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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鈴的什麼人聽到了我的吆喝，折進了花木扶疏的小徑。我用手遮著陽光，覷覷來人，喝，是個穿淺綠衣服的警察。
“秩序局的吧？！”我問，一面將手上的泥巴擦在藍布褲上。
他微笑著點點頭，我卻一點兒也不想笑：“你們來總不會有好事。”
他翻開手裡一個卷宗，我望望籬笆，蘋果枝才剪走，不致於伸到行人頭上；人行道上除了三兩株長了白頭的蒲公英，還算乾淨，早上取報紙時張望了一下，好像連狗屎都沒有；我的汽車，規規矩矩地停在車庫裡頭———你來做什麼？
警察先生把卷宗湊近我，指著裡頭一張影印的照片——是個坐在駕駛座上的女人。
“這是您嗎？”
還用說嗎？
“您在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分超速駕駛經過這個路口？我們將罰單寄給車主，車主回函說駕駛人不是他，所以我今天前來證實——”
“沒錯啦：”我彎身將雜糙拋進竹簍，“開車的是我，不是我先生。”
警察先生開始作筆錄：名，姓，性別，出生日期，準確地址……我拎起剪刀，咔嚓剪掉蔓雜的莓果枝藤。
“您的行駛車速是十三公里，這個路口所允許的是‘步行速度’，也就是時速十公里；您超了三公里——”他在卷宗上塗了幾筆，說：“罰款二十馬克——。”
二十馬克，就是大約港幣一百塊，台幅三百六十塊，實在不多。莓果枝上長滿了突刺，得先把突刺剪掉，才能剪枝，否則會教人遍體鱗傷。
“不付！”我說。
“不付？”他有點驚訝，將已經套上筆套的筆又抽出來，打開已經夾在腋下的卷宗。
“不付！”我面對著他。這個看來五十多歲的人有著持別溫和的舉止，不像一般咄咄逼人的公務執行者。他的須角泛白，眼睛帶著笑意。
“為什麼？”他重新握好筆，等著我的回答。
我把剪刀扔進竹簍里，莓果藤從我手指之間“咻”的一聲彈回去。老兄，自從你們在那個路口裝了那個照像機之後，我已經接過兩次罰單了，你這是第三次。我實在火得很，但是你只是個執行者，跟你發怒沒什麼意義。
“您請這邊涼椅上坐坐，”我領他到池塘邊，“我給你們秩序局去過兩次拒繳的信，我給您再念一遍就是。您等等。”
警察先生摘下帽子，就在一叢紫色堇旁坐下。他身後的池塘已經抽乾，尚未注入清水，黑油油的爛泥巴上飛著細手細腳的蚊子。
“第一次，我行駛時速十七公里，超七公里；第二次，十五公里，超五公里。
拒繳理由是這麼寫的——”
警察饒有興味地仰頭看著我念：
第一，鎮內行駛時速限制一般是三十公里，在這個路口突然變成十公里，而在路口前又無任何具體障礙（譬如路突）警告駕駛人時速改變。
第二，路口的標誌事實上只寫著“步行速度”，並未註明“十公里速限”。
第三，即使註明了十公里速限，汽車內時速儀上最低刻度是二十公里，也就是說，二十公里以下的速度己無儀表顯示。駕駛人如我，無從知曉所行速度屬十七或十五或十三公里。
第四，在前三種情況之下，要求駕駛人為三公里、五公里之超速而罰款，實在荒謬、荒誕！
本人平常乃一循規蹈矩之市民，但衡量此不合理（雖然合法）的處罰，決定採取甘地和梭羅的“不合作主義”，拒繳罰金。
署名：龍應台
“怎麼樣？”我問，“您的速儀上有十公里的刻度嗎？”
警察用手背擋著耀眼的陽光，搖搖頭。
“那您怎麼能知道自己開的是十三公里還是十公里呢？”
“憑感覺嘛！”
我哈哈大笑，“這種感覺，您有，我沒有。所以您是警察，我不是。”
在他身邊坐下，“感覺，不能作為法律的依據吧？”
“不管您同不同意，法就是法呀！”他說著，重新戴上帽子，“天竺葵開得很好！”
“粉紅色的最漂亮！”我也站起來，準備送客，“可是法總得合理吧？！不合理的就是惡法，不是嗎？”我覺得自己義正辭嚴，理直氣壯。
