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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誰照顧你?”

  “照顧?”阿土似乎覺得滑稽地笑起來,“我照顧爺爺,爺爺病了,躺床上不動。奶奶做飯。”

  “你們也住營帳里嗎?”

  “我們不住營帳,我們住公寓。”阿土的眼睛流轉著觀看四周,似乎對吃沒興趣了,“那個女人就住我們隔壁。”

  “公寓隔壁?”我問,“那個女人家裡還有些什麼人?”

  “哦——”他伸出指頭開始數:“她、她丈夫、她侄兒——她侄兒也是個大人,每天去上班,三個小孩,阿敏七歲,常跟我打架,他很壞,還有小桑妮,只有一歲,還有姨婆……算不清了。我媽說她姨婆腦子有毛病——”

  “你媽媽,”我說,“你不是說你媽死了?”

  “對對對,”阿土敲敲自己腦袋,“我老說錯,我是說我奶奶,我奶奶啦!”

  “等下我拉琴的時候,”他眨著明亮的大眼,愉快地看著我,“你要給我多少錢?”

  我說我得想想看,然後注意到盤子裡剩下大半的菜。

  他聳聳肩:“剛剛街上有太太請我去吃披薩餅,我已經吃過了。吃不下了。”

  ※   ※   ※   ※   ※

  在晚餐桌上,我把下午和阿土的邂逅說了出來。我知道我不該說的,因為,你看,還沒說完,丈夫就在那頭哈哈大笑:

  “哇塞!只有你這種傻瓜會去上吉普賽人的當。今天南斯拉夫打仗,她們就說是南斯拉夫來的,明天亞塞拜然開火,他們就變成亞塞拜然人了。過幾個月莫斯科打起來,他們就全是俄羅斯人了。來來來,為咱們的慈善家干一杯!”

  見證者

  沒事吧?跟你隨便聊聊。

  每個星期二,我從法蘭克福搭火車到海德堡大學去教課。昨天,在火車上,看到這麼一件事,說給你聽聽。

  我站在曼海的月台上,等著換車。這天人特別的多。一群外國旅客,總有十來個吧,腳邊圍著大大小小的行李,顯然是出遠門的,愉快地說笑聊天。

  火車進站了。這是班開往義大利的快車,一路上要經過許多阿爾卑斯山的湖泊和隧道。

  車子停下來,一大堆人堵在狹窄的車門口。沒有行囊、只夾著一本書的我,第一個上了車。到海德堡只有十分種的車程,所以我就在車廂與車廂的銜接走道里找了個角落站著,居高臨下,看著旅客艱難地把大皮箱和自己的身體從密集的人體中擠上來。那門,真窄。

  一個頭髮枯黃的中年女人擠到我身邊來,不勝負荷地把皮箱“碰”一聲落在我腳邊。

  車廂與車廂之間的自動門也不管用了。一個年輕的女人,一手牽著幼兒,一手拎著皮箱,胸前晃蕩著掛在頸間的小皮包,正要走過來,被自動門給鉗住了。她身邊還堵著一大堆人。

  枯黃頭髮的女人伸手把門猛力拉開,嘴裡嘟噥著:

  “我的天,要把小孩給擠壞了!”

  外國旅客正在前前後後地大聲招呼,看是少了人、少了行李沒有。黃頭髮女人的丈夫終於也擠了上來,一個禿頭、挺著大肚子的男人。他把一個更大的皮箱擱在我腳邊;現在,我的腳已經沒有動彈的餘地。

  禿頭男人瞄了自己女人一眼,很有權威地吆喝:

  “把你皮包關上!”

  女人趕忙低頭看皮包,手臂夾緊了,喏喏地說:“是,是關上的。”

  男人嫌惡地說:“這些人幹嘛不回到南斯拉夫去!”

  女人說:“是啊!擠死了!剛剛有個帶小孩的女人,瞧,就是站對面的那個——”女人用眼睛示意,“就被自動門給夾住了,我把她放出來的!”

  火車搖搖晃晃地走著,查票員已經來到走道,一個高拔的女聲說:

  “我的皮包——我的皮包被偷了……”

  是那個年輕的女人,兩三歲大的孩子緊緊依偎著母親的腿。

  “護照……車票……都沒有了……”

  掛在她胸前的皮包張著大嘴,露出一些紙張雜物。

  頭髮枯黃的女人,就在我耳邊,對她丈夫說:

  “一定是她剛剛夾在門裡的時候發生的,她身邊貼著那群——”

  男人回頭瞄她一眼,問:

  “你看見啦?是你幫她開門的?”

