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頁
管子曰：“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理;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申於諸侯。”此則自負其才，以濟世為度者也。此皆士之行已，死與不死之明效也。
這裡是引用管仲的一段自白來作評論。大家都知道管仲是齊桓公的名相，可是最初管仲是齊桓公的敵人，情形和季布與劉邦的關係是一樣的。管仲本來是幫助齊桓公的勁敵也是兄弟公子糾的，管仲曾經用箭射齊桓公，而且射中了。只是很湊巧，剛好射在腰帶的環節上，齊桓公命大沒有死。後來齊桓公成功了，公子糾手下的人，都被殺光了。找到管仲的時候，管仲把手在背後一反剪，讓齊桓公的手下綁起來，自己不願自殺，而被送到齊桓公面前。因為他心裡清楚，有一個好朋友鮑叔牙，在齊桓公面前做事，一定會保他。齊桓公一看到他，果然非常生氣要殺他。鮑叔牙就對齊桓公說，你既然要成霸主，要治平天下，在歷史上留名，就不能殺他。鮑叔牙這一保證，齊桓公就重用了他，(當然也要齊桓公這種人，才會這樣做。)後來果然做了一代名臣。可是有人批評管仲，管仲就說：人們認為我被打敗了，關在牢里，變在囚犯是可恥的，我卻不認為這是可恥的。我認為可恥的是，一個知識分子活了一輩子不能治平天下，對國家社會沒有貢獻。人們認為公子糾死了，我就應該跟他死，不跟他死就是可恥。但我並不認為這是可恥的，而我認為我有大才，可以使一個國家稱霸天下，所以在我認為可恥的，是有此大才而不能使威信布於天下，這才是真正的可恥。
《長短經》的作者於是作結論說，像管仲這一類的思想，絕不把生死之間的問題看得太嚴重，因為他自負有才能，目標以對社會，對國家，對天下，濟世功業為範圍。所以上面所提的泄冶以迄於管仲的這些歷史經驗，都是說明知識分子，對自己一生的行為，在死與不死之間，有很明白的經驗與比較。
……
或曰：宗愨之賤也，見輕庾業，及其貴也，請業長史，何如?
這是說另外一個歷史故事：在《滕王閣序》里，提到過宗愨這個人，“有懷投筆，慕宗愨之長風”所說的宗愨就是這個人，他是劉宋時代人。(歷史上的“宋代”分辨起來很討厭。宋有北宋、南宋。這個宋是唐代以後的宋朝，宋高宗南渡以後稱南宋，南渡以前稱北宋，是趙匡胤打下的天下，由趙家做皇帝。而劉宋則是南北朝時期，南朝的第一個朝代，因為這個劉宋的第一個皇帝，也是和漢高祖一樣由平民老百姓起來的劉裕。所以後世讀歷史，為了便於分別朝代，就對這晉以後南北朝的宋朝，稱作劉宋。而對唐以後的宋，有時則稱之為趙宋。)宗愨就是劉宋時代的人，在《長短經》里只說他是宋代人，但因為作者是唐代的人，絕不可能說到後來趙宋時代的人，所以讀書的時候，萬一發生類似的疑問，就要把歷史的年代弄清楚。這裡說當宗愨還沒得志的時候，他的同鄉庾業，有財、有權、有勢，闊氣得很，宴請客人的時候，總是幾十道菜，酒席擺得有一丈見方那麼多，而招待宗愨，則給他吃有稗子的雜糧煮的飯，而宗愨還是照樣吃飯。後來宗愨為豫州太守，相當於方面諸侯，軍權、政權、司法權、生殺之權集於一身，而他請庾業做秘書長了，絕沒有因為當年庾業對自己那樣看不起而記仇，這就是宗愨的度量。
