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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波和鄭宏銘，互不相識，但是他們在同一個島上長大，同一年，考進台灣大學。
都是台灣人，但是他們心裡隱忍不言的傷，痛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他是我兄弟
尋人啟事
即使是內戰六十年之後，海峽對岸的尋人啟事從來沒有間斷過。
2009-05-06
尋找哥哥劉長龍
我想找我哥哥，他是陝西省安康市吉河鎮單嘉場人。一九四八年被國民黨抓壯丁，現在可能有八十歲，以前在鼓樓街學鐵匠。曾經來過一封家信，說在雲南打仗。我叫劉長記，希望你們幫我找找，感激不盡。
2009-05-31
尋找單德明、單德義
兩兄弟在四八年被抓去了台灣，老家是河南開封。德明被抓時已娶妻單譚氏︵當時單譚氏已懷孕，六個月後生一女，取名單秀英，現年六十歲︶。
2008-10-11
尋找丈夫趙宗楠
重慶市的陳樹芳，尋找在台灣的丈夫趙宗楠，現年七十八歲。老家住重慶永川市，宗楠民國三十年考進國軍中央軍校，三十三年在國軍第八十三師任連長。一九四九年從重慶去了台灣。請幫我找他。
一則尋人啟事不能超過三十個字，平均每一個字，秤秤看，包含的思念有多重?以六十年做一個單位，算算看，人的一生，可以錯過幾次?
在蒙蒙的光陰隧道里，妻子仍在尋找丈夫，女兒仍在尋找父親，兄弟仍在尋找兄弟。那被尋找的，是天地無情中一堆破碎的骸骨呢，還是茫茫人海中一個瘦弱的、失憶的老人?
如果鄭宏銘的母親可以寫一則啟事，尋找太平洋里丈夫的遺骨?
如果王曉波可以寫一則啟事，尋找他年輕的母親和所有他本來該有的親吻和擁抱?
如果蔡新宗可以寫一則啟事，尋找他在戰俘營里失落的十年?
如果管管可以寫一則啟事，尋找重新為父母砍柴生火的一天?
如果林精武可以寫一則啟事，尋找戰死的同袍黃石的家人?
如果河南的母親們可以寫一則共同的啟事，尋找十萬大山中失蹤的孩子?
如果? 弦可以寫一則啟事，尋找那一個離家的時刻，讓他補一個回頭，深深看母親一眼?
如果吳阿吉和陳清山，可以寫一則啟事，尋找那一艘泊在高雄港的軍艦，讓他時光倒帶，從船上倒退走向碼頭、回到卑南鄉?
如果美君可以寫一則啟事，尋找沉在千米水深的上直街九十六號?
如果槐生可以寫一則啟事，尋找一次，一次就好，跟母親解釋的機會?
太多的債務，沒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沒有回報;太多的傷口，沒有癒合;太多的虧欠，沒有補償??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來，沒有一聲﹁對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個戰場，我不管你是誰的國家，我不管你對誰效忠、對誰背叛，我不管你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我不管你對正義或不正義怎麼詮釋，我可不可以說，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後記
我的山洞，我的燭光
佛學裡有﹁加持﹂一詞，來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尋常的力量附加在軟弱者的身上，使軟弱者得到勇氣和毅力，扛起重擔、度過難關。
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四百天之中，我所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議。
為了給我一個安定的寫作環境，同時又給我最大的時間自由，香港大學爭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慨然支持，前所未有地創造了一個﹁傑出人文學者﹂的教授席位，容許我專心一致地閉關寫作一整年。
港大的﹁龍應台寫作室﹂在柏立基學院，開門見山，推窗是海。山那邊，有杜鵑啼叫、雨打棕櫚，海那邊，有麻鷹迴旋、松鼠奔竄。這裡正是當年朱光潛散步、張愛玲聽雨、胡適之發現香港夜景璀璨驚人的同一個地點。
我清早上山，進入寫作室。牆上貼滿了地圖，桌上堆滿了書籍，地上攤開各式各樣的真跡筆記、老照片、舊報紙、絕版雜誌。我是歷史的小學生，面對﹁林深不知處﹂的浩瀚史料，有如小紅帽踏進大興安嶺採花，看到每一條幽深小徑，都有衝動一頭栽入，但是到每一個分岔口，都很痛苦：兩條路，我都想走，都想知道：路有沒有盡頭?盡頭有什麼樣的風景?
我覺得時間不夠用，我覺得，我必須以秒為單位來計時，仍舊不夠用。
卡夫卡被問到，寫作時他需要什麼。他說，只要一個山洞，一盞蠟燭。柏立基寫作室在二○○九年，就是我的山洞、我的蠟燭。每到黃昏，人聲漸杳，山景憂鬱，維多利亞海港上的天空，逐漸被黑暗籠罩。這時，淒涼、孤寂的感覺，從四面八方，像濕濕的霧一樣，滲入寫作室。
我已經長時間﹁六親不認﹂，朋友們邀約午餐，得到的標準答覆都是，﹁閉關中，請原諒，明年出關再聚﹂。
但是，當淒涼和孤寂以霧的腳步入侵寫作室的時候，會有朋友把熱飯熱菜，一盒一盒裝好，送到寫作室來。有時候，一張紙條都不留。
夜半三更，仍在燈下讀卷，手機突然﹁叮﹂一聲，哪個多情的朋友傳來簡訊，只有一句話：﹁該去睡了。﹂
有時候，一天埋首案頭十八個小時，不吃飯、不走動、不出門，這時肩膀僵硬、腰酸背痛，坐著小腿浮腫，站起來頭暈眼眩。然後，可能隔天就會收到台灣快遞郵包，打開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維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膜。字條上有娟秀的字：﹁再偉大，也不可犧牲女人的﹃美貌﹄!﹂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採訪的時候，紀錄片團隊跟拍外景。所有能夠想像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車、汽車、巴士、吉普車、大渡輪、小汽艇、直升機。在上山下海感覺最疲憊、最憔悴的時候，我看見工作夥伴全神貫注，然後用一種篤定的、充滿信任的聲音說，﹁一定會很好。﹂最後的兩個月把所有數據搬到台北，對文字作最後精確的琢磨。朋友們知道我每天睡在辦公室的沙發上，自動形成了一個﹁補給大隊﹂：筆記計算機寫作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計算機已經送到、裝好。沒法放鬆?第二天，全新的音響設備送到。颱風、淹水?﹁來，來我的飯店寫。房間已經準備好。﹂冰箱空了?鮮奶、水果，礦泉水，馬上送過去。
因為寫作，連定期探看的母親，都被我﹁擱置﹂了。但是夜半寫作時，我會突然自己嚇到自己：如果﹁出關﹂時，母親都不在了——你這一切又是為了什麼呢?第二天，焦慮地打電話給屏東的兄弟們探問，他們就在電話里說，﹁媽媽我們照顧著，你專心寫書就好。﹂
萬籟俱寂的時刻，孤獨守在﹁山洞﹂里，燭光如豆，往往覺得心慌、害怕，信心動搖，懷疑自己根本不該走進這看不見底的森林裡來。這時電話響起，那頭的聲音，帶著深深的情感和溫暖，說，﹁今天有吃飯嗎?﹂第一稿完成時，每天日理萬機的朋友，丟下了公司，和妻子跑來作書稿校對。十五萬字，一個字一個字檢閱，從早上做到晚上，十二個小時高度聚焦不間斷。離去時，滿眼血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