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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裝鐵窗呢?你說。

  對呀!我也正問著自己同樣的問題:奇怪,怎麼沒有一個人想到去裝鐵窗呢?

  為了同樣的不安全感,台北人不都已經決定住在鐵窗裡頭了?

  我就是這個意思;鐵窗是那樣一個外觀醜陋、內在意義醜陋的東西,這裡的人連那個念頭都不會有。或許是來自他們的影響吧,我自己,寧可出外回來發現家中面目全非,不願意在房子上加上鐵窗。我不能為了怕小偷而用丑來懲罰自己。

  只是孰輕孰重的問題罷了。美,在你心中究竟有多大的分量?

  5

  在海德堡一家小店裡發現一種從沒見過的香油,茉莉花油。沾上一點點,漫天漫地的茉莉花香撲鼻而來。我愣愣地立在那裡,眼淚就涌了上來。莫名其妙的,不過是一點花香罷了?

  可是茉莉花,和家是聯在一起的。小的時候,街頭巷尾,哪家沒有幾株茉莉,在牆角,在夜晚,靜悄悄地呼著香氣?少女戀愛的時候,難免愛走最黑的巷子,因為巷子裡甚至沒有月光,只有和巷子一樣綿長的蠢動的茉莉花香,帶著致命的魅力,把人牽引到夢裡去。

  從此我再也不去別家買香水,再也不買別的香水。

  不一定非天竺葵不可;我們原來有茉莉花,只是由於鑽營忙碌,把花給甩了。

  6

  談什麼住宅文化——如果我們還不認識茉莉花的意義?

  大眼睛的鹿從黝黑的森林中冒出,在曠野上不知為什麼的仰望星斗。我們,從黝黑的城市中冒出,也需要一個能夠仰望星斗的地方,一點點腳的空間,心的空間。

  遇見阿土的那一天

  去年夏天,安安在幼稚園的糙地上鬆手放走一個粉紅色的氣球,氣球上繫著一張小紙片,寫著兩行歪歪斜斜的字:

  “我叫安安,今年五歲半,住在德國克倫堡麥河街六號,收到氣球請來信。”

  十二月底,一個下雪的早上,鬍鬚上沾著雪花的郵差送來一封信,給安安的信,來自波蘭。

  鄰居把波蘭文譯成德文:

  “安安先生您好。今天我收到了您飄來的氣球。我今年三十六歲,名叫可蘭波斯基。有三個孩子,分別是十八歲、十六歲、十歲。波蘭通貨膨脹得厲害,這裡什麼都貴,我們什麼都買不起。我也失業了,今年冬天不知怎麼過。我們住在華沙一百公里外一個小村子裡。收到信後請給我們一個回音。”

  安安聽完翻譯,失望地說,“不是小孩!”興致索然地走了。

  鄰居說,“怎麼樣?要給這什麼斯基寄個包裹去嗎?這信分明是寫給大人看的!”

  我搖搖頭,覺得疲倦,“不了。於事無補。”

  ※   ※   ※   ※   ※

  中午,雪變成了雨,挾著冷風,扑打在玻璃窗上,一片肅殺之氣。

  有人按鈴。

  門口站著個年輕人,德國人。衣裳穿得單薄,早濕透了。雨水順著他的頭髮淋到眼睛裡去。他打著哆嗦,嘴唇發紫地說:

  “請——請問您——你要不不要訂訂一份雜誌?”

  我的天,是個推銷員,該殺的。

  “我不要, 對不起。” 我讓他站在屋檐下面,雨水在他腳邊淋成一個小潭,“我家的雜誌有二十來種,讀不完的,但是我可以給您一杯免費的熱咖啡……”

  他在發抖,青紫色的手指在胸懷裡摸索,取出一張單子,哆哆嗦嗦話都說不清了:

  “明鏡、明星、畫報……隨便訂哪一種,一種就就就好”

  “我不要,我真的不要——”

  我準備關門,年輕人突然哭了出來———或許那是雨水,不是淚水,他急迫地用嗚咽的聲調說:“我已經走了一整個整個早上,只有兩家訂,我只要再一家,只要您肯幫忙。我就有救了……”

  頭髮里的水不斷滴到他眼睛裡,眼睛裡又不斷流出水來,簡直可憐極了,他哽咽著說:“我明天就要被房東趕出去了,繳不起房租,只要您您肯訂訂一份,我就就——就可以回去交差……”

  他停住了,就那麼濕淋淋地望著我,像只從陰溝里出來的老鼠,腿站不穩,打著哆嗦,嘴唇發紫。

  我看著他,半晌,嘆口氣說:

