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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不這麼簡單。我是說，道德的棍子別下得太快。東德“亡國”以來，東柏林書攤上突然充斥著童年的書。現實生活的殘酷，使人往過去尋找慰藉，恐怕是人之常情。回顧過去，往往有心理治療的藥效，因為梳理歷史能幫助困惑的人釐清現在、窺見未來。國破山河在的東德作家突然開始緬懷童年——一條河、兩株老樹、織毛衣的老奶奶、呼喊餵雞的母親——將破碎山河用童年的色筆重新組合、復原。
讓它發出朦朧的溫柔的光彩，你說是腐敗，我說是作者和讀者集體治療不可或缺的一步。
在國破山河在的最痛苦的時刻，童年的記憶會在每個人心深處點亮一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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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東柏林所懷念的舊，不見得一定是那個如今已失敗了的政權（從前，許多人以能和那政權代表握手拍照為榮）。他們可能只是模糊的、感性的，懷念一段無憂無慮的人生。
東德，是一個巨大的幼稚園；人們的生老病死鰥寡孤獨全部由國家照顧，猶如穿圍兜吃手指的孩子們把一切放在老師的手裡。社會主義國家的百姓沒有失業的恐懼，幼稚園的孩子們也不怕時間到了有誰會吃不到點心。孩子們無憂無慮，東德百姓過得也是免於匱乏、免於恐懼的日子。當年，除了政治恐懼之外，他們什麼恐懼都沒有；現在，除了沒有政治恐懼之外，他們什麼恐懼都有——失業、房租、水電費、不安全的未來……
誰不懷念無憂無慮的時光——管他媽的哪個制度？！
東柏林人懷念共產黨政治的東德時代，你不能因而說腐敗，就如當年有些台灣人懷念日本天皇統治的日據時代，你不能因而說他奴性，一樣的道理吧17
統一之後，德國開始追究東德秘密警察的活動，調查所有曾經和公安部合作的線民。穆勒說，這種“秋後算帳”是一種卑鄙的陰謀：西德試圖籍此製造東德人的集體罪惡感、羞恥感，進而迫使東德人對西方物質文明低頭，心甘情願的接受殖民！
統一，其實是西方對東德這類“第三世界”國家的全面侵略和占有。
共產政權用各種手段剷除異己，這個過程叫做“清算”。倒過來民主政府（你看，我不用“政權”這兩個字）用各種手法（你看，我不說“手段”）將思想上仍舊依附共產主義的人（你看，我沒說“異己”）從權力結構中剔除（我不說“剷除”），這個過程，叫做“撥亂反正”。那麼誰來決定這是清算鬥爭還是撥亂反正呢？當然是那贏的一方，誰贏了，誰就得到詮釋歷史、界定歷史的權利。令東柏林的遺老精英所寢食難安的是，他們警覺自己已經失去了歷史的詮釋權。
歷史的詮釋權失去了又怎麼樣呢？它比香蕉糙莓奇異果、比約翰走路重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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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8月， 台灣漢民族據守虎頭山武裝抗暴，被日本殖民政府嚴厲鎮壓，逮捕兩千人，其中800人在臨時法庭上宣布死刑。是為西來庵事件。
九歲的楊逵，和大人躲在緊閉的門後，窺視日軍的炮車轟轟地駛過。
過了很久以後，我成為中學生時候，搜求小說及其他書來看，其中有一本日本人秋譯鳥川所寫的《台灣匪志》，此書把西來庵事件寫成“匪賊討伐”，明明是對迫害的反抗，為什麼變成“匪賊討伐”呢？我有了非常強烈的疑問……為了糾正被歪曲的歷史，希望透過小說寫出真相。
這是楊逵成為作家的開始——他要爭回歷史的詮釋權。
從日本人手中爭回的權利卻又讓跨海而來的國民黨中央政權奪走。在國民黨的主筆下，台灣的本土歷史呈現一片模糊空白，二二八事件成為新版本的“匪賊討伐”：
日文被禁之後，一代舊朝精英，如楊逵，如吳濁流，其聲音都被剝奪：語言、文化、歷史，一夕之間徹底異化，自己成為邊緣人，所有的定義由別人來下，連否認拒絕的權利都沒有。
1990年，德國統一了，西德文化吞噬了東德。被統一的知識精英站在急流中，眼睜睜看著腳下本土文化的沙洲不斷地被衝擊流失，幾乎不再有落腳的寸土——他們已經開始了內在的、心靈的流亡，在自己的國土上流亡。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歷史詮釋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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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楊逵的後代，又逐漸奪回了那個權利。二二八的歷史已經重寫，坊間充斥著“我愛台灣”的書。
