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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這些歷史故事，都是說“臣行”的，所謂臣行，也就是人臣的自處與處事之道。一個人做事對自己的立場要認識清楚。
下面繼續提出臧洪死張超之難的故事，討論他是不是可稱為義?臧洪死張超之難故事的原文，在這段文章的後面，用括號引述出來了。我們必須先了解這個歷史故事的實際經過情形，然後再說它的道理。在這裡大家一定會奇怪古人寫文章為什麼這麼彆扭，把論理的文字，寫在前面，而把所討論的歷史故事，寫在後面。這是因為古人認為這些歷史故事，每一個讀書人都知道了，假使先敘述故事，再論道理，在古代認為這是丟人的事，甚至認為作者看不起人，好像表示別人對歷史都不懂，只有他懂似的。因為中國古代讀書人，大多都對歷史典故很熟。現在可不同了，一般寫論文，都是東抄西抄一大堆，寫出來的意見，不是作者的，而是抄來的。這是古今之不同。其次，古人有時引述的歷史故事，在文章中等於現在文體的註解，所以放在正文的後面，這是我們對於古今文體需要了解的地方。我們是現代人，就走現代的路線，從後面讀起，先把這段歷史故事了解，等一下再回過來看它對這個故事的評論。
昔廣陵太守張超委政臧洪，後袁紹亦與結友，及曹操國張超於雍丘，洪聞起被圍，乃徒跣號泣，勒兵救超，兼從紹請兵，紹不聽。超城陷，遂族誅超，洪由是怨紹，與之絕，紹興兵圍之，城陷誅死。
這是三國時的事。廣陵是現在的江蘇揚州一帶。張超是當地的太守，他把地方的政事交給了臧洪，後來袁紹也和他做朋友。有一次曹操在雍丘(現今河南杞縣)這個地方，把張超包圍起來。臧洪聽到這個消息，因為張超是他的朋友，又是長官，所以就光著腳，哭著到處替張超求救兵，一面自己也出兵。同時因為袁紹是朋友，也向袁紹求救兵，可是袁紹沒有理他。結果張超被曹操消滅了，全族都被殺了。臧洪就為這一件事情恨透了袁紹，而和他絕交了。朋友變成了冤家，於是袁紹又興兵圍攻臧洪，破城以後，臧洪也被殺掉了。
議曰：臧洪當縱橫之時，行平居之義，非立功之士也。
後來一般人討論這件事，就認為臧洪自己莫名其妙，頭腦不清楚，當三國那個時代，正是所謂縱橫時代，等於戰國時候一樣，是沒有道義的社會，談不到要為哪一個盡道義，立身於社會中，對當時的環境看不清楚，在縱橫的時代，而去講道德、講仁義，亂世中去講太平時候的高論，當然搞不好，這就是所謂：“居今之時，行古之道，殆矣!”在現在的時代，要想實行三代以上的禮樂之道，是走不通的。因此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思想，並不呆板，他教我們要趕上時代。“當縱橫之時，行平居之義，非立功之世。”就是對臧洪的結論，這樣做，如果想立功、立業，救時代、救社會，是辦不到的。
現在再回過來看《長短經》的作者，對臧洪這件歷史故事的評論，他首先提出問題：
……
或曰：臧洪死張超之難，可謂義乎?
假定有人問臧洪這樣為張起而死，夠不夠得上是義氣?於是他引用范曄的話：
范曄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相其徒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許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纖倒懸之會，忿悄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
范曄是說，曹操圍攻雍丘，消滅張超，當時臧洪為了朋友，到處請兵，可以說是一種壯烈的情操。而他赤了足，奔走號哭的行為真值得同情。因為英雄豪傑，在某種環境之下，對於是非善惡的取捨，與普通一般人的講究仁義，在心理上是兩樣的，(讀古書到這裡，要想一下，為什麼豪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我們可以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馬丁路德的名言，“不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為了達到最高的主義，最高的理想，有時候內心儘管痛苦，也不得不作些小的犧牲。在平時作人也如此，假定現在朋友、同事之間，家庭有了困難，即使下雨下雪，沒船沒車，走路也得趕去幫忙。但到了一個非常的時候，自己有大的任務在身，那恐怕就不能顧全這個朋友之間道義的小節了。所以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浸浸然，小人哉!”這個話就很妙了。孔、孟之道，總是教人忠信，講話一定兌現，做事一定要有結果，面孔子卻又說，這樣事事固執守信的，只是小人。這麼說來，是不是言不必行，講的話，過去了就算了嗎?並不是這個意思。讀書最怕如此斷章取義，必須要看整篇，才知道孔子這幾句話的意思。也就是說，大丈夫成大功，立大業，處大事，有個遠大的目標必須要完成的時候，有時就不能拘這些小節，小節只是個人應做的事。如為國家民族做更大的事，個人小節上顧不到，乃至挨別人的罵，也只好如此。