  “對不起!我實在沒時間再多看一份雜誌。”

  對著他濕淋淋的臉,把門關上。轉過身,背靠著門,覺得自己在生氣,可是不知道在對誰生氣。

  ※   ※   ※   ※   ※

  下午,竟然放了晴。從窗里望出去,一片湛藍的天空,好像一點憂愁都沒有。

  出了門,才知道那藍色的晴朗是個假相,因為雨雪初化,藍天下的世界冷得刺骨。

  大街被打扮起來,紅花綠葉配著黃澄澄的燈,像蜂蜜般柔膩甜美的聖誕歌曲在街上蕩漾。櫥窗里站著紅光滿面笑呵呵的聖誕老人,毛茸茸的小兔小狗小熊小豬在電的操作下很可愛地向人搖尾點頭。所有的商品都變成了禮品,包裝得精緻漂亮。

  我看到一隻藍色的馬桶,馬桶上繫著一隻巨大的金色的蝴蝶結。

  我也是那珠光寶氣的人群的一分子;我是出來買禮物的。

  扎著金色蝴蝶結的馬桶在玻璃窗裡邊,玻璃窗外邊,牆角下,挨坐著一個女人,懷裡摟著一個三四歲大的孩子。母子擁抱,守著地上一隻空罐子。

  我看看馬桶,看看這個女人,繼續往前走。

  沒有幾步,停下來。回頭看看那個熟睡中的孩子。冷,凍得他兩頰通紅,鼓鼓的。

  我又踱了回來,站在女人前面。她裹著圍巾,兩眼盯著地上的罐子,裡頭有些零錢。

  我又拔腿走開。

  又回來。那小孩張開了眼睛。

  又走開。又回來。

  我終於來到這個女人面前,蹲下來。

  “這個孩子很冷,”我握著孩子肥短的手,“您從哪裡來?”

  女人有氣無力地說:“南斯拉夫。克羅埃西亞。杜若尼克。”

  杜若尼克,那個拜占庭時代的老城,被炸毀了一半的荒城。

  “您丈夫呢?您沒有家人嗎?”我問,感覺背後不斷流過的人cháo。

  女人淡淡瞄我一眼:“死了,都死了。”

  “您來德國多久了?您住在哪裡?”

  “四個月了。住在一個營帳里。”

  小孩瞪著清亮的大眼。

  “這麼冷,”我說,“您要不要到我家裡去吃點東西?我用車再把你們送回來。”

  女人搖搖頭:“不能離開。您把飯帶來這裡。”

  不知道什麼時候,身邊來了個小男孩,背著個風琴,提著一盒披薩餅。他把身上七七八八的東西擱在地上,然後對我說:

  “她要留在這裡賺錢,不能走開,可是,”小男孩笑著,露出兩顆大大的兔寶寶門牙,“我可以跟你去吃飯。”

  ※   ※   ※   ※   ※

  我們在餐館坐下。阿土點了香腸、薯條、百事可樂,每樣兩份,持會兒帶出去給女人吃。

  “你幾歲,阿土?”

  “七歲!”阿土說,“你呢?”

  “我八歲,”我說,“比你大。”

  他滿意地點點頭,大眼睛一轉,問:“你怎麼有那麼多錢?”

  他指的是我剛剛付帳時拿出來的百元大鈔。

  “我的錢也不多,”我解釋著,“我有兩個小孩要養,一個跟你差不多大。我要很辛苦地工作才有錢——”

  “你做什麼?”他的嘴巴塞滿了食物。

  我想了一下,回答:“我每天到辦公室去。”

  “在辦公室做什麼?”

  “嗯——”說,“寫字。”

  “哦!”阿土顯得驚訝,他笑著說,“我以為你是清潔婦,打掃辦公室的。”

  “我也是個清潔婦沒錯,”我幫他切香腸,“我還煮飯、洗衣、帶小孩,我的工作有好幾份。”

  “難怪你有錢。”他點點頭。

  “阿土,街上那個女人是誰?”

  “是我媽媽的朋友,所以我媽要我照顧她。”

  “你媽媽在哪裡?”

  “我媽?”阿土吧啦吧啦喝著可樂,“我媽死了!”

  “怎麼死的?打仗嗎?”

  “不知道。我爸走的時候也沒跟我說清楚。”

  “你爸哪去了?”

  “不知道。他到很遠的地方去——可不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打仗你知道嘛!

  我爸不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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