最近看到一篇清人的筆記上記載，有個人原來去參加武舉考試的，因為他的文章也作得好，所以同時又轉而參加文舉，但是這和當時的制度不合，因此主持文舉考試的這位著名的學官，大發脾氣。因為這時已經是清朝中葉以後，重文輕武，對武人看不起，這也是清代衰落的原因之一。在當時文人進考場的時候，那些武官是到試場為考生背書包的。所以這些學官對這個轉考文舉的武秀才看不起，教人把他拉下去打三十板屁股。可是他挨了打以後，還是要求改考文舉。這位學官盛氣之下，當時就出了一個題目，限他即刻下筆。這位秀才提起筆就作好了。這位學官終歸是好的，還是准了他考文舉。後來這個人官做得很大，升到巡撫兼軍門提督，等於省主席兼督軍又兼戰區司令官，他還是帶了隨從去拜訪當年打他屁股的這位學台，而這位學台心裡難過極了，一直向他道歉。他卻感謝這頓打激勵了他，並請這位學台當秘書長。從這些地方我們就看到，小器的人，往往沒有什麼事業前途。所以說，器度很重要。而且人與人相處，器度大則人生過得很快活，何況中國的老話： “人生何處不相逢?”這段書就是討論宗愨對庾業的事情，該是怎麼個說法，下面引用斐子野的話：
斐子野曰：夫貧而無戚，賤而無門，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亻免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責騁群雄之上，韓、黥之志也。車身之事則同，居車之情已異。若宗元斡無作於革具，有韓、黥之度矣，終棄舊惡，長者哉!
他說一個人在窮困中，心裡不憂不愁;在低賤的時候，沒有地位，到處被人看不起，內心也不煩惱，不苦悶，這是知識分子的基本修養，淡泊於天命和平常，窮就窮，無所謂，而胸懷更偉大的理想，另具有長遠的眼光。只有像曾子、原憲這兩位孔子的學生，才有這樣的器度、修養和德性。再其次有一種人，“降志辱身”，倒霉的時候，把自己的思想意志降低，倒霉的時候就做倒霉的事，乃至身體被人侮屏都可以，頭都不招，眉毛都掛下來，眼睛都不看人，佝著背，到處向人家磕頭作揖，在一批庸庸碌碌的人下面，忍受委屈。一旦得意的時候，則像在一些英雄的頭上跑馬似的，這就是韓信、黥布一流的人物。他們都是漢高祖面前兩位大將。黥布封為九江王，他在秦始皇時代做流氓，犯過法，臉上刺了黑字，所以名黥布，後來貴為九江王。韓信則在倒霉的時候，腰上帶了一把劍，遇到流氓，流氓罵他飯都沒有吃，沒有資格佩劍，迫他從胯下爬過去。後來韓信當了三齊王，那個流氓到處躲，韓信還把他請來作官，並且說當年如果不是這一次侮辱，還懶得出去奮鬥呢!最後漢高祖把他抓來的時候，本來不想殺他，還和他說笑話。他批評某些人的能力只可以帶多少兵，漢高祖問他自己能帶多少兵，他說多多益善。漢高祖說：你牛吹得太大了，那麼我可以帶多少兵?韓信說，陛下不能帶兵，可是能將將。韓信當時是把所有的同事都看不起。他對這些同事，也都是身為大元帥的批評別人的那兩句名言：“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其實反省過來，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都是如此--“公等碌碌，因人成事。”這句話也形容出韓信在得意的時候，有如天馬行空，在一般英雄頭上馳騁。
由此看來，有的人不怨天不尤人，願意過平淡的生活，這是高度的道德修養，只有曾子、原憲這一類的人才做得到。但是有一類英雄也做得到，不得志的時候委屈，乃至一輩子委屈，也做得到，可是到得志的時候，就馳騁群雄之上，這就和曾子、原憲不一樣。而這兩種人，“卑身之事則同”，當不得志的時候，生活形態搞得很卑賤，被人看不起的那個情形，是相同的。可是處在卑賤時，這兩種人的思想情操，則絕對不同。一種是英雄情操，得志就干，不得志只好委屈;另一種是道德情操的思想，卻認為人生本來是要平淡，並不是要富貴，所以“居卑之情已異”。