在此同時，突然有一個幽幽的聲音：
“從前，他們不會衝著你說閩南語，知道你不會。現在，他們根本不甩你，你不會，就不必留在這裡，台灣現在是阮在當家！寫台灣文學史，更離奇了，外省作家連名字都沒有了，好像我們根本沒在台灣活過，外省人的歷史一片模糊空白……”
哈，你看，繞著繞著又繞回來了！幽幽說話的人，我稱之為“民國遺老”，是未來的舊時精英。如果像1946年國民政府禁日語一樣，未來的台灣掌權者開始罷黜北京話，“民國遺老”會發現：語言、文化、歷史，一夕之間徹底異化，他已成為邊緣人，一切的定義由別人來下，心靈的流亡從這裡開始。
流亡的人，就是那失去詮釋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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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應該知道，所有的戰爭、鬥爭，都是歷史詮釋權的爭奪拉鋸。統一和分裂只是浮淺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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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精英們，等著九七吧！
（1996年上海文藝出版社版中此節刪去——掃校者注）附 錄
一隻白色的烏鴉[1]
龍應台
那一天晚上，有香港來的董橋夫婦、為《當代》雜誌獻身的金恆煒夫婦、剛從瑞士回國的我，和從通霄北上、一身鄉村氣息的七等生。
我們談到民族主義和世界公民的問題。地球村里，人與人的關係越來越密切；臭氧層中一個破洞，對紐約高級住宅區中紳士淑女的影響和對南美叢林中的印第安部落土著的影響一樣。伊索比亞的饑民手中的奶粉來自瑞士，也來自加拿大。到一九九二年，整個西歐要變成一個沒有國界的大邦聯。在這個彼此息息相關的新世界裡，民族主義是不是該淡化？
“種族、國界，對我都沒有意義，”七等生說，“我相信人的價值是唯一的價值；那價值是共通的……”
與我初識的七等生，留著齊頸的長髮，用溫文而緩慢的聲調講話，講的是他對四海一家、人皆兄弟的信念，眼睛裡透著夢幻似的光芒。
我心裡暗笑：完了，碰到了一個比我還嚴重的理想主義者！
在殖民地生長生活的董橋往夢幻騎士的頭上澆下一杯冰涼的水：
“你有這四海皆兄弟的想法，但是人家把你當兄弟嗎？”
“弱勢民族有沒有資格談四海一家？”一向思考敏銳的金恆煒也澆下一杯冰水。
“走在瑞士的街頭，無知的人不是把你看作泰國來的jì女，就是當作柬埔寨的難民；對你不是輕視就是屈尊的同情。這個時候，你怎麼來跟他談‘人的價值是唯一的價值’，我們是兄弟姊妹？”我也惡狠狠地當頭傾下一桶冰水。
溫柔的七等生成為眾矢之的，面對著齜牙咧嘴的我們。
※ ※ ※ ※ ※
那個時候的我，在瑞士住了第一年，確實是不太愉快的。收在《人在歐洲》這本書中的一篇文章《泰國來的？》，寫出了歐洲人對亞洲人不甚自覺的歧視。然而在現實環境中，又確實有那麼多泰國來的賣春女郎、為換取護照而結婚的亞洲女子、背井離鄉為生活奮鬥的亞洲難民；我沒有辦法改變人們的成見，而又必須每天面對這些成見，心情自然是不愉快的。
董橋終年生活在殖民文化的夾fèng之中，對民族主義問題自然敏感。恆煒一向有世界視野，又在種族雜處的加州生活過幾年，對強弱民族間的矛盾也難免有所感觸。
而我，一年來老被人問：“您是泰國人嗎？”和幼兒走在街上，陌生人—會走過來，塞給我幾塊瑞幣，“給可愛的孩子買點東西！”他們親善地說，那是使我覺得有點難以消化的親善。我開始重新檢討自己以前對民族主義的批評。而七等生，沐浴在太平洋的海風中，面對的不同“種族”是客家人、閩南人、外省人……他應當可以諒解為什麼我們幾個人渾身是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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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筆會上，我看見白人作家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穿梭會場之中，又受鎂光燈及人群的包圍與簇擁。我看見黑皮膚、黃皮膚的作家，安靜而謙遜地隱沒在各個角落裡。而黑皮膚、黃皮膚的作家對彼此也沒有太大的興趣；他們的眼光，也專注地落在白種作家的身上。這個世界是現實的：讓一個白種作家或記者注意到你，比讓十個或一百個“第三世界”作家或記者注意要有價值得多。要將自己的“商標”打進世界文學這個“超級市場”，只能依靠白人的發掘、引進、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