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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著廣場的大象旅館，只是一棟不引人注目的老房子，裡面的陳設，有典型的公家機關那種保守和沉悶；可是就在這裡，巴哈曾經夜宿，湯瑪斯曼曾在這裡寫小說，用大象旅館作背景。
走出旅店，眼角餘光瞥見隔壁牆上刻著幾行字：“從一七○七到一七一七年，巴哈居住於此。他的兩個孩子在此屋誕生。”
向前信步走去，看見一棟黃色的建築，是威瑪圖書館，牆上的牌子說：
“在一七九七到一八三二年間，歌德在此任圖書館館長。”
歌德的家，就在五分鐘的腳程之外。他的馬車停在車庫裡，車庫樓上，是他寫作的書房，他的筆還擱在書桌上；他的床，還鋪著他睡過的床褥。
踩著凹凸不平的石街，找到了尼采的家。也看到了李斯特的房子，還有他彈過的鋼琴。
最後，還進了席勒的屋子，看見他的書桌，靠書桌邊，擺著一張床，是他臨終的床。
威瑪的歷史光輝，使人完全忘了有東德這麼回事，直到這個席勒書房的解說員開始聊起自己來。
“對我來說，統一不但沒帶來好處，還讓我遭了殃。”
這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婦人，衣襟上別著名牌，“保利”。我們站在席勒的書架前。
“我有個嚴重智障的兒子，今年三十四歲了。三十幾年來，我撫養他，幫他穿衣、繫鞋帶、餵他吃飯、幫他洗澡……在社會主義的東德，國家還算照顧我，有特別的津貼，工廠還有手工品讓我在家裡做，因為我不能離開兒子一步。”
幾個瀏覽的客人走近來，保利停了一下。
“現在統一了，工廠倒閉了，我失業了，要申請什麼補助得跑好多個機構；我也不知道我可以申請什麼，所有法律都是新的，觀念也是新的，我覺得糊塗極了。
不得已，只好把兒子送去智障輔導院，真不忍心呀，可我怎麼辦呢？我自己朝不保夕……”
“您在這裡不是個工作嗎？”
“這是臨時雇員，大概下個月又得失業了。老實說，統一的‘自由’對我一點意義都沒有。以前是沒有旅行的自由，現在我可以旅行，但我沒有錢旅行，這樣的自由有什麼用？西德我還從來沒去過——我另一個兒子是獸醫，他也失業，他去過西德，又回來了……”
“為什麼不在西德找工作？”
保利不屑地搖搖頭：“他不肯。他和我想法一樣，西德是個人吃人的世界，每個人都想出人頭地，把別人踩在腳下，那是一個沒有感情、只講功利的社會……我們不願意去那裡。”
保利搖搖頭。
在瘋狂中保持清醒
經過四個多月的審訊，舉世矚目的柏林圍牆守衛案子終於有了結論。一九八九年二月，圍牆頹倒的半年前，什歲的克利斯和高定在逃亡時被擊倒；克利斯當場死亡，高定足踝踩中槍。
被告的四個年輕的士兵，兩個被判無罪，因為他們只是口頭髮出命令：“she！”
用槍she擊高定腳部的士兵判了兩年徒刑，但是可以假釋；最重的，是開槍she殺克利斯的士兵，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
法官對被告解釋他的判決：東德的法律要你殺人，可是你明明知道這些唾棄暴政而逃亡的人是無辜的，明知他無辜而殺他，就是有罪。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這個東西。當法律和良知衝突的時候，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不是法律。
克利斯憔悴的母親說：“對，我滿意了。殺人的人受到了制裁。”在審案期間，許多東德人寫信給這個母親：“你就饒了那年輕的士兵吧！他有小孩，還有前途，死者也不能復生……”克利斯的母親說：“他有小孩，還有前途——我的克利斯本來也會有小孩、有前途的，誰想到他呢？”
死者的母親滿意了，不滿意的人卻很多。法官的判決，並沒有回答任何基本問題：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公平嗎？法官援引當年納粹的審判，說是個人良知必須超越國法軍令，可是，在戰後的審判中，也有法庭認為不能以今天的標準問罪昨天的標準。東德的守衛當年是在捍衛圍牆，“保國衛民”，而逃亡者就是叛國者。
