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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的《亞洲周刊》有龍應台專訪，她答客問中，有這麼關鍵性的幾句：“新加坡試圖和強勢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不了自省，開拓者更不可缺兼容並蓄的大胸懷。民族情緒，愛國激情，沒什麼用的!”看來龍應台質疑的，不是賈古瑪說的話，而是他擺出的泛地區主義的姿態。她認為他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理直氣壯地教訓歐洲人”，但不應以亞洲代言人自居。所謂泛地區主義，是以地域和膚色把人類行為模式、價值系統和道德觀念“一把抓”，套圈圈。
把地球各族類，以洲名框之，當然籠統得以偏概全。單說歐洲人吧，東、南、西、北歐諸國，其歷史背景、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均不可同日而語，但這種界定，積習難改，雖然不科學，非洲人、亞洲人、美洲人、澳洲人等泛地域的稱謂，看樣子會因利乘便地沿用下去。經濟大國的日本，或者不與亞洲認同，但在外人看來，還是亞洲國家的一員。
龍應台若因賈古瑪以亞洲代言人自居而非議其身，實有點矯枉過正，但她言論的重點，似不在正名，而是價值系統的取捨。新加坡國泰民安、豐衣足食，近來更積極部署，放開基金管理，以期在1997 年後一舉取代香港，成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如果人生目標，只為增加銀行存款數字，那麼獅城前景，金光萬丈。
好個女鬥士，她偏不吃這一套。再引前言，即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這無可避免地涉及快樂和幸福的定義。獅城內閣資政李光耀，說話一向不含糊。他歷來的信念是，為了保證新加坡社會的安定繁榮，群體的利益，絕對應該放在個人的權利上。本此，不但販毒吸毒殺無赦，就連會女朋友前辟除口臭的恩物口香糖，也成禁品。青少年擾亂治安或損毀公器，打屁股。
這種措施，是否過分了點?是非標準是相對的。如果要我在“文革”
時的中國與今天的新加坡作一取捨，當然毫無考慮地選擇後者。獅城的政治氣候，禁絕惡聲，立言是無希望了，立命倒夠空間。嚼不到口香糖，不交女朋友就是。再說，毒販殺無赦，確是德政。
龍應台不願放棄個人自由與尊嚴，情懷浪漫得可以。在這方面，我和她“同病相憐”，都是被美國教育慣壞了。1991 年我應聘新加坡大學，未到半年，就萌去志。想來我和龍女士這種動物，心態頗像赫胥黎小說《美麗的新世界》中的“野人”。在赫氏的反烏托邦中，不但飢餓、疾病這種種人類有史以來的大敵一一成了歷史名詞，連氣候的轉變，也受到科技控制。人的
脾氣與情慾，也可由藥物調製。
這端的是美麗的新世界，但浪漫成性的野人卻無法忍受。免於飢餓和疾病的代價是喪失意志的自由。他最後表態說，二者之間他寧可選擇飢餓、疾病和情慾折磨的痛苦，只要他有機會清清醒醒作選擇的話。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按(中國典故大辭典》的解釋，“是指水過於清澈，毫無雜質，以至連魚賴以生活的物質都沒有了，魚就不能生活。人對於別人如果事不論巨細，一味細察苛求，就沒有人和他相處往來。”如果把魚譬作書生、丈人，那麼賴以生存的物質，得有一些成分是雜質。一個告誡連篇的社會，只有思無邪輩能生存。不過，新加坡以商立國，有嗜痴(雜質)之癖的魚，既然不是社會中堅分子，多一條少一條也不會動搖國本。
龍應台族類可休矣。
(原載台北《中國時報》)容易受傷的新加坡人?台灣作家龍應台著文批評新加坡的價值觀，不能代表亞洲，引起新加坡人強烈反應，紛投函報章反駁，並反譏台灣的亂象。是龍應台太偏激，或新加坡人護國心切?10 我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軒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紛紛投函當地報章批評龍應台，這些文章中完全沒有支持她的論點。龍的文章似乎觸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經，引起強烈的反應。龍應台在文章中引述新加坡外交部長賈占瑪到德國出席歐洲和東南亞外長會議的演講，並指出，最近新加坡政府頻頻與西方對話，口氣儼然以亞洲的代言人自居，開門就是“我們亞洲人的價值怎麼怎麼樣”，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亞洲，新加坡的文化價值就是整個亞洲的文化價值。文中又表示，即使給她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她也不願放棄她一點點個人的自由與尊嚴。
在新加坡人反駁的文章中，有人表示活得和睦幸福，不必龍來指指點點。也有人認為龍已全盤接受西方價值觀，自然對亞洲的事物有不順眼。更有人覺得龍的論調太偏激，根本是瞧不起新加坡人。一位作者梅子的文章《我很慶幸自己是新加坡人》更是針鋒相對，指出台灣的亂象，如國會的肢體衝突，是否就是“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
到底新加坡能不能代表亞洲?這是龍文受爭議的其中一點，也是令新加坡人情憤不平的，《聯合早報》記者林義明認為新加坡人是亞洲人，亞洲人表達亞洲人的心聲，沒有人可以反對，更何況這聲音是來自一個有三大亞洲文化(中華文化、馬來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國家女作家蓉子也對《亞洲周刊》說：“新加坡政府領袖都是有見識及有成就的人，他們向西方國家傳達一些亞洲人的信息，有什麼不對?”詩人陳松沾認為龍應台沒考慮有關國家的民情，龍強調個人的自由與尊嚴，卻沒去了解它們的實用價值。作家黃盛發也說，個人的自由不能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商人張瑾雲則為新加坡的嚴峻法律辯護。她對《亞洲周刊》說：“新加坡是移民社會，上一代人民的文化素養不高，過渡時期當然需要嚴厲的立法，使人們就範。”新加坡人一般生活得安定與舒服，言論是否自由似乎與其他國家的看法不一，而對自由的定義與範圍也引來爭議。龍應台表示，她在台灣生長，非常清楚政府如何能透過媒體、教育、公共政策等種種管道去塑造社會的所謂“個性”，但是比這些來自政府的操縱更基本，更原始的，她覺得是人的自私。
龍認為，言論限制是一個透明的網，一般人不去碰它就感覺不到“不自由”。但總會有一些人“長了反骨”去碰那張網而被“電到”，對這些人視
若無睹是沒有正義感，而把言論自由這種東西貼上“西方”標籤，然後加以反對，她認為是義和團的作風。
龍應台以尖銳的筆針砭時政著名，她的雜文集《野火集》，其中一文《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就批評中國人不講公德心，在80 年代震動台灣，如今她這把野火竟燒到獅城：1991 異議，只是這些聲音新加坡人一般聽不見。
在這場爭論中，確有持不同意見的，但這些聲音不多。現任東南亞研究院研究員的王賢勤表示，龍的論點及要求並無不對，因為亞洲範圍很大。
他又說，龍雖住在歐洲，但卻具亞洲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