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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丑處暴露出來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極大的誠意與勇氣。戰後日本對中國人的態度，相形之下就顯得虛弱，而台灣政府對中國近代史的遮遮掩掩(譬如對二二八事件的躲閃)，都是不敢正視歷史、不敢面對自己的表現。
經過40年不斷的反省自責，80年代的德國開始有了不同的聲音。去年一整年中，西德最受尊重的先進派刊物DieZeit(周報)刊載了廣受矚目的德國歷史學者之間的爭論。主題就是：在希特勒帝國已經消失了45年之後，德國是否仍舊應該繼續活在那12年納粹的陰影中?柏林的Nolte教授認為德國人沒有必要把自己看作一個史無前例的大怪獸，俄國人的古拉格與納粹的集中營是一樣的暴行。西德具領袖地位的歷史學家哈貝馬斯Habermas立刻提出嚴厲的反駁，指責諾特為德國人洗罪，意圖重建德國人的團結心與愛國心;這兩種"心"是像希特勒那樣的集權者鼓吹的口號，"一朝被蛇咬"的今日德國對這兩種"心"非常的戒慎恐懼。
兩篇文章引起一場筆仗。贊成Nolte的，強調德國在納粹之前已有綿長的歷史與成就，不必被那短暫的12年的包袱壓死。贊成Habermas的，認為把包袱挪開，就有重蹈覆轍的危險。
這場辯論並不只是象牙塔中一群禿了頭的學者之間的腦力遊戲，因為他們所爭辯的題目正是每一個德國知識分子所思考的問題，與當前政治也有著緊密的關聯。Habermas等人認為把納粹罪行與史達林的俄國等量齊觀來減輕德國人的罪惡感，從而重建德國人的國家觀念，等於把歷史送給科爾這樣的執政者去鞏固他的權力。
科爾一再地強調他是西德第一位戰後出生的"新生代"總理——因此他與納粹的過去，和年輕的湯瑪斯一樣，是沒有直接關係的。他固然也不時提醒德國人要記取教訓，但他顯然希望從陰影中走出來。相對於當年布朗德對猶太人的亡魂下跪，今日的科爾在德國陣亡的士兵墓前獻花。
在國際舞台上，一度摧毀倒地的德國現在又成為眾人矚目的主角之一。在民族自信心緩緩療傷復元的過程之中，德國人對自己的處境與未來方向保持高度的敏感;尤其夾在蘇聯與美國的對峙之間，它似乎試圖找出一條自主的、屬於德國的路來。要找出這樣一條路來，德國人必須先弄清楚"我究竟是什麼"的核心問題。科爾對歷史的"新"態度或許可以給許多"新生代"的德國人一個"新"的自我認識，這，就成為他的政治資本。
哈貝馬斯等歷史學家發出警告的目的也在於此：歷史，不可以成為政治的工具，即使一點點也不可以。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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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世界的岔路口
走到世界的岔路口
有一個年輕人，站在長安的街頭，看見執金吾的車騎盛大壯觀，威風凜凜的駛過街市。年輕人暗暗對自己說："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人群里有另一個年輕人，驚詫於車騎的豪華，暗暗對自己說："這是剝削階級，有一天要消滅它。"
老人
近耶誕節，超級市場裡人頭鑽動，手推車堆得滿滿的，不時有盒糖果餅乾從貨堆頂上滑下來。在人群的擁擠熱鬧中，那個老人顯得特別冷清。
他慢慢推著車，東看看，西看看，拿起一個罐頭，又輕輕放下。推車裡空空的，只有小小的一盒巧克力。
有人忍不住開口問了：
"您是從哪兒來的?"
不說也知道，他來自東德。柏林圍牆解嚴之後，每天有幾萬人從東德湧入西德，親眼來看看資本主義社會。西德政府給每一個訪客100馬克(約1500元台幣)，作為歡迎的札物。
"100馬克對我們是很多錢了，"老人很坦率的說，他的身邊已經圍了一小撮人，"我不想一下子花掉，只是挺想給小孫子們買點那邊買不到的東西，譬如巧克力……"
"其實，"老人搖搖花白的頭，有點困難的說，"收這一百塊錢，我卻覺得羞愧——這錢令人喪盡尊嚴呀……"
考夫曼太太站在老人背後聽著，神情黯然。她的車子塞得滿滿的，一盒奶油餅乾不時滑落到地上。等小圈人散了，考夫曼鼓起勇氣，輕聲對老人說：
"您願不願意讓我為您的孫子們買點巧克力?我會很快樂，算您幫我的忙——"我趕快轉過身去，幫她拾起地上的餅乾盒;我實在不願意看見老人的眼淚。
在停車場上，我們各自把一包一包的貨品塞進車裡，考夫曼突然停下手來;老人特別趕出來，再向她道謝。考夫曼太太又愉快又尷尬的說：
"這樣吧!我家有成箱成箱的巧克力，實在吃不完。放久就生蟲了。您願不願意告訴我你們在哪過夜?我待會兒可以給您送兩箱過去。"
老人楞住了，太太的善意顯然使他手足失措，只有我知道考夫曼說的是真心話。考夫曼先生是瑞士雀巢公司的高級主管，家裡邊好像有個巧克力聚寶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街坊鄰居的小孩到了她家，眼睛就發亮。
黃昏時候，考夫曼將兩箱包裝最華麗、最昂貴、最精緻的瑞士巧克力送去給那東德同胞。她穿著柔軟光滑的皮草大衣，自車內捧出箱子，氣喘喘的踏過雪地。老人已在門口等待。在巧克力箱子換手的那一刻，我好像用眼睛在讀歷史的註腳：
還有什麼比這兩箱巧克力更能代表資本主義?雀巢公司，一個巨大的跨國企業，有計劃的、不斷的吞食兼併掉較弱的企業。它的產品從糖果咖啡到嬰兒奶粉，它的市場從最先進的歐洲到最原始的非洲，無所不滲透。
老人伸出感謝而羞愧的雙手。
這不是社會主義的手嗎?經過40年的社會主義生活，度過28年柏林圍牆的禁錮，老人一朝跨出腳步站到外面來，卻發覺自己是別人同情和施捨的對象。老人的眼淚，除了感動之外，大概有更多的傷心和憤懣吧?
考夫曼太太將箱子遞過去，老人用雙手接住。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用這樣的方式接觸，在1989年末，一個年代的結束。社會主義也結束了嗎?
尼采
東德的許多知識分子並不認為如此。他們承認40年的社會主義制度遏阻了國家的發展，不，他們說，但那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那是史達林主義;現在我們剷除了史達林主義，要開始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那將是一個比你們資本主義優越的制度。
"你相信嗎?"
尼采先生搖搖頭。
他真的姓尼采，一個45歲的機械工廠"領導"，手下有20來個技術員工。
"我想相信，"他啜一口濃黑的咖啡，"但不知從何相信起。這咖啡真香，我們那邊買不到。"
"你看看我的工廠!一個清潔工人的工資和一個工程師的差不多，清潔工賺的可能還多一點，誰要苦讀去當工程師呢?我手下的工人可能日薪比我的還高，我作主管又有什麼意思?反正個人努力和收穫之間沒有因果關係，何必努力?所以我們東德工業還停在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