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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瑞士開的筆會，在我眼中，充份流露著白種作家的自我中心、自我膨脹。
我開始考慮到自己作為作家的立足點問題。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是第幾世界的作家，經過一場筆會，卻猛然發覺，啊，在這些白人眼中，我自然是個第三世界的作家，完全不屬於歐美那“第一”世界的圈子。
然而我對第三世界的了解遠遠不如我對歐美的了解；我對第三世界的認同感遠遠不如我對第一世界的認同來得強烈。但是第一世界並不承認我的歸屬。
有一隻烏鴉，為了混進雪白的鴿群，將自己的羽毛塗白。但白里透黑，被鴿子趕了出去；回到鴉巢，因為黑里透白，又被烏鴉驅逐。
這就回到了“公審”七等生的問題：別人不把你當兄弟時，你如何與他稱兄弟？
就個人藝術創作的層次而言，這些立場、認同等外圍問題可能都是最不重要的考慮。一個作家以手寫心之所至，是水到渠成的事，與他屬於第幾世界可以沒有任何關聯。然而就地球村的整體文化而言，白種文化的絕對強勢所造成的世界同質化傾向，對弱勢文化中的作家無寧是一種危機，一種威脅。他會發現整個世界都在用一把尺——以強勢文化所核定的刻度——衡量他的價值，而這把尺，很可能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
狹隘的民族主義是塊砸自己腳的石頭；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人權等等，必須超越民族主義的捆綁。但是弱勢文化中的作家或許應該結合力量，發出聲音，讓沉浸在自我膨脹中的白人社會產生些微不安；因為有一點不安，他就不會盡興地膨脹。談四海一家，必須先站在平等的立足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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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審”七等生之後，又過了八個月，我身上的刺卻落了很多，因為我發覺，在所謂種族歧視上，各個民族其實是相當平等的，也就是說，一個西洋人在台灣或中國所可能受到的“歧視”並不低於我在歐洲受到的“歧視”。
一個瑞典的醫生在台北學中文。語文中心一位工友為細故而罵他為“洋鬼子野蠻人” 。 醫生正式去函中心主任，要求工友道歉。兩人相對時，主任對工友說：
“你不要叫他野蠻人嘛！人家聽了心裡多難過。”
在蘇黎世的街頭，瑞典朋友微笑地為我敘述這個小故事，我當街大笑起來。中心主任話里的意思當然很明白：我們都知道西洋人是野蠻人，但是不要說出來，傷了感情。
在“野蠻”的瑞典，被判了終身監禁的重犯還有假期；不久前一個間諜在與妻子“度假”的時候溜跑了，西方諸國引為笑談，瑞典不以為忤，堅持“犯人也有人權”。在“野蠻”的瑞典，沒有人會因為付不起醫藥費而被拒於醫院門外，沒有鰥寡孤獨年老者會因為無人撫養而死去。在“野蠻”的瑞典，沒有人會因為“言論不當”而被囚禁起來，也沒有人會把幼女販賣到jì院作為雛jì。
一個來自高度文明的歐洲人被中國人看作“番子”；我這個自視甚高的亞洲作家被歐洲人看作從良jì女、難民；我們的感受是一樣的。我在歐洲所面對的誤解、歧視，其實不是歐洲人的弱點，而是“人”的弱點吧！
或者作夢的七等生竟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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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歐洲》是我旅瑞一年半的心路，大部分的文章都在《九十年代》、《文星》以及時報“人間”副刊上發表。從《野火》到《人在歐洲》，我好像翻過了一座山，站在另一個山頭上，遠看來時路，台灣隱隱在路的起點。離開瑞士，移居西德，眼前又是一條叉路，我漸行漸遠漸深沉，但路則像一根綿延的帶子，系在胸間，時時感覺那起點的扯動。
一九八八年五月於蘇黎世
三個和一個
——龍應台雜文散議
楊際嵐
綜觀當代雜文界，龍應台是個“異數”。
在發表《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以前，全台灣幾乎還沒有人聽說過“龍應台” 這個名字； 僅僅過了一年，出版《野火集》之後，全台灣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龍應台”三個字。
她的經歷似乎極為平順、簡括。