另外一個觀念：
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
在三國的時候，袁紹、曹操、張超這一班人，和任何亂世時代，據兵割地稱雄的人，都是一樣，有時雙方和平訂約了，有時候雙方又打起來，也和我們現代的國際局勢一樣，這是個非常時期。每逢一個非常時期，不要以為國際之間有道義信用，實際上都是在作戰，利害相同就結合，利害不相同就分手了。每個人都是在打自己的算盤，只要形勢上有需要，利害上有關係就做，這是當然的情形。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如果這一點看不清楚，而去與人講道義，就只有把命賠進去了。更何況，像三國時候，那種地方軍閥互相割據的戰爭局面下，雍丘是一個非常危險、孤零零的偏僻地方，臧洪只知道自己的朋友張超被曹操毀了，以為袁紹也是朋友，去請袁紹幫忙，卻不知道曹操與袁紹之間，因為利害的關係，已經結合了。這就是說臧洪的頭腦不夠，對時勢分析不清楚，如何去做好這工作?他想借袁紹的兵，把曹操打垮，這是很危險的。像吳三桂借滿清的兵打李自成，結果就成了滿人的天下。再以中國的軍事哲學--《孫子兵法》的思想來講，不冷靜地先求“謀攻”的關鍵，只是感情用事，以個人忿恨的私見，影響到作戰的決策，頭腦就昏了，心理上情緒的悲哀、怨恨，是軍事學上的大忌諱。這不只是限於軍事，在工作上有時碰到緊急困難的時候，個人的情緒忿捐之中，特別要注意，必須把這種情緒先除去，然後才能夠冷靜，才能把事情分析得清楚，“謀定而後動”而像臧洪這樣“徒跣且號，束甲請兵”，和以前戰國時候，吳楚之戰，楚被吳打垮了，楚名臣申包胥到秦國去請救兵，在秦庭哭上七天七夜的情形是一樣的。這樣對個人節操而言是對的，但對事情而言，這是沒有用的。不能解決問題。這裡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個人做人的情操是一回事，處理事情的觀點、看法、智慧的決定，又是另一回事。如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在他個人，是成了千秋萬世之名，但為楚國著想，借了外力秦兵去打關國，前門驅狼，後門進虎，也不是好辦法，還沒有聽說過這樣能復國圖存的。
下面繼續提出臧洪死張超之難的故事，討論他是不是可稱為義?臧洪死張超之難故事的原文，在這段文章的後面，用括號引述出來了。我們必須先了解這個歷史故事的實際經過情形，然後再說它的道理。在這裡大家一定會奇怪古人寫文章為什麼這麼彆扭，把論理的文字，寫在前面，而把所討論的歷史故事，寫在後面。這是因為古人認為這些歷史故事，每一個讀書人都知道了，假使先敘述故事，再論道理，在古代認為這是丟人的事，甚至認為作者看不起人，好像表示別人對歷史都不懂，只有他懂似的。因為中國古代讀書人，大多都對歷史典故很熟。現在可不同了，一般寫論文，都是東抄西抄一大堆，寫出來的意見，不是作者的，而是抄來的。這是古今之不同。其次，古人有時引述的歷史故事，在文章中等於現在文體的註解，所以放在正文的後面，這是我們對於古今文體需要了解的地方。我們是現代人，就走現代的路線，從後面讀起，先把這段歷史故事了解，等一下再回過來看它對這個故事的評論。
昔廣陵太守張超委政臧洪，後袁紹亦與結友，及曹操國張超於雍丘，洪聞起被圍，乃徒跣號泣，勒兵救超，兼從紹請兵，紹不聽。超城陷，遂族誅超，洪由是怨紹，與之絕，紹興兵圍之，城陷誅死。
這是三國時的事。廣陵是現在的江蘇揚州一帶。張超是當地的太守，他把地方的政事交給了臧洪，後來袁紹也和他做朋友。有一次曹操在雍丘(現今河南杞縣)這個地方，把張超包圍起來。臧洪聽到這個消息，因為張超是他的朋友，又是長官，所以就光著腳，哭著到處替張超求救兵，一面自己也出兵。同時因為袁紹是朋友，也向袁紹求救兵，可是袁紹沒有理他。結果張超被曹操消滅了，全族都被殺了。臧洪就為這一件事情恨透了袁紹，而和他絕交了。朋友變成了冤家，於是袁紹又興兵圍攻臧洪，破城以後，臧洪也被殺掉了。
議曰：臧洪當縱橫之時，行平居之義，非立功之士也。
後來一般人討論這件事，就認為臧洪自己莫名其妙，頭腦不清楚，當三國那個時代，正是所謂縱橫時代，等於戰國時候一樣，是沒有道義的社會，談不到要為哪一個盡道義，立身於社會中，對當時的環境看不清楚，在縱橫的時代，而去講道德、講仁義，亂世中去講太平時候的高論，當然搞不好，這就是所謂：“居今之時，行古之道，殆矣!”在現在的時代，要想實行三代以上的禮樂之道，是走不通的。因此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思想，並不呆板，他教我們要趕上時代。“當縱橫之時，行平居之義，非立功之世。”就是對臧洪的結論，這樣做，如果想立功、立業，救時代、救社會，是辦不到的。
現在再回過來看《長短經》的作者，對臧洪這件歷史故事的評論，他首先提出問題：
……
或曰：臧洪死張超之難，可謂義乎?
