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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如果外力迫使它非解決問題不可，它就又回到它所習慣的舊方式（左門就是左門，非左門不可！）當然又碰得鼻青臉腫，餓得老眼昏花。明明只是換個門徑就解決了一切，它卻檸執在習慣行為中飽受挫折與失敗的煎熬，最後以崩潰結束。
[取材自S.I.Haayakawa“1nsolubleProbleems，”InventionandDesign，N.Y.1981.]※※※
在垃圾車邊被清潔工人發現了的李國棟是一隻弄“擰”了的老鼠，我們的社會環境與教育制度是控制辱酪、製造難題的實驗家。從前，大學之門是通往辱酪的門，所有的人都往那個門跳。“士大夫”觀念深深地植根，因為我們發覺成了“士大夫”之後就有甜美的辱酪可吃。但是，在大家都習慣於這個方式之後，客觀情況卻變了，辱酪換了門；往“士大夫”那個門撞去，卻撞個鼻青臉腫，而且沒有辱酪。
可是孩子們繼續去撞那一扇門；作父母的繼續鼓勵孩子們去撞那扇沒有辱酪的門。
他們說，“有志者，事竟成”；說“有恆為成功之本”；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說“老天不負苦心人”。門的顏色變了，辱酪的位置換了，可是弄“擰”了的人固執地守著舊有的方式，“以不變應萬變”。
於是有一天大清早，清潔工人在垃圾車邊發現一團血肉模糊的——是人還是老鼠？他嚇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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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也只不過是只有可能精神崩潰的老鼠。人生的每個階段里都有看似不可解的難題時時強迫他作抉擇：考試失敗了，愛人變心了，婚姻破裂了，工作失去了。每一個難題都需要一個解決的辦法。究竟辱酪在左邊還是右邊？不管在左在右，當一個人不再能以“新”的方式來應付“新”的情況，當他不計後果的，根本拒絕改變自己的時候，他就是一隻弄“擰”了的老鼠；精神的解體只是自然的結局；一個國家，又何嘗不是個精神可能崩潰的老鼠？！國際局勢的變化多端就好像辱酪的忽而在左、忽而在右。三十年前解決問題的方法不見得能解決二十年後的問題。如何能不受制於舊習慣、舊觀念、舊方法，如何不搞“擰”了去老撞一扇沒有辱酪的門而撞得鼻青臉腫，需要的是彈性與智慧。
智慧， 不正是人之所以為人， 鼠之所以為鼠的差別嗎？
原載一九八五年九月廿六日《中國時報？人間》
台灣是誰的家？
啊！光復節！
五顏六色的牌樓又搭了起來，五顏六色的燈又亮了起來。莊嚴的大人物湊著麥克風講整齊對仗的句子，報紙的頭版有紅色的大字，彩色的框框；收音機的鈕轉來轉去都是標準又悅耳的女聲？ .啊！又是一個光復節！
光復節又怎麼樣？仍舊是人擠人、車擠車的世界，烏煙瘴氣。
可是這是四十周年的光復節——四十年哪，人生有幾個四十年？四十年又怎麼樣？淡水河是條發臭的毒溝，觀音山是長了膿瘡的病狗。嬰兒餵假奶粉，小孩吃餿水油，大人喝用過的寶特瓶，老人把畢生積蓄交給十信？ .