誰都知道，狙擊到逃亡者的士兵會受部隊長官表揚、會得獎金、假期、升遷機會……他所捍衛的國家沒有了之後，說他是殺人兇手、懲治他，不僅只是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而且是以西德的法律強加在東德人民的頭上。
法官也不曾回答，究竟誰真正有罪？把槍拿在手裡直接開火的人被懲罰了，那麼那發號施令的連長呢？統籌作業的將軍呢？下達格殺令的總理呢？當年負責築牆、把人民當囚犯的政治首領呢？如果克利斯不死，他的逃亡罪會被東德的法庭判三年以上的徒刑。在圍牆建起之後，有兩萬三千人因試圖逃亡而坐牢，這當然也是不義的迫害。所以，該從哪裡開始懲罰和報復呢？解押犯人的法警？辯護無力的律師？
開判決書的法官？監獄的獄長？牢房的守衛？極權統治是一個密密麻麻、脈絡繁複的大網；開槍的守衛只不過是大網中一個極小的環結。
法官也沒有回答，在這個大網之中，個人究竟能為自己負責多少？“尊重生命”，法官嚴肅的教訓被告，“是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你應該早在決定做圍牆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東德國法也不能牴觸那最高的良知原則。”士兵怎麼會知道呢？
他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中成長的？他的幼稚園老師、中學教官、部隊長官，曾經教過他“良知超越法律”嗎？在他的社會教育過程，電視上的新聞主播、報紙上的社論專欄、國慶日和勞動節的演講者，可曾告訴他“尊重生命是人生最高準則”？
法官所倚賴的，是一個非常高的道德標準：他要求個人在一個瘋狂的社會裡保持清醒。他自己或許做到了。三十年前，看穿了所謂社會主義的面具，逃亡到西方。
幾年之後，法官的哥哥也走上逃亡之路，卻被捕下獄。或許因為親身受過圍牆的迫害，法官對士兵下了較嚴的判決。但是他同時不可能不知道，要求無形的道德超越有形的法律，他就踩進了哲學和法學的沼澤區——究竟有沒有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道德原則？舍法律而講道德是不是等於給自由心症開了後門？法律，並不能涵蓋所有的正義；相反的，有許多時候法律，因為它有形而缺少彈性，反而阻礙了正義的伸張。我們知道以法律來規制正義，其實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折衷之計，可是，以無形的，往往模稜兩可的“良知”來決定正義的話，危險是不是更大？
緊接著這一場官司的落幕，下一場審判又開庭了。時間往前推。一九八四年，兩名士兵she殺了一個名叫米夏的年輕人；在圍牆的腳下，他流血過多而死。
這一場，短短几天就有了結果。另一位法官，認為被告有罪，因為他們做了違背良心的事，取人性命，可是判得很輕，十六個月，而且緩刑。判得輕的緣故？女法官說，因為被告在一個極權社會中成長，沒有學習到以良知判別是非的能力；而且，法官說，人大多是弱者，怕事、隨俗……能夠抵抗大環境的只是少數的英雄，我們不能要求大家都是英雄。
你滿意這個判決嗎？
被殺的米夏的父親搖頭，他說：
“這叫什么正義？”
三百與三十萬
這兩天，全德國街頭巷尾都響著一個話題：星期天晚上被燒死的三個土耳其人，一個女人，兩個十四歲和十歲的女孩；焦黑的屍體用塑膠布裹著，由消防隊從冒煙的房子裡抬出來。
消息傳出之後。大城市裡，人們紛紛匯聚在市中心，沒有組織的，只是不約而同，每個人手持著一枚燭火，在暗夜的街上沉默地遊行。作家根特·格拉斯住在慘案發生處不遠的地方；他趕來小鎮，走在隊伍的前頭。
沉默的隊伍在燭光中顯得悲傷；盤據在每個人心頭的，更沉重的，是對現狀的震驚和對未來的恐懼、不安。
兩棟土耳其工人住的房子被縱火之後，縱火者打電話給消防隊：“木勒街和拉真街口的房子燒了！希特勒萬歲！”
在過去這幾個月中。幾乎沒有一天寧靜的日子：猶太人的墓園被毀、納粹犧牲者的紀念碑被推倒、各地難民營被燒。在柏林，幾個剃光頭的年輕人把一個不肯叫“希特勒萬歲”的人打成重傷。這個月中，喝醉了的年輕酒客將一個咒罵納粹的人毆打至昏迷不醒，酒店老闆再加一句，“這傢伙是個猶太人！”於是年輕人將烈酒澆在已倒地的人身上，再點火燃燒，再和老闆合力棄屍。
這些仇外的暴力事件不只發生在德東，同樣普遍地也在德西擴展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