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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魏瑪已經成為反猶排外的納粹黨的根據地;Bauhaus被迫解散。歌德的小城終於失去了最後一次發光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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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光，只有濃煙滾滾，從大煙囪里呼呼噴出，遮蓋了魏瑪的天空。
1919年，Bauhaus的藝術家選擇了魏瑪作為他們美學的烏托邦;剛剛推翻了封建帝制的德國共和國——德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國，也選擇了魏瑪來開國會，作為民主的烏托邦;是為"魏瑪共和國"。共和國的結局是悲慘的。在亂局中人心求治，強人一呼百諾，魏瑪支持納粹的比例特別高。1937年，納粹設置了一個集中營，殺人滅跡的煤氣爐、焚化爐，一應俱全;地點，又是魏瑪。
地面上屍橫遍野，天空里濃煙滾滾。這是哲學家與詩人的國度，這是掙脫了封建桎梏，人民作了自己主人的時代。
我在20世紀末見到魏瑪，一個安靜樸素的小城，商店裡賣著各形各色歌德和席勒的紀念品。沒有劍將出匣的隱隱光芒，沒有蠢蠢欲動的躁熱不安。看不出，它曾經撼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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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了帝王貴族，我們得到獨裁者。推翻了獨裁者，我們得到大眾，同時得到最貼近大眾因此最平庸的文化品味。當年，如果要公民投票來決定歌德和席勒的去留，來決定瘋子尼采的命運，平庸主義恐怕是最後的勝利者;民主的傾向就是向平庸看齊、靠攏。但是，一個以平庸的標準為標準的社會，能思索什麼，創造什麼?平庸主義以大眾之名對菁英異類的壓抑和符騰堡公爵對席勒的壓迫有什麼根本差異?
我痛惜那飽受糟蹋、百年孤寂的尼采，我遺憾Bauhaus藝術家的壯志未酬。也不在乎大聲地說，我對民粹精神非常疑懼，對平庸主義絕對反感。如果大眾的勝利意味著文化的失敗，這個勝利只能是虛假的，因為，缺少思索和創造的社會絕對走向停滯;在一個停滯的社會裡，還有誰是勝利者呢?大眾只能擦亮前人的紀念品在黃昏里過日子罷了。
嚴復在翻譯穆勒的《論自由》時，說到他自己對自由的理解："只是平實地說實話求真理，一不為古人所欺，二不為權勢所屈而已。"其實不只如此啊，嚴復，還得加上"三不為群眾所惑"，才是真正的獨立自由吧。
準備離開魏瑪，在旅店付帳的時候，掌柜的告訴我："那當然共產黨時代好!吃大鍋飯，沒有競爭，大家都是好朋友。現在呀，有了自由就沒有安全，這種自由太可怕了。"我抬頭仔細看看他，是的，日爾曼先生。請問往火車站和往尼采故居是不是同一條路?
199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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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歷史的網中
德國，在歷史的網中
4月中旬，以色列總統何索到西德訪問。自以色列立國以來，這是第一次。何索站在廣大的墓園中，眼前是青草如茵。42年前，他站在同樣的地方，面對著屍身未乾的猶太同胞，橫七豎八地扔在土坑裡。42年後，立在德國總統Weizsacker的身旁，他沉重地對著墓碑說：
"以以色列之名，我再度發誓：我們絕對不會遺忘你們。"
雖然何索一直稱西德為以色列的"密友"，兩國的經濟關係也相當密切，猶太人沒有絲毫讓"死者已矣"的意思，更別提對德國人的原諒。里根總統到西德Bitburg墓園去獻花，受到猶太人激烈地抨擊，因為在同一個墓園裡葬著幾個德國納粹士兵。二次大戰間血腥腥的罪行，對猶太人而言，不是一個會讓時間淹滅的歷史，而是傳家之寶，戒慎恐懼的，一代一代要傳下去，深深刻在每一個猶太人的心靈上。
四十幾年來，德國人又怎麼面對自己血腥的過去呢?"我的父親是納粹黨黨員，"艾瑞卡回憶著，"但是他從來不談那段歷史。在餐桌上，話題一碰到被屠殺的猶太人，他就走開，或者完全沉默。"
艾瑞卡今年50歲，家鄉在萊比錫，卻在瑞士住了廿年，是蘇黎世市立圖書館的工作人員。
"因為他逃避這個題目，所以到他死我都不知道究竟他覺得自己有沒有罪;猶太人整體被屠殺的故事他當時是否知道?我也不清楚。"
"我想我父親是知道的!"開書店的烏拉說，"雖然他也向來不說過去。"
烏拉是個相當典型的德國"綠人";反核、反戰、反污染;支持女權運動、消費者運動、東西德的溝通。"避免戰爭發生只有一個辦法，"她強調著，"就是我們先把武器放下，如果每個人都拒絕當兵的話，這世界根本不會有戰爭。"
有一天，就在她這樣高談闊論的時候，烏拉的父親突然激動地問她："你知道拒絕當兵的結果嗎?"