  女人用力點頭:“是啊,那個自動門剛好要關上,她剛好要經過,她一手牽著小孩——”

  “您有見證人嗎?”查票員手裡拿著剪票的夾子。

  年輕的女人往四周張望。

  “我們看見了!”禿頭男人大聲說,挺著胸膛,往前踏出一步。

  “剛剛在曼海站上來一窩蜂塞比爾、克羅埃西亞人,亂成一團,”男人表情鄭重地述說,“這位女士被夾在這個自動門裡,那群南斯拉夫人就圍著她……”

  嘿,你知道吧?塞比爾和克羅埃西亞人就是正在南斯拉夫打仗的傢伙。克羅人要獨立,塞人不讓,就火併起來了。房子被大炮轟掉的老百姓嘛,四處流亡。湧進德國的有好幾萬。

  火車已經慢了下來,海德堡到了。

  車門自動敞開,在月台上,守候在這個門口的,是兩個穿制服的警察。

  大伙兒都下了車。查票員對警察說:

  “這位女士聲稱皮包在火車上被竊……”

  我知道我上課要遲到了,可是,你會原諒我愛看戲的個性。

  年輕的女人一手牽著孩子,胸前的皮包還敞開著,好像一張張口要喊的大嘴。

  南斯拉夫旅客三三兩兩地從別的車廂下來,往這裡聚攏,邊走邊彼此探問: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要我們下車?

  疑惑全寫在臉上。

  警察面對著禿頭男人,取出紙筆:

  “請留下名字和地址。”

  “您看見竊盜的發生?”

  “嗯!”男人很嚴肅地看著警察說,“是在那群南斯拉夫人裡頭,那個人大約五十五歲,一百七十八公分高,深色頭髮,穿暗紅色上衣。”

  他很流利地一口氣說到底。

  我倒抽一口涼氣。

  對著陸續走來、正在七嘴八舌說話的南斯拉夫人,警察說:

  “請您指認……”

  男人的眼睛逡巡著。

  ……

  然後抬手一指,指著一個走在大夥後邊的人。

  “他。”

  男人低聲對警察說。

  他。在我看來,大約有六十五歲,一百八十五公分高,穿著整齊的黑呢大衣,頸間裹著格子圍巾。很英挺地走過來。

  這個人,茫然地看著兩個警察向他靠近。

  一個戴眼鏡的男人,顯然是旅行團里唯一懂德語的人,憤憤地對警察說:

  “那個人有什麼證據?你們憑什麼相信他的話?這是沒有道理的……”

  警察已經開始搜身。被搜的人仍舊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情,只是順從地打開大衣,抬高手臂,讓警察伸手觸模貼身的衣服。他甚至於不了解同伴在跟警察抗議些什麼,他聽不懂。

  另一個警察,彎著腰,打開一隻皮箱,里里外外地摸索。皮箱關好,又把手伸進一隻百貨公司的塑膠袋。

  整輛列車等著。人們倚著窗子,伸出半個身子看熱鬧,不時彼此交換意見,比手劃腳地發表對世界局勢和種族差異的評論。

  禿頭的男人似乎覺得任務已經完成,拎起皮箱,果決地對女人說:

  “走!”

  他踩著大步,女人窸窸窣窣地在後頭跟著。

  會說德語的南斯拉夫人對著夫妻的背影大叫:

  “哈羅,不要走不要走,您欠我們一個解釋呀!等警察搜完了您要給我們一個交代——”

  男人走得很快,一會兒就上了電梯,不見了。

  兩個警察,沒搜到東西,一時之間似乎不知該怎麼辦才好。交頭接耳了一會,決定請所有的人回到車上,繼續他們的人生旅程。

  “開車了! 開車了!”列車長揮舞著手催促旅客。 南斯拉夫人三三兩兩地登上車廂,只有一個,火車開動了之後還攀著車門,對月台上的警察大喊:

  “這是不公平的……那個人怎麼能沒事一樣……他要道歉……”

  火車隆隆的車輪把他聲音給淹沒了。

  搭電車已經來不及,我在火車站前跳上一輛計程車,趕到學術街去。還好,學生還在。

  秩序還好嗎?

  門鈴響的時候,我正跪在花圃邊拔糙,指甲fèng里全是黑泥,頭髮里雜著青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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