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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批判和否定成為絕對標準的同時，一個新的禁忌Tabu也形成了——就是對納粹主義的任何同情或諒解。活過納粹時期的父母絕口不提自己的過去，在學校里被教過“萬惡的納粹”的子女也不願、或不忍，追問上一代的過去。一種集體罪惡感這個禁忌，到九十年代還像一個發炎的腫處，碰不得，一碰就起全身痙攣。
這個發炎的腫塊是德國特有的歷史包袱，使德國人特別顯得緊張。在任何國家，甚至包括猶太勢力強大的美國，你都可以想像在一個社交場合上，某個大嘴巴開始講猶太人的笑話，以取得哄然一笑的效果。在德國，別說不容易找到這麼一個大嘴巴，就是找到了，笑話出口之後，他看見的可能是一張一張鐵青的臉。
這個歷史包袱，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是太重了一點，所以才有科爾總理的名言：
“後生者無罪”，為下一代減輕負擔。可是他沒有辦法防止人去觸犯那個禁忌——那個禁忌目標也太大了。
失業的、失學的、沒有家庭溫暖的、心裡朦朧著反抗衝動的少年和青年，找尋發泄的目標。他怎麼樣可以轟轟烈烈地干一下，讓全世界為他震動？有什麼東西，在這個社會裡，是絕對絕對碰不得的，一碰就要天崩地裂？答案太清楚了。在德國，強姦、放火、殺人、搶劫，和任何其他社會一樣，都只是一般社會新聞，連亂倫、殺父殺母，都只是犯罪學家和社會學者關懷的小領域。在這個國家，只有一件事能造成轟轟烈烈的效果：那就是殺人，而且必須是殺外國人。
只要殺的是外國人，肯定上的是第一版頭條新聞，而且不只是國內新聞的焦點，也是國際媒體的寵兒：街頭巷尾，莫不談論，舉國為之震動。
牽涉到排外事件的德國人，百分之七十是二十一歲以下的青少年。這些青少年，和極左的赤軍不同，沒有組織的帶領也沒有政治理念的支持。他們多半來自低收入階層，失業，失學，酗酒。去年縱火殺人的十九歲青年拉爾斯，來自一個破碎的家庭，母親在他九歲那年自殺死亡，他就在扶養中心長大，一向是個問題兒童。五月犯案的是十六歲的克里斯強，沒有父親，母親常換伴侶。他解釋自己恨外國人的動因：母親從前有個情人，他很喜歡。那個人經營的加油站有次被人搶了，據說是被外國人搶了。克里斯強被警方逮捕時，爛醉如泥，不省人事。
看德國的排外風cháo，必須有這麼一個歷史焦距：在對納粹歷史進行自我批判的過程中，德國文化形成了一個絕對的禁忌。對禁忌挑戰，不管是理性的或盲目的，其實是青少年階層的特色。九十年代由青少年主導的反外風cháo，究竟有多少是屬於法西斯理念的推動？有多少是屬於青少年對一個龐大禁忌的盲目反抗？還等時間來澄清。不考慮這個禁忌形成的歷史背景而遽下斷語：日爾曼民族主義復甦、希特勒精神復活、納粹主義橫行德國等等，恐怕都是未經深思的危言聳聽之辭。
值得擔心的是，危言聳聽造成影響，將原來已經森嚴的禁忌再加幾道鎖，而導致更強的反彈。每次事件發生，就有人提議將所有極右黨派指定為非法集團，以杜絕影響。真那麼做了，無非使地上活動轉流地下，更難監督和控制。禁忌不化解而增強，猶如在發炎的腫塊上塗辣椒水，恐怕只能誘使青少年更想狠狠咬它一口。
以“平常心”看待德國的排右暴力？歐美各國尚做不到，德國人自己也做不到。
事件發生，德國正派媒體極少自我辯護說，他們英國美國法國種族問題一樣嚴重云云。反倒只是不斷地自我鞭策，討論如何讓外國人可擁有雙重國籍、如何給予外國人投票權、如何教育下一代更寬容……這種“好孩子”的反應舉止，也和那個禁忌有關——德國人必須做個世界村裡的好孩子，他必須被打不還手，被罵不回嘴，理性而自製。
任何心理學家都可以告訴你，在這麼強大的制約壓力之下，那個好孩子不變成問題兒童才怪！事實上，殺人放火的拉爾斯和克里斯強就是九十年代的德國問題兒童。就歐美其他各國來說，德國人的集體罪惡感或許是驢背上一個包袱，壓著不讓它亂蹦，可是包袱太重，驢要反抗鬧病的。
寫到這兒有不舒服的感覺：這麼說，日本那頭驢子可更理直氣壯地不馱它該馱的包袱了！？
國破山河在
——知識分子的心靈流亡
1
