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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者徐本欽也以持平及客觀的看法表示，亞洲價值觀並不單一，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的價值現就與新加坡很不相同。徐又進一步指出，某一些領導人的看法，並不一定代表新加坡人的看法與觀點。例如，禁止人民吃口香糖，並不是新加坡人都認可、支持。前新加坡首席部長馬紹爾就公然表態，反對政府過度干預人民的自由與權利。而生孩子的問題，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滿，認為政府干預他們的切身問題。
新加坡人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但顯然他們凝聚一個更強的共識，去追尋東西方社會越來越缺乏的社會穩定與生活品質，但也勢須在社會的主旋律中去包容不同角落中所響起的雜音。
(原載香港《亞洲周刊》1994 年11 月號)為何只有一種聲音?台灣作家龍應台的《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聯合早報)轉載後，引起讀者熱烈批評，針對她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應，龍最近接受《亞洲周刊》專訪，以下是訪問摘要：你對《聯合早報》轉載你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很高興，顯然編輯認為這篇文章可以引起一些反省和討論，但他們還是應該事先取得我同意。
它所引起的反應，在我意料之中，但令人失望。近十篇反應中，不是熱血的辯護就是怒目攻擊，反省與就事論事的討論沒有一篇，我不僅要問，為什麼只有一種聲音?新加坡人自己也該覺得奇怪吧!
你對馮煥好等人的來函內容有何反應或反駁?有些作者由我的文章引申為台灣對新加坡的不滿。對不起，我不代表台灣人，只代表自己，在台灣，有許多人欣賞新加坡的價值觀，譬如《天下》雜誌，同時也有許多人持相反看法，譬如我。兩種看法都屬於一個多元的社會，誰也不代表誰。
有些作者讀了我的文章之後，起而攻擊台灣社會：國會打架、未婚媽媽這是基本邏輯的錯誤。我批評新加坡，和台灣扯上什麼關係?台灣有台灣的問題，我對台灣的批評要比對新加坡嚴厲得多，但並不是這篇文章要談的事。
我不苟同一些人認為新加坡人可以代表“亞洲人”。如果日本首相大刺刺地與西方對話，且口口聲聲“我們亞洲人如何如何”，我的反應會更強烈。如果中國大陸的總理以亞洲人的代表自居，他也少不了“大漢沙文主義”的嫌疑。
不以一己的價值觀代表他人，是對異己文化的尊重，我們同時也要對抗西方人對亞洲的刻板概念化，當新加坡人說“我們亞洲人如何如何”時，他其實強化了歐洲人的傳統偏見：“歐洲人”尊重自由，“亞洲人”強調集體。
歐洲人很願意忽視亞洲人彼此之間的差異，因為那些差異會破壞他對亞洲人的整體刻板概念。
當歐洲人體認到日本人與中國人，新加坡人與印度人之間存在著重大的文化差異時，我們才能說，東西的了解向前跨了一步(假定亞洲人也體認到挪威人與葡萄牙人有多麼不同)。
至於自由不自由這個問題，因為太複雜，不是我那篇短文想討論的題目。我只是提出個人的立場：新加坡這種自由不投我所好。只是當新加坡人振振有辭說：“我有閱讀、寫作、發言和出版的自由”時，我不得不問：
“是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和他一樣有那樣的自由——包括與政府或與社會主流持相反意見的人?”如果他們沒有，你是否太自私了?為什麼你認為新加坡部長不應以亞洲人的代表自居，跟歐洲人比較文化價值觀?我覺得新加坡部長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很理直氣壯地教訓歐洲人，讓歐洲人聽到直接的、不客氣的批評是件很健康的事情。我只是反對他將亞洲人一元化、集體化，同時在這裡提醒他，南歐人比起北歐人，更高度重視家庭、族群與集體。歐洲人也不能一概而論。
新加坡試圖和強勢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開拓者更不可缺兼容並蓄的大胸懷。民族情緒，愛國激情，沒什麼用的!
中國大陸不少領導人常稱讚新加坡的成就，並當作是學習榜樣，你有何看法?不只大陸，台灣也有政治人物稱讚新加坡為好榜樣。大陸的我管不著，台灣的就使我戒慎恐懼，如履薄冰。台灣是從極權政體下走出來的，犧牲多少人才有今天這一點自由保障，政客希望造成的邏輯很簡單——“自由造成動亂，安定需要集權”，人們一旦接受這個簡化的邏輯，政客就有權力的基礎。
在我看來，任何簡化了的“真理”都是危險的。
美國籍的一位學者原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執教，他最近撰文批評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不夠超然，引來警方人員調查。可能被控以藐視法庭罪名。你對這件事又有何看法?你想如果我今天住在新加坡，登門按鈴的將是誰?(原載香港《亞洲周刊》1994 年11 月號)
第1 節 我的十年回首
1997 年正月，歐洲大寒，凍死了許多流浪漢。在俄羅斯邊界和阿富汗，仗繼續打著。
不知其數的人死於溝壑，暴屍荒野。我們這些存活的人等著看1997 年的徐徐開展。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踏著鋼鐵的步伐進入香港，結束一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國主義的統治，開啟另一頁不可預測的歷史。這一年，是台灣解嚴的十周年紀念。
紀念?也許，但若說慶祝，許多人或許要反問：慶祝什麼?與十年民主如影隨形的是官商勾結、黑道橫行、權力鬥爭。對台灣這個社會，十年回首，我們究竟進步了多少?從威權政治走進民主，我們又學到了什麼?當舊的價值一一解體時，我們是否還有某一個共同的信仰?我很想問問我的同代人。
台灣的社會是否較十年前“進步”，恐怕沒有人敢貿然回答，因為，嘿，什麼叫“進步”?人民的政治權力顯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質是否較從前為
高?治安是否較從前為好?生態環境是否較從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懼是否較從前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見得。
然而對這個問題感覺困惑的當然不只台灣人。1989 年冷戰結束之後，歐洲人以為日子將從此美好，卻發現，在冷戰中至少部落間的仇恨之火也被凍結，在自由的時代中卻一一引燃爆發。一個西歐人固然不敢輕率說出“進步”二字;一個東歐人，面對冒著煙的斷垣殘壁和有了自由卻又買不起汽油的生活，只能嘆一口氣吧。
人類的進步，不論是科技發明或思想制度的創新，極少沒有副作用的，而副作用的危害往往抵消了或甚至超過了“進步”的正面功用。20 世紀的我們所目睹的許多災難都和“進步”有關：醫學發達導致壽命延長、人口膨脹及饑饉問題;對俄羅斯和前南斯拉夫而言，冷戰後的自由使他們陷入大混亂，因為人們無力承擔自由所相對要求的責任。僅只翻閱20 世紀，我就難以相信歷史是一條“進步”不斷的直線發展。
從80 年代的直接參與到90 年代的距離觀察，我在台灣這個民主實驗室中看出了一些東西，可是這些東西，沒有一件不是前人已經體驗過的。自己蛻了一層皮才認識的“真理”，其實只是歷史的老生常談;然而親身“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