無妨展視一下履歷表：原籍湖南省衡東縣，一九五二年生於台灣省高雄縣大寮鄉水源地；一九六九年，進入台灣成功大學外文系就讀；一九七五年九月，留學美國，攻讀英美文學，在堪薩斯州立大學英文系獲博士學位，在紐約市立大學及梅西大學英文系任教；一九八三年八月，回台灣，任中央大學英文系客座副教授；一九八五年八月，轉任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一九八六年八月，旅居瑞士蘇黎世；一九八八年五月，遷居聯邦德國法蘭克福。
她的創作歷程，似乎也不複雜、漫長。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次投稿《新書月刊》，批評《孽子》；十一月，“龍應台專欄”於《新書月刊》上開設；撰寫《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投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九八五年三月，“野火集”專欄於《中國時報》上開設；六月，文學批評集《龍應台評小說》由台灣爾雅出版社出版；十二月，雜文集《野火集》由台灣圓神出版社出版其間，還以“胡美麗”的筆名，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不定期撰寫有關女性問題的雜文。一九人六年十二月，在“人間”副刊開闢“人在歐洲”專欄。一九八七年二月，《野火集外集》由台灣圓神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八年六月，雜文、隨筆集《人在歐洲》
由台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出版。近年來，龍應台尚在台灣《皇冠》雜誌上撰寫專欄文章，透過“安安”視野審觀大千世界。
然而，她卻平地捲起了一陣“龍捲風”26野火集》一個月內銷售五萬多本，去年已高達一百○七版，十幾萬冊，台灣百多人中即擁有一冊。《龍應台評小說》也印行了二十幾版。而《人在歐洲》初版即印行六千冊。《野火集》和《龍應台評小說》分別評選為“年度最具影響的書”。同仁們稱她為“一九八五年最具影響力的作家”。雜誌評她為“一九八五年文化界風雲人物”。
如今，作為大陸的讀者，想要了解台灣雜文，不能不讀龍應台雜文。迄今為止，龍應台雜文的主要成就體現在三個方面，即燒“野火”的龍應台，談“美麗”的龍應台，“在歐洲”的龍應台，各具特色，紛呈異彩。
其一：燒“野火”的龍應台
“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這話應於龍應台，再貼切不過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因為實在不能忍受螢光屏上一位女“立委”自私自滿的談話，龍應台一口氣寫下《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投給並無太深關係的《中國時報》，自此一發而不可收。不經心擲出的一點星星之火，卻燒出燎原的《野火集》來。正如龍應台本人所述：往往文章一出現，就有大學生拿到布告欄上去張貼；就有讀者剪下個三兩份寄給遠方的朋友，囑咐朋友寄給朋友；中學老師複印幾十份作為公民課的討論教材；社區團體複印幾百份四處散發；郵箱裡一把一把讀者來信……
不過，另一種聲音卻也囂囂不已——
“龍應台在‘中時’寫文章，篇篇都是醜化我們中國，醜化我們中國人……以一點概全般，醜化我們的社會……”
“他（指龍應台）遍撒野火，期盼燎原，但是，野火無主，易放難收，顯然，作者的用意，不在批評，不在建議，只想隨心所欲地隨手放火，火起之後，再拿一本外國護照出國，隔岸觀火。”
“用腳踩熄這點子‘野火’把，一如踩熄一截菸蒂。不值得再為此人此事寫一個字。”
更有甚者，“妖言邪魔”，“行險而驕、言偽而辯、激狹取寵”，“滿紙酸溜溜、髒兮兮、惡狠狠、火辣辣”，等等，一股腦兒地朝龍應台頭上扣去。有些“特定”的團體明令將此列為禁書；甚至匿名地寄去撕了一角的冥紙，詛咒她早日歸陰。
熱烈的掌聲與兇猛的罵聲，這一深具涵義的社會現象，更加凸現了龍應台雜文的強烈的現實意義。
她嚴峻地剖視整個病態社會——
懦弱自私：在台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壞人”，因為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環境污染：地面、地下的污染，水的、空氣的污染，無所不在的“標語口號污染”，立體化地四下蔓延，麻痹同胞的心靈，台灣猶如“生了梅毒的母親”；反仆為主：住在台灣的中國人四十年來患了政治“敏感症”，有許多陳腐觀念需要糾正， 卻又怕被扣上大帽子而不敢吱聲， 衛道者動機指斥為“民族叛徒”、“赤色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