這裡是引用管仲的一段自白來作評論。大家都知道管仲是齊桓公的名相，可是最初管仲是齊桓公的敵人，情形和季布與劉邦的關係是一樣的。管仲本來是幫助齊桓公的勁敵也是兄弟公子糾的，管仲曾經用箭射齊桓公，而且射中了。只是很湊巧，剛好射在腰帶的環節上，齊桓公命大沒有死。後來齊桓公成功了，公子糾手下的人，都被殺光了。找到管仲的時候，管仲把手在背後一反剪，讓齊桓公的手下綁起來，自己不願自殺，而被送到齊桓公面前。因為他心裡清楚，有一個好朋友鮑叔牙，在齊桓公面前做事，一定會保他。齊桓公一看到他，果然非常生氣要殺他。鮑叔牙就對齊桓公說，你既然要成霸主，要治平天下，在歷史上留名，就不能殺他。鮑叔牙這一保證，齊桓公就重用了他，(當然也要齊桓公這種人，才會這樣做。)後來果然做了一代名臣。可是有人批評管仲，管仲就說：人們認為我被打敗了，關在牢里，變在囚犯是可恥的，我卻不認為這是可恥的。我認為可恥的是，一個知識分子活了一輩子不能治平天下，對國家社會沒有貢獻。人們認為公子糾死了，我就應該跟他死，不跟他死就是可恥。但我並不認為這是可恥的，而我認為我有大才，可以使一個國家稱霸天下，所以在我認為可恥的，是有此大才而不能使威信布於天下，這才是真正的可恥。
《長短經》的作者於是作結論說，像管仲這一類的思想，絕不把生死之間的問題看得太嚴重，因為他自負有才能，目標以對社會，對國家，對天下，濟世功業為範圍。所以上面所提的泄冶以迄於管仲的這些歷史經驗，都是說明知識分子，對自己一生的行為，在死與不死之間，有很明白的經驗與比較。
……
或曰：宗愨之賤也，見輕庾業，及其貴也，請業長史，何如?
這是說另外一個歷史故事：在《滕王閣序》里，提到過宗愨這個人，“有懷投筆，慕宗愨之長風”所說的宗愨就是這個人，他是劉宋時代人。(歷史上的“宋代”分辨起來很討厭。宋有北宋、南宋。這個宋是唐代以後的宋朝，宋高宗南渡以後稱南宋，南渡以前稱北宋，是趙匡胤打下的天下，由趙家做皇帝。而劉宋則是南北朝時期，南朝的第一個朝代，因為這個劉宋的第一個皇帝，也是和漢高祖一樣由平民老百姓起來的劉裕。所以後世讀歷史，為了便於分別朝代，就對這晉以後南北朝的宋朝，稱作劉宋。而對唐以後的宋，有時則稱之為趙宋。)宗愨就是劉宋時代的人，在《長短經》里只說他是宋代人，但因為作者是唐代的人，絕不可能說到後來趙宋時代的人，所以讀書的時候，萬一發生類似的疑問，就要把歷史的年代弄清楚。這裡說當宗愨還沒得志的時候，他的同鄉庾業，有財、有權、有勢，闊氣得很，宴請客人的時候，總是幾十道菜，酒席擺得有一丈見方那麼多，而招待宗愨，則給他吃有稗子的雜糧煮的飯，而宗愨還是照樣吃飯。後來宗愨為豫州太守，相當於方面諸侯，軍權、政權、司法權、生殺之權集於一身，而他請庾業做秘書長了，絕沒有因為當年庾業對自己那樣看不起而記仇，這就是宗愨的度量。
最近看到一篇清人的筆記上記載，有個人原來去參加武舉考試的，因為他的文章也作得好，所以同時又轉而參加文舉，但是這和當時的制度不合，因此主持文舉考試的這位著名的學官，大發脾氣。因為這時已經是清朝中葉以後，重文輕武，對武人看不起，這也是清代衰落的原因之一。在當時文人進考場的時候，那些武官是到試場為考生背書包的。所以這些學官對這個轉考文舉的武秀才看不起，教人把他拉下去打三十板屁股。可是他挨了打以後，還是要求改考文舉。這位學官盛氣之下，當時就出了一個題目，限他即刻下筆。