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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楚的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又有聰明的揉合。在歷經400多年的殖民和半殖民統治之後(我們卻不該忘了：古巴白人自己又是古巴黑人和華人的殖民者)，古巴人有了一個自己的總統，他能對蘇聯說不，更能對美國說不。一個極權政府若讓人民相信它同時是民族主義者時，政權就容易鞏固。
卡斯楚不愚笨。在1997年的哈瓦那，房屋殘破不堪，馬路坑坑洞洞;人們花五六個小時等候公車上下班;垃圾堆散發出惡臭，垃圾車沒有汽油，不能來按時清理;教授每月工資只能買16瓶牛奶。在這樣困窘無望的時候，大街小巷看不見雞蛋青菜，只看見無數個革命博物館，無數個革命先烈的石膏像，無數本革命書籍、無數革命像與畫冊、革命紀念章、紀念碑、紀念公園、紀念建築、紀念標語海報……
觀光客來到哈瓦那，發覺這個城市什麼都沒有，除了革命。但是革命能吃嗎?卡斯楚當然知道革命不能吃，但是為了不讓餓肚子的人上街鬧事，他必須隨時隨地提醒古巴人欠著他的革命債。
古巴不同於東歐，還有一個原因：東歐有西歐的榜樣，而古巴只有拉丁美洲。西歐的民主和富庶一直是東歐現實的"另一個可能"
(alternative)。古巴的"另一個可能"卻是拉丁美洲幾十個貧富嚴重不均，政治鬥爭血腥的所謂"民主"國家。智利可以做樣板嗎?那兒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失蹤"。薩爾瓦多可以做模範嗎?那兒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被謀害。拉美甚至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像古巴一樣提供全民保健。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古巴的嬰兒死亡率降到1.5%，可以與先進國家相比。拉美的"民主"對古巴人所呈現的是一個比古巴更糟的可能。1952年出生的古巴小說家Pene
VazaquezDiaz說：
"我們想效法的是西班牙式的民主演變：照顧社會的市場經濟、多黨政治、充分人權。但是啊，西班牙模式成功因為那是西班牙，不是瓜地馬拉、尼加拉瓜、智利、巴拿馬或是古巴。如果西班牙的岡薩雷斯是在薩爾
瓦多搞運動的話，他的下場一定是在萬人墳里一槍斃死;死在他身邊肯定是他的同志，生殖器被切下來塞進嘴裡!波蘭的華勒沙到了瓜地馬拉會怎麼樣?工會主席嗎?不，禿鷲的肉糧!"
恐懼拉丁美洲的"民主"夢魘，恐懼流亡海外古巴法西斯派的反攻復辟，恐懼超強美國的殖民勢力，使得古巴的反對者猶豫不已;他們知道卡斯楚的政權毫無希望，但是卡斯楚之外的選擇，只可能更壞，更慘。
卡斯楚也不斷地告訴人民古巴小島外到處都是敵人：拉美的血腥獨裁、流亡的法西斯、隨時要吞噬古巴的美國。美國在1996年加倍嚴酷的禁運更強化了卡斯楚的修辭。於是，古巴人就生活在雙重恐嚇中：
美國人說，如果不除去卡斯楚，古巴人的生活將更困難。卡斯楚說，如果不與我合作，美國人馬上要來奴役你。
最糟的是，兩個恐嚇都是真的，兩個後果都是可怕的。
強人政權，他只要能成功地讓人民相信海峽對岸的大國比他自己更可怕，就可以安穩地掌權，一切人民的權利都可以因為那個敵人而合理地壓縮。這是典型的以恐嚇威脅治國。但是當古巴人真正有一天連一塊麵包都沒有的時候，恐嚇威脅大概也沒用了吧?!
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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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唐人街
黃昏唐人街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
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中國農民不會離鄉背井、蹈入煙海吧?1840年，林則徐在廣東海灘上焚燒鴉片;60個官員指揮著500個苦力，燒了23天才燒完。
當白煙滾滾遮了天空時，中國的官員還不知道中國已經進入劇變的時代，鄉下不識字的農民卻在以身家性命做最後的賭註：他們早已在劇變中。農村經濟的破產迫使成千上萬的農民往外逃生，開啟了半個世紀的"契約華工"流亡史。
正是歐洲帝國殖民主義全盛的時候。白人在強取豪奪而來的土地上深耕密植，需要大量的苦力，四處招買。活不下去了的中國農民或者自願或者被掠被迫，與"蛇頭"簽訂了賣身契約。人，像豬一樣地買來賣去，於是稱為"豬仔"。1855年，澳門有五家"豬仔館"專門販賣人口;20年後，增加到300多家。新加坡的"豬仔館"甚至是政府批准的。一有需要"豬仔"的消息傳來，人口販子立即進人大陸農村或買或騙或綁架，最後塞上輪船，駛進大海，19世紀中到20世紀初半個世紀中，有700多萬中國人被賣到海外。
即使是在帝國主義橫行的19世紀中葉，這也不是件理所當然的事。英國已經在1808年立法禁止人口販賣;英國船艦在加勒比海上巡邏，抓到人口販子時，馬上予以絞刑。西班牙於1817年，美國在1865年南北戰爭後，都廢除了人口的買賣。也就是說，那成千上萬的澳門、香港、廣州、汕頭被賣出的中國農民登上的都是走私船。
人，被鎖在艙底。在大海的顛簸中，像豬一樣擠塞到最密的程度，不能動彈。擋得住饑渴的人也擋不住疾病，病死的人就被抽出，拋向大海。在1850年到1856年的短短几年裡，共有12艘船駛往拉丁美洲，共載了3931人。中途被打死、病死的，將近1000人。
1847年7月29日，第一艘這樣的"豬仔船"在哈瓦那靠了岸。是條小船，上來了206人;當然，在航行的海上煉獄中已經死了100個人。這200多個中國苦力上身赤裸，背上全印著一個"C"宇，代表"古巴"。他們一上船就被打上記號，像豬牛被烙印一樣。
岸上，白人買主焦急地等著。這個時候，古巴是全世界最富的殖民地，糖業鼎盛。綿延至天際的甘蔗田等著苦力的工作。華人被剝光了衣服，檢查身體。身體健康的，一個人頭賣10塊比索，由買主領走。
逐漸地，這些出生在廣東鄉下的農民了解了他面臨的未來。從12月到5月間，他必須一星期七天、一天十三、四個小時地在甘蔗田裡做苦工。每月工資4個比索——但他得先償還龐大的路費。頭兩年，他因此沒有工資。他的賣身契是14年。如果試圖逃走，他可以被吊死。
"豬仔船"一艘一艘駛進哈瓦那的港口。1861年，哈瓦那有35萬華人。在35萬華人中，只有57個女性。14年前第一批入港的華工在這一年解除了契約，得到了自由。他們便像全世界各地流散的華人一樣經營小生意：餐館、洗衣店、雜貨買賣。當生活有了一點點著落，就寫信回家，把留在家鄉的兒子或兄弟侄兒招來幫忙。
在1868至1878年的古巴獨立戰爭中，許多自由華人加入了"古獨派"的軍隊，和西班牙殖民政府作戰。最有名的是TenienteTankredo(華文名字已不可考)。他受重傷，被西班牙政府軍逮捕。西班牙軍人稱他為"苦力"要放走他時，他從軍裝口袋中取出文件，證明自己是"古巴解放軍"的高級軍官，不是一個無名的中國苦力，"射吧!"他說。
100年後，在卡斯楚所豎起的革命紀念碑上還有兩行小字："在華裔古巴人中，沒有一個革命的叛徒，沒有一個革命的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