假定有人問臧洪這樣為張起而死，夠不夠得上是義氣?於是他引用范曄的話：
范曄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相其徒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許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纖倒懸之會，忿悄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荊則未聞。
范曄是說，曹操圍攻雍丘，消滅張超，當時臧洪為了朋友，到處請兵，可以說是一種壯烈的情操。而他赤了足，奔走號哭的行為真值得同情。因為英雄豪傑，在某種環境之下，對於是非善惡的取捨，與普通一般人的講究仁義，在心理上是兩樣的，(讀古書到這裡，要想一下，為什麼豪雄之所趣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我們可以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馬丁路德的名言，“不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為了達到最高的主義，最高的理想，有時候內心儘管痛苦，也不得不作些小的犧牲。在平時作人也如此，假定現在朋友、同事之間，家庭有了困難，即使下雨下雪，沒船沒車，走路也得趕去幫忙。但到了一個非常的時候，自己有大的任務在身，那恐怕就不能顧全這個朋友之間道義的小節了。所以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浸浸然，小人哉!”這個話就很妙了。孔、孟之道，總是教人忠信，講話一定兌現，做事一定要有結果，面孔子卻又說，這樣事事固執守信的，只是小人。這麼說來，是不是言不必行，講的話，過去了就算了嗎?並不是這個意思。讀書最怕如此斷章取義，必須要看整篇，才知道孔子這幾句話的意思。也就是說，大丈夫成大功，立大業，處大事，有個遠大的目標必須要完成的時候，有時就不能拘這些小節，小節只是個人應做的事。如為國家民族做更大的事，個人小節上顧不到，乃至挨別人的罵，也只好如此。
另外一個觀念：
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
在三國的時候，袁紹、曹操、張超這一班人，和任何亂世時代，據兵割地稱雄的人，都是一樣，有時雙方和平訂約了，有時候雙方又打起來，也和我們現代的國際局勢一樣，這是個非常時期。每逢一個非常時期，不要以為國際之間有道義信用，實際上都是在作戰，利害相同就結合，利害不相同就分手了。每個人都是在打自己的算盤，只要形勢上有需要，利害上有關係就做，這是當然的情形。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如果這一點看不清楚，而去與人講道義，就只有把命賠進去了。更何況，像三國時候，那種地方軍閥互相割據的戰爭局面下，雍丘是一個非常危險、孤零零的偏僻地方，臧洪只知道自己的朋友張超被曹操毀了，以為袁紹也是朋友，去請袁紹幫忙，卻不知道曹操與袁紹之間，因為利害的關係，已經結合了。這就是說臧洪的頭腦不夠，對時勢分析不清楚，如何去做好這工作?他想借袁紹的兵，把曹操打垮，這是很危險的。像吳三桂借滿清的兵打李自成，結果就成了滿人的天下。再以中國的軍事哲學--《孫子兵法》的思想來講，不冷靜地先求“謀攻”的關鍵，只是感情用事，以個人忿恨的私見，影響到作戰的決策，頭腦就昏了，心理上情緒的悲哀、怨恨，是軍事學上的大忌諱。這不只是限於軍事，在工作上有時碰到緊急困難的時候，個人的情緒忿捐之中，特別要注意，必須把這種情緒先除去，然後才能夠冷靜，才能把事情分析得清楚，“謀定而後動”而像臧洪這樣“徒跣且號，束甲請兵”，和以前戰國時候，吳楚之戰，楚被吳打垮了，楚名臣申包胥到秦國去請救兵，在秦庭哭上七天七夜的情形是一樣的。這樣對個人節操而言是對的，但對事情而言，這是沒有用的。不能解決問題。這裡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個人做人的情操是一回事，處理事情的觀點、看法、智慧的決定，又是另一回事。如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在他個人，是成了千秋萬世之名，但為楚國著想，借了外力秦兵去打關國，前門驅狼，後門進虎，也不是好辦法，還沒有聽說過這樣能復國圖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