這位秀才提起筆就作好了。這位學官終歸是好的，還是准了他考文舉。後來這個人官做得很大，升到巡撫兼軍門提督，等於省主席兼督軍又兼戰區司令官，他還是帶了隨從去拜訪當年打他屁股的這位學台，而這位學台心裡難過極了，一直向他道歉。他卻感謝這頓打激勵了他，並請這位學台當秘書長。從這些地方我們就看到，小器的人，往往沒有什麼事業前途。所以說，器度很重要。而且人與人相處，器度大則人生過得很快活，何況中國的老話： “人生何處不相逢?”這段書就是討論宗愨對庾業的事情，該是怎麼個說法，下面引用斐子野的話：
斐子野曰：夫貧而無戚，賤而無門，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亻免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責騁群雄之上，韓、黥之志也。車身之事則同，居車之情已異。若宗元斡無作於革具，有韓、黥之度矣，終棄舊惡，長者哉!
他說一個人在窮困中，心裡不憂不愁;在低賤的時候，沒有地位，到處被人看不起，內心也不煩惱，不苦悶，這是知識分子的基本修養，淡泊於天命和平常，窮就窮，無所謂，而胸懷更偉大的理想，另具有長遠的眼光。只有像曾子、原憲這兩位孔子的學生，才有這樣的器度、修養和德性。再其次有一種人，“降志辱身”，倒霉的時候，把自己的思想意志降低，倒霉的時候就做倒霉的事，乃至身體被人侮屏都可以，頭都不招，眉毛都掛下來，眼睛都不看人，佝著背，到處向人家磕頭作揖，在一批庸庸碌碌的人下面，忍受委屈。一旦得意的時候，則像在一些英雄的頭上跑馬似的，這就是韓信、黥布一流的人物。他們都是漢高祖面前兩位大將。黥布封為九江王，他在秦始皇時代做流氓，犯過法，臉上刺了黑字，所以名黥布，後來貴為九江王。韓信則在倒霉的時候，腰上帶了一把劍，遇到流氓，流氓罵他飯都沒有吃，沒有資格佩劍，迫他從胯下爬過去。後來韓信當了三齊王，那個流氓到處躲，韓信還把他請來作官，並且說當年如果不是這一次侮辱，還懶得出去奮鬥呢!最後漢高祖把他抓來的時候，本來不想殺他，還和他說笑話。他批評某些人的能力只可以帶多少兵，漢高祖問他自己能帶多少兵，他說多多益善。漢高祖說：你牛吹得太大了，那麼我可以帶多少兵?韓信說，陛下不能帶兵，可是能將將。韓信當時是把所有的同事都看不起。他對這些同事，也都是身為大元帥的批評別人的那兩句名言：“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其實反省過來，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都是如此--“公等碌碌，因人成事。”這句話也形容出韓信在得意的時候，有如天馬行空，在一般英雄頭上馳騁。
由此看來，有的人不怨天不尤人，願意過平淡的生活，這是高度的道德修養，只有曾子、原憲這一類的人才做得到。但是有一類英雄也做得到，不得志的時候委屈，乃至一輩子委屈，也做得到，可是到得志的時候，就馳騁群雄之上，這就和曾子、原憲不一樣。而這兩種人，“卑身之事則同”，當不得志的時候，生活形態搞得很卑賤，被人看不起的那個情形，是相同的。可是處在卑賤時，這兩種人的思想情操，則絕對不同。一種是英雄情操，得志就干，不得志只好委屈;另一種是道德情操的思想，卻認為人生本來是要平淡，並不是要富貴，所以“居卑之情已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