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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已發生的事實，而國外的媒體也熱烈地競相報導這些事實，包括台港的報章雜誌。而“事實”和“真相”的距離有多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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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對於德國種族問題的報導暫且不提，他們之間，由於猶太人的梁子，累積著歷史的怨仇和誤解。德國媒體喜歡渲染美國的種族暴力，就恰恰如同美國的媒體熱中報導德國的種族衝突。幾個月前當洛杉礬發生暴動的時候，如果你完全相信德國電視，你會以為整個美國都翻了，黑人白人之間已經展開世紀內戰。了解美國的人才可能把洛杉礬那樣的暴動放在一個比較寬幅的色譜上去詮釋。由於歷史的糾纏，英美的媒體也同樣的。用放大鏡去看德國問題，而往往忘記了那個極其重要的比較寬幅的詮釋色譜。
台港和德國沒有歷史的牽絆，應該可以比較客觀地遠觀德國情勢吧？可是並沒有做到，原因，我想還是老問題：長久以來接受英語文化的奶水，我們仍舊習慣以英語人的眼光詮釋這個世界。英美媒體犯什麼樣的偏頗，台灣媒體就犯什麼樣的偏頗。讀最近的一些台港報章雜誌，令人覺得在德國納粹已經當道，多數老百姓支持右派分子的理念和行動，這個國家即將再度成為一個恐怖侵略國家。有的報導者甚至義憤填膺地“告誡德國人”，如果德國人怎麼樣怎麼樣的話，自由世界絕不坐視。
語氣儼然是冷戰期間對付敵人的嚴峻。
為什麼無數個“事實”並不足以構成一個“真相”呢？因為真相通常要透過幾個層次的背景才能浮現，不看背景而只看表面事實，詮釋就容易出錯。了解德國反外暴力現象第一個必須考慮的背景，就是比例問題。九十年代，整個歐洲所面臨最嚴重的難題就是蘇聯、東歐、非洲地區大量難民的湧入。在英國和法國，排外的暴力事件層出不窮，法國的右派政客也不斷在擴張影響力。經濟緊縮帶來不安全感，不安全感導致排外，在這個趨向中，德國的仇外情緒並不特出，但是欲加詮釋的人必須知道：難民湧入德國的人數是英國和法國的五倍以上。而由於德國極端寬容的政治庇護法，它仍舊繼續在收容龐大的難民。就以南斯拉夫的戰事為例，歐洲各國政府大聲呼籲要救人，真正收容的難民卻少得可憐。英國容納了兩千人，法國接進了一千一百多人，愛爾蘭收了十個人，小小的瑞士接納了七萬人，而德國，一火車一火車地把受戰火灼燒的人載進來，收容了二十二萬難民。這二十二萬南斯拉夫難民，還是德國人總難民人口的滄海一粟。
英國人和法國人當然暗地在感謝老天爺，他們國家沒有一條幾乎來者不拒的寬大難民法，有燙傷力的番薯不會落在自己手中。未被燙傷的手還有餘力來指責他人不曾把事情處理好。報導德國的排外問題，不能不看這個問題在大地圖上的比例。
置比例於不顧， 有時候會導致相當荒謬的詮釋。 譬如不久之前在柏林舉行的“反種族主義”、“反右派極端主義”的大遊行。三十多萬老百姓湧上街頭，向世界表白他們反暴力、反種族歧視的立場，在同時，其他大城市也聚集了成千上萬的人，用腳步作一種和平宣言。大概有三百個極左分子藏身在群眾中，欠身向前，向德國總理丟雞蛋、罵陣；他們計算好了，這一切都在鎂光燈的焦點處進行。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全世界的媒體都凝聚在雞蛋的混戰上；全世界的人就看見了三百人的肢體暴力，看不見三十萬人的和平宣言。這三百人成功地顛覆了這三十萬人的意向，透過媒體的“合作”。
在看見雞蛋番茄橫飛、眼睛刺激而慡快的同時，有多少觀者還冷靜地考慮那三百和三十萬的比例？前一兩年，當台北立法院中正流行摔椅子、打耳光、抓頭髮的時候，媒體的鏡頭和筆尖也情不自禁的跟隨著肢體暴力走。海島外面的人譏笑“你們台灣人懂什麼民主……”時，台灣老百姓覺得相當委屈：“你們怎麼就只看那打耳光的一面……那是極少數敗類……我們大多數人是痛心疾首的……你們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那三十多萬沒搶上鏡頭的人該說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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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德國的仇外暴力現象放在適當的背景中來了解，並不表示事情不嚴重。七十年代猖獗的左派“赤軍”殺的人，還沒有這一兩年來右派殺的人多；到今天為止，被燒傷、毆打至死的外國人已至十七名。可是當年德國政府劍及履及的成立反恐怖分子特種部隊，以最嚴厲的措施對付赤軍；為什麼在九十年代對極右分子卻顯得束手無策？