四十年又怎麼樣？光復節又怎麼樣？立法委員向俞國華我們是否有一個“信心危機”。俞院長說，沒有沒有；當然沒有。
江南、李亞頻、餿油、十信、毒玉米，都是孤立案件，不代表任何意義。我們信心十足，信心十足。
可是我聽到鄰居十歲的小孩丟下書包大聲喊：“媽媽媽媽，台灣不能住了。我是吃餿油長大的！”我也聽到二十來歲剛結婚的朋友皺著眉頭說：“結婚可以；生孩子，不可以。每天騎機車上班，眼紅瘋狂的人cháo與車馬常勾出我心中對整個人類的仇恨來。一輛機車狠狠插在我前面的那一刻，我血液沸騰得很願意當場撞得他頭殼破裂而不覺一點點惋惜。把新生命帶進這樣一個世界來，不，太殘忍了。”為什麼沒出過國的小孩會下“台灣不能住”的結論？為什麼一向篤信傳宗接代的中國人會覺得台灣這個地方不可以養兒育女？俞院長的“信心”來自哪裡，是哪一種信心，我覺得茫然。不肯承認我們有信心問題，是因為看不見問題或不敢說實話，我實在無從判斷。我只知道，父母千方百計地把幼兒稚女送出國讀書，表示對我們的教育制度沒有信心（是的是的，王贛駿與丁肇中的成功等於我們教育的失敗？ .）。有錢人把產業化整為零地存到國外銀行，表示對我們金融制度缺乏信心。政府官員與大學生管珍惜綠卡，每年氣喘喘地來回，表示對我們的政治前途沒有信心。
反對人士必須躲在外國的羽翼下才敢發言批評，表示對我們的民主憲政沒有信心。至於年輕人覺得這片土地已經糟到不適於傳宗接代的地步——這不是缺乏信心，這是絕望。年輕人的話，令我深深的哀痛；而那些不著邊際的高調，令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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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我帶了幾份介紹台灣的畫報給歐洲的朋友看。這些畫報都有中英對照而且攝影圖片非常精緻。朋友翻看之後不經意地說：“這些很像東德或保加利亞的官方刊物。”我很驚訝：台灣的東西怎麼會讓他聯想起兩個共黨國家來？原來也只是一句憑直覺的評語，朋友也得思索好一會才分析出原因來：“因為你看得出這個刊物在刻意地表現美好的一面，刻意地把其實任何社會都有的缺陷與難題都隱藏起來。你看，第一頁到末頁全是美麗的森林，純樸的山胞，富庶的農村等等，像人間天堂。相反的，一個開放地區的刊物，通常，在稱頌美麗的森林同時，或許會提到酸雨污染的威脅；介紹純樸的山胞時，也許會說到物質文明的侵略；讚美富庶的農村時，就不免提到農村人口的流失？ .你拿東德與西德的畫報一比較，就看出很明顯的態度上的區別。”他不說，其實我也該知道這道理。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怕暴露自己的缺點，更不忌諱承認啟己的醜陋。試圖遮掩粉飾才真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四十年後的台灣固然已經脫胎換骨，卻明明白白的有一身病痛：根本的政台問題、燒在眉睫的環境問題、需要急診的經濟轉型問題、影響深遠的教育問題，還有，使每個人不是咬牙切齒就是搖頭嘆息的道德淪喪現象。可是，如果我們有能力，我們就不怕面對這些病痛；如果我們有自信，我們就不怕大聲承認：
是的，我們確實有這些病痛。避諱或遮蓋都是自欺，自欺意味信心不夠，這，才是真正的危機，我從來不忌諱大聲說台灣是我“生了梅毒的母親”，也不猶豫地告訴你台北是我所見過最庸俗最醜陋的都市，更不在乎對你說，中國人是個自私短見鄉愿的民族——不怕你覺得刺心。我還可以恨恨地說，台灣的社會是個道德腐蝕到骨髓里的社會——不怕你罵我數典忘祖。
因為我對台灣還有信心。
看看有多少人在角落裡默默地播種、耕耘；台灣的“有心人”真多。
消費者基金會一點一點累積起來的成果現在算是大家都看得見了。還有許多看不見的：“婦女新知”的一小撮人在一點一點地提高女性的自覺，教導她保護自己的權益。台大也有一小群人成立婦女研究中心，引導社會重視婦女問題。扶輪社——你以為有錢人都是腦滿腸肥之流嗎？——正在籌備環保基金會。另外又有幾個人正準備推出《新環境》雜誌，為我們病重的大地作記錄。還有一群理想主義者要出版《人間》雜誌：沒有穿泳裝的明星，沒有微笑的政客；雜誌關心病患孤兒寡婦，幫助這個愛喊光明口號的社會親眼看看陰暗痛苦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