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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寫的人和看的人都明白：沒有拆掉的是一堵心裡的牆。
艾森納哈市政府的財政科長在廣場上等候我們，一個頭髮花白、態度謙遜的老紳士。曾經是灰撲撲的老街，現在煥然一新，一家接著一家燦亮的商店，標價和西方一樣。但是艾森納哈的失業比例是百分之十八。
"這些商店，"我問，"屬於誰?"
科長笑了，"大部分，都是德西人來這裡投資開店，我們本地人買不起也租不下這些昂貴的店面。"
那麼顧客又是誰呢?所謂百分之十八，還只不過是浮面上的失業數字。如果加上那些在接受政府輔導"轉業"訓練的人，還有那些朝不保夕的臨時工，還有那些馬上就要失業的人，全德東大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失業比例。這些漂亮商店的顧客是誰?
"遊客嘛!您知道艾森納哈是巴赫的故鄉。還有住在西邊的人。我們自己反而要越'界'到西邊去買東西。"
既然東西價錢一樣，為什麼?
"譬如我買車，"科長說，停在一個十字路口，"我寧可到西邊買，因為那邊服務比較好，分期付款種種也都對顧客有利些。這邊，總而言之還不太習慣以顧客至上的那種商業行為。"
他的話讓我想起德東的女作家馬容。因為對東德深惡痛絕而在1988年移居西德的馬容曾經說："我知道這話聽起來刺耳，可我覺得三十年來東德特務對我的壓迫還趕不上東德的餐館服務生、計程車司機、店員的恐怖統治。"
路口一輛汽車以撕裂神經的尖聲啟動。同道來的德西人悄悄說：
"你看，這些笨蛋還沒學會怎麼用西方的車子;他們還以為自己在開拖笨車。"
走累了，我們在一家擁擠的咖啡館坐下。女侍解釋，今天人太多，廚房不作午飯了，只能點蛋糕。好吧，蛋糕就蛋糕吧!
"科長先生，"我面對老先生，"要問您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雖說改朝換代了，據說當年騎在人民頭上的幹部翻了身仍舊是當權者，是這樣的嗎!"
科長搖搖白頭："我們公務員，都要通過過濾，我們的過去都經過委員會的調查，比較沒有這種情形。工商界就不同。一個公司只管求才，誰有才就用誰。那些幹部，以前他們就屬於'有辦法'的一群，可以出國，可以接觸到外國資訊，所以也就比較靈通。現在嘛，他們自然也還占著靈通的便宜。"
"現在德東人怨氣衝天，從前社會主義制度的保障放棄了，新的生活水準又一時達不到。德西人也滿肚不高興，說德東人不懂得感恩——您怎麼說?"
科長顯然早有看法，慢條斯理的說：
"我不同意德東人要感恩的說法。您要知道，西德基本法裡頭記載得清清楚楚：西德政府是德國唯一合法政府，東德政權是不算數的，我們都是西德的老百姓。好，既然如此，那它現在為我們做的都不過是份內的事，是憲法中所記載的義務——感恩何來之有?"
科長去上廁所的時候，德西朋友懶洋洋的說："我都不想跟他們辯論了。這些人總覺得這個世界欠著他們的，我們西邊人大把大把錢掏出來給他們，好像全是應該的。他們似乎不知道，咱們的錢也是一滴血一滴汗賺出來的……"
回到大廣場，在街轉角瞥見一個破舊的布告欄，木框都快脫落了，板上卻還勉強釘著一張發黃的布告;湊近瞧瞧，原來是張標語。
工人階級政黨面臨著極重要的、迫切的基本任務。我們應當把我們的全部思想、全部力量、整個宣傳、鼓動、組織和實際工作用於使無產階級和農民更有準備地迎接新的決鬥。
——列寧
泛黃易脆的紙張被風吹得嘩啦作響。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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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白
清 白
先從兩個簽名談起。
德國經濟部長莫勒曼下台了。不到50歲的莫勒曼不但是自由民主黨的主席，不但是經濟部長，還是國家副總理。他是怎麼從他的政治巔峰摔下來的?
莫勒曼太太的堂兄弟的公司發明了一種新的採購推車。為了拓開市場，家族中有人就以莫勒曼的語氣為這神奇推車寫好了推薦信，作為廣告。信打在經濟部長的專用信紙上，放在部長案頭。經濟部長簽了名，總共是七封信。
這是假公濟私，濫用公權。莫勒曼就從高處重重的摔下來，恐伯再也爬不起來。
同樣的事情若在台灣或日本發生，可能連個皺眉頭的人都沒有。
主審歷史人物昂納克的法官，一個名叫包提根的，被解除了任務。他犯了"未能保持中立"的錯誤。怎麼犯的呢?他的屬下給了他一張柏林地圖，懇求他轉交給昂納克，請昂納克在地圖上籤個名。包提根果真這麼做了，他馬上失去了主審宮的權位。由於一個簽名。
同樣的情況若在台灣、日本發生，可能連個皺眉頭的人都沒有。
兩個簽名所告訴我們的是，德國人如何固執而徹底的要求他們代表公權的人物保持絕對的清白。由於文化傳統的不同，各個社會對"清白"的理解自然也有差異。日本人對金錢和政治之間的關聯的看法，和西方人就有極大的差距。但是，對於像台灣這樣一個剛剛踏上民主過程的社會，德國人這種毫無餘地的對政治人物"清白"的要求，或許有借鏡的參考價值。
在同一天的新聞中，還有另一樁事情透露了日爾曼民族的"清白"觀。
馬格德堡是從前東德的大州。前東德的馬州公安部長被判兩年三個月的徒刑，不准假釋。如果這個判決不被推翻，它就為將來的對東德各個階層進行的審判立下一個典範。
前公安部長穆勒的罪名是什麼?第一，他核發了2500件電話竊聽許可;二，他的部門拆看了3500封以上的郵件;三，他從郵件中截取了至少35萬馬克的現金，被截取的信件全部被銷毀。這些都發生在1989年間。
法官說，他們也知道，竊聽、截郵、沒收現金，都不是穆勒自己的發明，而是東德普遍的一貫措施，那35萬馬克也並未進入穆勒自己的口袋，而是記錄分明的成為公安組織的公款。
可是，法官說，穆勒是學法律出身的，他應當知道，即使是東德本身的憲法都對個人隱私和財產有明文保障的;他應當知道，上級給他竊聽截郵的命令都是違法的。知道是違法的，他就該抗命。法官說，他們也知道，抗命的結果可能是解聘或其他更嚴重的後果，可是，法官說，解聘又怎麼樣?你穆勒平常的收入比尋常人高出許多，解聘了也壞不到哪裡去。
良心清白超越一切現實考慮，對這些法官而言。
促使經濟部長和昂納克主審官下台的"清白"觀使我油然生敬，將從前敵國的情報頭子治罪的"清白"卻使我不寒而慄。哪一國的憲法不保障隱私和權益，而哪一國的情報頭子不竊聽不截郵呢?一方面承認穆勒的所作所為只是忠於職守、"盡忠報國"，另一方面卻又加以治罪，因為他的"忠"是一種錯誤的"忠"——由勝利者的標準來看。一方面承認抗命會招致個人災難，另一方面卻又強調個人災難之不為災難，完全是隔岸觀火的輕鬆調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