4年了！ 你懷念那個從地圖上消失了的國家嗎？“選擇西德或是東德，”東柏林長大的作家史勒辛格說，“就譬如要我選擇霍亂或是鼠疫，選擇一個豪華的或是普通的大黑坑……”東德不值得懷念，統一更不值得慶祝。只是每當電視上西德人將東德說得如此不堪，好像30年的人生都是一場不好笑的笑話，他就覺得徹底的受不了。
“西德和東德只是金錢的結合， 新婚夜或許有幾度性高cháo，接下來的4年卻是夜夜強暴。老實說，我並不在乎東西德的結合，只是頭痛怎麼結合了就無法再退出！”
2
東德時代炙手可熱的作協領導康特說：我不跟你虛偽，坦白地說吧！對，我不得不懷念那被抹掉的國家，而且一丁點兒也不後悔曾經為她投入一切。
當年康特的書風行一時，東歐各國爭著翻譯搶印，還是全國莘莘學子的必讀作品；現在，書絕版，沒有人願意再印。
不是由於言論箝制，而是，改朝換代之後，人的價值觀和品味也翻個了，沒有人還認得出作品的意義。
他所懷念的，其實不儘是獨裁政治或共產制度，而是他自己的意義和重量；可是他自己的意義和重量，只有在獨裁政治和共產制度中才能浮現出來。
3
反資、反美、反霸權、反跨國公司、反殖民主義、反消費主義、認同第三世界……
你在說陳映真嗎？
不是， 我在說海涅·穆勒（Heiner Muller），東德時代首屈一指的劇作家。
身為東德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精英，他曾經反資、反美、反霸權……現在，那個主義國家從他腳底下被抽走，他仍舊反資、反美、反霸權……只是，現在，所有他反對的東西：資本主義、美國、霸權、跨國公司、殖民侵略……全部化身為德國的統一。對穆勒和其他許多社會主義栽培出來的精英而言，德國的統一，是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國家擴展霸權、推廣殖民的策略運作的結果。
1989年革命前夕，就有作家發出警告：“我們輸了，就要被麥當勞吞掉！”東德的主義果然“輸”了，詩人遂發出嘆息：
社會主義走了，約翰走路來了！
Sozialismus geht，Johnny Walker Kommt！
約翰走路代表了西方所有的罪惡。而這充滿罪惡的西方文明（文明，注意，不是文化），卻要吞噬掉遠遠比它優越的德東文化。
究竟什麼是德東文化呢？東柏林的精英告訴你：德東文化是質樸自然的、生機活潑的、開放誠懇的、重精神不重物質、講合作不講競爭的、不造假不媚俗的。西方文明（德西，只是美國集團的一部分，沒有獨立自主的個性，所以不必單獨稱德西文明），則由於高度工業的發展，是雕琢假造的、呆滯單調的、虛偽做作的、重物質不重精神、講競爭不講合作、庸俗而謅媚的。
懷舊，尤其是思懷一個永遠沉淪的舊，使這些昔時精英不願意承認，或許在兩個強烈的黑白對比中其實有一大片複雜的灰色地帶。捧著受傷的感情，他不願意承認：不管是東邊人還是西邊人，或許大多數的人其實都藏身在那個說不清的灰色地帶。
可是，要承認這個灰色地帶，對一個自尊受嚴重損傷的人來說，真正是情何以堪！什麼都失去了，誰還忍心去吹滅他頭上那一圈道德的光環？
4
所有的革命都是誤解的結合。
東德的精英作家掌著大旗走在群眾前頭，傾盆大雨中躍上臨時搭起的木架對群眾講話，他們心裡想的，是自由、民主、尊嚴（當然，也有許多人心裡和嘴裡是兩回事，那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出於對一個烏托邦的不滿，名之：社會主義，他們呼籲建立另一個烏托邦，名之：有人性面貌的烏托邦。
群眾熱情的、激昂的回應，使作家感嘆，覺得他擁抱了土地和群眾，也被群眾和土地擁抱。他並不知道，熱情激昂的群眾心裡所想的，不是有人性的烏托邦，而是，唉，而是吃香蕉糙莓奇異果的自由。是為了香蕉糙莓奇異果，人們踩蹋了柏林圍牆。
5
東柏林作家的懷舊，是一種腐敗。有人說。
他們懷舊，因為他們是專制政體中的特權分子。作協在後面撐著腰，他們有使自己覺得重要的作家餐廳，有直接接觸權力核心的管道，有異議者夢想不到的發言權利……可是他們的特權，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他們懷舊，證明他們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