他很禮貌地和我握手，“您知道，”清清喉嚨，“這樣一來，您的罰金會變得更重；下個單子來，就是四十馬克，再不繳，就是六十馬克——三張罰單就變成一百八了！”
他的後腳跟踩到了一隻垂下來的天竺葵，我的心一痛；高漲的公民道德勇氣也受到了打擊：“吔，別別別只談罰款，總有人要對我的抗議提出解釋吧？！”
他已經走到了籬笆外邊，揮揮手：
“您不會贏的，相信我！”
“惡法非法，”我倚在欄杆上伸出半個身子，大聲地對著他的背影，“惡法非法，您懂這個道理嗎？”
再見！再見！
我壓根兒不想再見到任何秩序局的人。你如果問我中國人和德國人有什麼不同，答案很簡單。中國人在街上碰到熟人打招呼時，說：“吃過了嗎？”德國人碰到一堆朋友，開口就是：“秩序還好吧：？”（Alles in Ordnung？）中國人靠米飯過活，德國人靠秩序；所以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餐廳，有德國人的地方就有秩序局（Ordnungsamt）。
處罰十三公里的時速，這秩序局實在走火入魔了。回到竹簍邊，拎起大剪刀。
好，奮鬥到六十馬克的時候，我就停止，就屈服。人家梭羅不也只坐了一夜的牢？
抗議到底的代價太昂貴了，何況我也沒有那個時間……我輕易地原諒了自己，卻再也提不起興致繼續修剪莓果枝。氣餒地躺進傘下的涼椅，隨手翻開今天的小鎮報紙，竟然，竟然有這麼一篇報導：
大半市民落入陷阱
新置相機引起爭議
……前任市長本人亦以時速十一公里被拍照，罰金二十元，市長拒繳。
消防隊隊長以十五公里時速被開罰單，他憤怒地說：
“二十公里以下，只能用大拇指來測量了。”
兩名律師正準備和市政府就此交通標誌對簿公堂，全國駕駛人協會也將採取行動。一位高級警官在接受訪問時率直地說：“如果我在那個地點被照像的話，那我非打官司打到傾家蕩產不可！媽的！”
媽的！
人吃人的西方
離開小冷，往北就是歷史古城威瑪。走出火車站，回頭看看；這雖是威瑪，畢竟還是東德的威瑪。火車站是個灰撲撲、陳舊不堪的建築，泥牆剝落了，窗框的木頭綻出裂紋。
迎面襲來的空氣，混合著煤味和汽車放出來的廢氣，令人窒息。每條路都有工程，交通因而堵塞不堪。車身布滿髒泥，行人的鞋子也裹著一層泥。各種各樣的建築工程機械在每條街上發出巨大的噪音。
街角有個嶄新的旅行社。
“能夠幫我找個家庭旅館嗎？”
“我們新邦沒有什麼家庭旅館，只有兩種旅館，一種很破舊失修的，您大概不願住，一種就是觀光飯店了，比較貴。”
正在打字的小姐抬頭沖我笑了一下：“您早來了兩年；再過兩年，我們就什麼都有了。”
“再過兩年，”我說，“四十年的共產東德就連影子都沒有了。我來得正是時候。”
她點點頭。
“大象旅館有一個單人房，沒有浴室，九十塊一晚。就在老街廣場上，五分鐘就到。”
五分鐘其實走不到，因為要穿過無數的工地。粗大的水管擱在人行道上，等著埋入地下。房子圍上鷹架，等著翻新。地面上的磚塊被掀了起來，等著重鋪。機器隆隆地震著地面。
後共產的威瑪，在機器聲中震動。
古街廣場上，工人在鋪地面。整個老街坊，都是青灰色的石板街，由一塊一塊的石頭綴成。每一塊石頭，大約有兩個拳頭大，切割得不平整，顯然是用手工敲的。
工人在地上打下鐵樁，綁上細繩，鐵樁和鐵樁之間就拉出一條直線來。工人屈腿跪在地上，一手持錘，一手挑選大小適中的石塊，把石塊一個接著一個地排列起來；幾千幾萬顆石塊綴連起來，就成為一條當年走馬車、現在行汽車的石板街。
幾百年前路是這麼鋪的，今天還是這麼鋪，因為這是條老街。
進入老街之後，威瑪突然換了面貌。好像一個蓬頭垢面的老婦人把斗篷和面具突然摘掉，露出風華絕代的真面目來。躲藏在陳舊的建築和震耳的工程噪音後面，是威瑪光彩奪目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