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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事件和前兩件不同，在於前者是"我們要求清白"，後者卻是"我是清白的，你是髒的"。勝利者清白，失敗者髒。在這種自以為是的清白里有一種昧己的傲慢，令人不安。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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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失眠症的民族
患失眠症的民族
喝咖啡的時候打開報紙，1993年10月12日，法蘭克福廣訊報。
萊茵邦法務部長宣稱，納粹非常法庭在該邦所判33個死刑案，已經全部註銷。大多數案件為雞鳴狗盜之小事，但皆被判極刑。註銷，是一種平反，法務部長說，也是很重要的政治清白。
你說，都50年過去了，人也早絞死了，這種平反有什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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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專為東德時期受迫害者平反的檢察官向波茨坦法庭正式提出告訴，控告一名52歲的前東德獄長，罪狀是從1968年到1980年間利用職權虐待犯人。波茨坦法庭必須決定：對於東德時期罪行應該繼續追究刑責，或者豁免期的原則應該使這些人迢迢法外?
翻下一版。
德東薩克森邦法務部長海特曼有篇文章：
德西人說，我們不要沉湎於過去，一味追究過去的責任使分裂的德國無法和解，我們需要的不是追究，是寬恕……
寬恕的前提是真相的面對。我們的國家迫切的需要寬恕，可是那是施暴者和被害者之間要發生的一個過程——施暴者認罪了嗎?在哪裡?我見到的只是自我開脫。
寬恕並不能帶給我們真正的和解，清楚地去追究法律責任和道義責任才能使真理浮現。
我們的社會現在陷於真相和謊言的矛盾，唯一的辦法是正視這個矛盾，掩飾矛盾只有使我們再回到原始，四五年我們已經經過一次煉獄。
沒完沒了的，放下已經涼了的咖啡，你想，德國像一個徹夜失眠、夜夜失眠的老人，在黑暗中睜大著眼睛無盡止的反省自己、審判自己、捶打自己，和醒著的靈魂作永無止盡的辯論。
一個患失眠症的民族!
中國人沒有這個問題。8月份在北京農村，走過"大隊"的高牆;我問那在村子裡生長的婦女：
"文革時候欺凌別人的壞蛋，今天都到哪裡去了?"
她笑笑，指指高牆，"在裡頭哩!"
中國人喜歡講寬恕，因為寬恕不但道德上好聽，而且用起來方便。有了速食麵似的寬恕，人就可以飽飽的上床，倒頭就睡。
我倒是再喝一杯咖啡，今晚就要失眠了。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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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拎起皮箱——瑞士國際筆會後記
詩人拎起皮箱——瑞士國際筆會後記
柳條柔軟的垂入水中。一隻肥胖的母鴨趴在石塊上曬太陽，身邊圍繞著十幾球毛茸茸的鵝黃。母鴨伸伸翅膀，短短的腳一晃一晃走到水邊，"卟"一聲跳進湖裡，比拳頭還小的鵝黃乳鴨搖搖擺擺，也"卟卟"的一隻一隻跌進水裡去。
旁觀的人越來越多，在堤岸上圍成下環，個個伸長了脖子，喜悅的看著在柳條間漂浮的鴨子。
"嘿!總共有十六個乳鴨哩!"
"怎麼母鴨是白的，小鴨是黃的?"
"哎呀，那隻小的夾在樹枝里了……"
人們嘰嘰喳喳的說話，各種語言都有：英語、德語、法語、義大利語、土耳其語、日本語，還有我完全聽不懂的，大概是斯拉夫語。不同的人種，來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面對著湖光鴨影的臉上卻透著一樣的表情：歡喜、寵愛、興奮。從遠處看，會以為這岸上一群人來自同一個小村子，正在交頭接耳的談些什麼村里閒事。
是這春日的下午，幾隻站都站不穩的小乳鴨，牽引了人心中對生命的敬重與感動吧!而堤岸上這些人所屬的國家或許正在打仗，屠殺對方的兄弟姊妹呢!
在瑞士Lugano湖的鴨岸上，有五百多個作家，或者多多少少與寫作有關的人，聚集在一起，希望宣揚他們對生命的敬重與感動。這是第五十度的國際筆會。
離開幕酒會還有四小時，踱到會場，一抬眼就看見屋檐上七八幅巨大的油畫國旗;筆會國當然不只七八個，這幾幅只是象徵它的國際性吧。
四個小時之後，我去參加開幕，發現國旗不見了;八面都悄悄取了下來。大部分的與會者根本就沒看到任何國旗。
從籌辦秘書手中接過一杯香檳，我問她："露琪亞，怎麼下午的國旗卸走了?"
她很謹慎的說："有人抗議怎麼他們的旗子不在裡面，所以我們乾脆全部拿下。省得麻煩!"
辦理報到的桌旁擠滿了人，亂成一團。一個日本女作家對我微笑："我是寫小說的，你寫什麼?"
我說："我寫小說批評。"邊說邊覺得這遊戲好玩，有點"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味道。
"啊哈!"她大叫一聲，萬分驚喜的從皮包里掏出一本書來放在我手上："這是我的小說——"
又掏出一本筆記："這兒有白紙——"
又掏出一支筆，塞在我手心：
"這兒有筆——"
她把姿態擺好，看著我說，"您是個批評家，我是個小說家，太好了。請訪問我吧!現在就可以開始——"
側著耳朵，依稀聽見背後的談話：
"你是西德記者?我是嘰哩呱拉。你好。我出過二十本小說，有些已經翻成德文，賣得很不錯，一天到晚要為讀者簽名，哎呀，忙死了。下個月我應邀到你們那兒演講，你要不要訪問我?這是我的名片，這是我的剪報……"
到角落裡去取果汁，看見南非的團員之一，一個肥胖的中年婦人，穿著一身鮮紅的衣裙。
看看她的名牌，問她："您寫些什麼?"
"我出過十三本小說，我在南非很有名的，"胖女人頓了一下，很僵硬的笑兩聲，繼續說："我以為我已經很出名了，但顯然您並不知道我，哈哈，可見得我還要努力。世界性的知名度才是我的目標。"
"文學沒有國界;它必須超越任何政治糾紛，在國與國之間無礙的流通。"
這是國際筆會宗旨的第一條，揭示一個理想：希望文學能把人從政治、種族、宗教種種的偏見與仇恨中提升出來，至少在文學的領域裡，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作家是社會的發言人，把世界各國的作家聚在一起，當然是希望筆的力量可以取代刀的力量，撤除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藩籬。
實際上的國際筆會卻與理想差距很遠。1986年在紐約開的筆會，主辦者因為政治原因而極力排擠、侮辱台灣的代表團，台灣(尤其是政府)本身要為自己的受辱負絕大部分的責任，主辦筆會的紐約文人卻也在自打耳光;以一己的意識形態來打擊"敵人"，製造另一種藩籬，與國際筆會的理想背道而馳。
今年的筆會，整體說來平淡無事。主辦者是小國瑞士中的一個小鎮，只有兩萬人口的Lugano。小地方的人大概連大陸與台灣的國旗都搞不清楚，沒有什麼討好誰、排擠誰的政治意圖。但是今年的筆會，即使在它的平淡中，也讓我深刻的體會到：世界大同是個遙不可及的神話、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