我想，就如誰都沒預料到柏林圍牆的倒塌、東德社會主義的解體，誰也沒料到光頭新納粹會成任何“氣候”。開始的時候，只是一些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人，失了業，喝醉了酒，胡亂找外人出氣。極右派的暴力一般是沒有組織的、沒有計劃的、零星偶發的攻擊事件。再說，施暴者大多數都還是未成年人，社會對他們總是寬容一些。當年的極右運動，卻是背後有組織和理論支持、連貫而持續性的暴力行為；他們所鎖定的攻擊對象是代表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家和銀行家，不是難民營里或酒店裡不知名的人。
兩天前的縱火殺人卻將右派的暴力浪cháo推到了一個新的高點：被燒的不是造成眾多民怨的難民庇護所，而是一般的百姓家；這些百姓，只因為他們不是德國人，就受到暴力摧殘。這已不是酒館裡因口角而生的偶發鬥毆，而是蓄意謀殺，更令德國人震動的是，死的是婦人和孩子，其中一個孩子根本就生在德國。
三具焦屍，終於使舉國震動。護著一星燭火的人群在每個城市的中心匯集，表達心裡的憤怒和羞恥——“作為德國人的恥辱”。也許三具焦屍終於促使德國政府拿出當年對付赤軍的決心來。對付右派的暴力。
但是作為旁觀者——不論是英國人、美國人或中國人，在譴責暴力的同時，不能忽視那三百人和三十萬人的比例，否則，不但是對那持著燭火的三十萬人的不公平，同時也給了那三百人更多活動的藉口。那正是我們最不願見到的結果。
背著包袱的驢子
三十萬人手舉著燭光，形成綿延數十公里長的光龍，這個場面夠壯觀吧？去年底，在一個十九歲的德國青年縱火燒死了三個土耳其人之後，全德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舉行了燭光之夜，人們立在寒冷的街頭，也不說話，只是讓閃爍的燭火表達他們心中對死者的哀悼、對兇手的譴責。
海德堡街頭，年輕的女學生把一朵一朵的白玫瑰送給過路的外國人。“白玫瑰”
是二次大戰期間反納粹的地下學生組織，事發後，學生領袖全被處死。海德堡的女學生選擇了白玫瑰，這個充滿歷史回憶的象徵，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反法西斯的立場。
我接過一支白玫瑰，想到當年那些為了反抗政治暴力而犧牲自己的熱血青年。
不覺黯然。這一朵脆弱的白玫瑰，面對今天的暴力，又有多少力量？
三個星期前，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放了一把火，燒死了五個土耳其婦女和小孩。
燭光沒有了，白玫瑰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派別的混混衝上街頭打砸商店、縱火燒車、群毆混斗。
燭光和白玫瑰的存在， 表示社會大眾對自己的力量還有信心， 認為平常雖是“沉默的大多數”，但當這個“大多數”站出來的時候，那少數的害群之馬就會望風而逃。五月這場大火，是給社會“大多數”一記響亮的耳光。燭光和白玫瑰除了使“大多數”自我感覺良好之外，得不到實際的效果。無力感油然而生，像一片黑雲，壓著人心。
該怎麼看待德國的排外風cháo？
首先就是焦距的問題。接二連三的縱火事件之後，各國媒體反應不同。英法國內排外事件不斷，所以媒體對德國也較為平淡，只談個案，不加太多評語。在美國媒體的呈現中，事態就嚴重得多，好像新納粹主義有成為社會主流的可能。以色列媒體更是情緒激昂，將德國和南非相比，要求聯合國對德國採取經濟制裁。而德國媒體本身，則典型地充斥著一片自我檢討的聲音。
歐美各國對德國都有一個特別的歷史情結。幾乎在五月縱火殺人事件的同時，法國有兩個土耳其人的工廠被人縱火夷為平地，後者卻不會成為國際大新聞，因為德國是現代的該隱，額上烙著殺人的印記，她的舉動不得不受人特別看待。而在六八年以前，德國人對自己歷史的態度，和今天的日本人差不多：迴避、躲閃。六八年，年輕一代起而反抗舊有的制度和價值，德國才逐漸地走上反省和自我批判的道路。到八十年代，對納粹歷史的全盤否定和批判遂成為蓋棺論定的歷史觀和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