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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邊的助理，是年輕一輩的人了，距離一九四九，比我更遠，但是他們以巨大的熱情投入。每個人其實手中都有很多其它的工作，但是在這四百天中，他們把這本書的工作當作一種理想的實踐、社會的奉獻，幾乎以一種﹁義工﹂的情操在燃燒。
所有的機構，從香港大學、胡佛研究院、總統府、國防部、空軍、海軍司令部到縣政府和地方文獻會，傾全力給了我支持。
所有的個人，從身邊的好朋友到台灣中南部鄉下的台籍國軍和台籍日兵，從總統、副總統、國防部長到退輔會的公務員，從香港調景嶺出身的耆老、徐蚌會戰浴血作戰的老兵到東北長春的圍城倖存者，還有澳洲、英國、美國的戰俘親身經歷者，都慷慨地坐下來跟我談話，提供自己一輩子珍藏的數據和照片，那種無私的信任，令我驚詫、令我感動。
我對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長達幾個小時，但是最後真正寫入書中的，只有一半都不到——我可能需要一百五十萬字才能﹁比較﹂完整地呈現那個時代，但是我只有能力寫十五萬字。他們跟我說的每一個字，他們回憶自己人生時的每一個動作和眼神，雖然沒有直接進入書中，卻成為整本書最重要最關鍵的養分、我心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坐標。
我認識到，過程中每一個和我說過話的，都是我的導師。
印象最深刻的是蒙民偉。看他謙和而溫暖的待人接物，很難想像他是個家大業大的成功企業家。但是當你坐下來安靜地聆聽他回憶屬於他的一九四九，知道他曾經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熱血奔騰地參加﹁反飢餓、反內戰﹂的學生運動，曾經在清華大學激動地關心國是，你也就了解了為何六十年後他對香港的社會回饋如此認真。雖然他的故事沒進入書中，但是他的敘述給了我歷史的深度。
寫作到最後一個禮拜，體力嚴重地透支，幾度接近暈眩，弟弟將我﹁架﹂到醫院去做體檢。有一天晚上，在連續工作二十個小時後，下樓梯一腳踏空，摔到地上，扭傷了腳踝。
這時，一個香港的朋友來看我;好友專程而來，情深義重，我一下子崩潰，抱頭痛哭。累積了四百天的眼淚量，三分鐘之內暴流。
累積的，不僅只是體力的長期疲累，也不僅只是精神上的無以言說的孤獨，還有這四百天中每天沈浸其中的歷史長河中的哀傷和荒涼。那麼慟的生離死別，那麼重的不公不義，那麼深的傷害，那麼久的遺忘，那麼沉默的痛苦。
然而，只要我還陷在那種種情感中，我就無法抽離，我就沒有餘地把情感升華為文字。
所以我得忍住自己的情感、淘洗自己的情緒，把空間騰出來，讓文字去醞釀自己的張力。我冷下來，文字才有熱的機會。
三分鐘讓眼淚清洗自己的鬱積時，我同時想到﹁大江大海﹂的研究和寫作過程里，我受到多少人的認真呵護。我知道自己並不特別值得他們的愛，他們是在對一個﹁軟弱者﹂慷慨地給予﹁加持﹂，因為他們看見這個﹁軟弱者﹂在做一件超過她能力的事情，而這件事情所承載的歷史重量，在他們心中最柔軟、最脆弱的地方，也有一個不離不棄的位置。
有幸能和我的同代人這樣攜手相惜，一起為我們的上一代——在他們一一轉身、默默離去之前，寫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他們致敬。我的山洞不黑暗，我的燭光不昏晦，我只感覺到涌動的感恩和無盡的謙卑。
二○○九年八月十七日，台北金華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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