，皇帝不對，有時他也當面頂起來。古專制時代的皇帝也不好當的。汲黯講話不大清楚，有點大舌頭，好幾次為了國家大事，和漢武帝爭吵，他站在那裡，結結巴巴講不出話來，把漢武帝都逗笑了，依他的意見，教他不要急。)這個骨鯁之臣，硬作風的人，就當面指責公孫弘是作假。季文子和公孫弘的實際行為都是一樣的，可是在歷史上，季文子絕對是好的，公孫弘則後世認為他在作假，是什麼理由?這就要自己去體會。
用仁義做手段來興利，或為了天下的利益，或為自己的利益，一是為公，一是為私，差別就在這裡。換句話說，歷史是很公平的。如果真的做了一件事，在歷史上站得住，留給後世的人景仰，是的就是，非的就非。所以前人書上的記載(指孔子的話)說：“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有些部下，怕觸犯上面規定的法令，怕不合規定，勉強做到仁的境界，這樣做就不是自然的，不是本身的思想道德與政治道德的修養。所以比較起來，這幾種為仁的表現雖然一樣，但是仔細考核起來，他內在思想上，心理的動機是有差別的。有些人天生的就仁慈。如以歷史上的帝王來說，宋太祖趙匡胤就天生的仁慈。
一部二十四史，幾乎沒有一個開國皇帝不殺功臣的，只有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成為歷史的美談。等於是坦白地說明了，他手下這些將領，在起義當時，都是他的同事，當時他只是憲兵司令兼警備司令這一類的官，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同事們把他捧起來，當了皇帝。後來他想也是很難辦。我們看了一部二十四史，做領袖的確很難，我們常說朱元璋刻薄，殺的功臣最慘，如果人生經驗體會得多了，到了那種情況，也真沒有辦法。朱元璋本來很好的，當了皇帝還念舊，把當年種田的朋友找來，給他們官做，可是他們在朝廷里亂講空話，把當年小時候打架踢屁股的事都說出來，說一次還不要緊，常常說，連其他的大臣都受不了，只有宰了。不要說當皇帝，很多人上了台以後，一些老朋友、老同學，來了一起做事，也一樣以老同學關係，在公開場合說空話。所以趙匡胤當了皇帝以後，一些同時打天下的人，恃寵而驕了，使趙匡胤沒有辦法，只好請大家來吃飯。酒喝多了，飯吃飽了，他對大家說，皇帝這個位置不好坐呀!大家說，這有什麼不好坐，大家擁護你到底。趙匡胤說，你們當時把黃袍替我穿上就逼我做皇帝，假使有一天，別人也把黃袍替你穿上，又該怎麼辦?這一下大家明白了，站起來問他該怎樣才好，一定聽他的。於是趙匡胤說，大家要什麼給什麼，回家享福好不好?大臣們只好照辦。這就叫做杯酒釋兵權，所以沒有殺過功臣。這是研究趙匡胤的這一面，他確實很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