驚愕的烏拉聽著父親談起過去："那些不願意接受命令的就被拖到樹林裡去槍斃了，你懂嗎?你敢違抗規定嗎?""那是在父親去世之前不久。他顯得很難過，我大概刺痛了他本來保護得好好的心;可是，我也因此得知，父親顯然並不是無辜的，他顯然當時就知道納粹在屠害猶太人，只是他沒有勇氣反抗……"
今年55歲的斯杜克是西德Springer通訊社的資深記者。40年代，他是個驕傲的"小納粹"，穿著制服，踏著正步高唱愛國歌曲，滿腦子"救德國"的理想。只是個10歲的孩子，與童伴玩的遊戲卻是軍事部署，如何打敗敵國。德國投降，夥伴們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把撿來的槍枝彈藥偷偷埋在樹林裡，傷心地發誓，"將來要重建祖國!"
"納粹的真面目，歷史的真象，我們過了好幾年才開始了解。"斯杜克抽著煙，看著煙圈慢慢地擴散，深思著說：
"我認為德國人罪孽很深，不可原諒。""可是40年過去了，你要一個民族背負罪孽背到哪一年呢?難道德國人要永遠活在罪惡感里，一代又一代?"反問的是湯瑪斯，30來歲的經濟學博士。他與斯杜克對德國的歷史承擔有完全相左的看法，充分地表現出代溝來。戰後才出生的湯瑪斯問一個許多年輕人開始問的問題：
"事情發生的時候，我還沒有出生，為什麼要求我去繼續懺悔贖罪?更何況，納粹的罪行其實也並非那麼舉世無雙的。俄國人的古拉格島、中國人的文化大革命、中南半島的種族迫害，都是一樣的血腥——"
"不對，不對!"斯杜克用譴責的眼光瞪著年輕的湯瑪斯，火辣辣地說："你所舉的例子都是零星的、散漫的、沒有計劃的殺人與迫害。跟納粹不能比，希特勒那種有理論基礎、計劃嚴密、講究效率地消滅整個種族的作法，絕對是史無前例的，比任何別的例子都要殘酷……"
斯杜克猛搖頭，重重地說："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斯杜克與湯瑪斯所爭執的正是80年代德國的知識分子所關注的焦點：德國往哪裡去?罪惡感的包袱能不能卸下?
德國人不是個逃避現實的民族。從12年的納粹惡夢中醒過來之後，知識分子無時不在進行對歷史的搜尋、檢討、批判。身歷浩劫的人(不只是猶太人，德國老百姓本身其實也是戰爭的"受害者")，譬如艾瑞卡與烏拉的父親，固然對惡夢避之不談，知識分子卻以刮骨療傷的態度面對醜惡的歷史。幾十年來，西德的報紙與雜誌隨時隨地都有關於納粹的文章：希特勒的起落，迫害的遠因、近因、方法、後果，猶太犧牲者的個案，德國的民族性，道德問題等等。政府的努力也不落後：阿登納Adenauer總統給猶太人發補償金;布朗德在華沙的猶太紀念碑前謙卑地下跪;從前的集中營變成博物館，把德國的罪行赤裸裸的公諸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