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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個女性，道道地地的北方女人。原籍山東，在內蒙古、北京轉戰多年，近幾年才拿著浙江的俸祿來上海工作。據我的觀察，倘若一定要以地域為背景來評判，比較優秀的男人，還是要算上海男人。
因我是女人，常常免不了透過女人看男人。說上海男人優秀，首先就是因為上海女人是中國女人風景畫中的一抹亮色。一次在北京，一群人認真地坐了半天，給各地女人打分。有說大連、青島女人漂亮的，有說新疆、雲南少數民族女人別有風情的，我則說，看看三四十、五六十歲的女人仍有女人本色的，也只有上海了。大家細細擺比一番，給了上海女人最高分。中國有中國的國情，女人是“半邊天”，摩拳擦掌、拳打腳踢在社會的大舞台上，社會角色不斷強化，性別意識不斷弱化，細細體味，有多少女人已經少有女人味了?上海女人也一樣撐起了“半邊天”，但仍保留著不少的嬌、妖媚和嗲樣，瞧著還像女人樣，這實在是上海男人的功勞!
對上海男人的貶，往往集中在“懼內”呀、做家務呀，等等，以證明其全無男子氣。照我看，男人跟女人相依相存，那些女人變得不像女人的地方，男人中也一定少有真正意義上的男子漢。上海男人幾十年來里里外外極細心又極耐心地呵護關愛自己的女人，也包括替她們、幫她們拎菜籃、提掃把、下廚房，才使同樣在社會戰場上摸爬滾打的老婆還像個女人樣，這才是有底氣、有力度的男子漢的表現。相反，袖手看著自己在外謀一份生計的女人蓬頭垢面回家後，接著再做一份老媽子活的男人，肯定不是真正的男子漢!
不會憐香惜玉，還算什麼男人!
所以我說上海的男人們，你們實在不必聽到一個叫龍應台的台灣女人說了幾句不中聽的話就沉不住氣了，還是一如你們既往的態度：一笑了之或一哼了之，然後，繼續當你們的男子漢。
對了，我家有女快長成，我還真希望她能帶個上海女婿回家呢。
龍應台和“捧不起的上海男人”——胡妍熱衷社會文化批評並對婦運抱同樣熱忱的龍應台女士，不久前在上海引起了一番不大不小的轟動。龍女士以台灣女人的身分和在歐美生活了二十年的閱歷，在一篇題為《啊，上海男人!》的錦繡文章里，不無驚喜地發現：上海男人在大陸男人中自成一格，“是一個世界的稀有品種”。龍女士盛讚“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這才是真正海闊天空的男人!我們20 又坦蕩的男人嗎?”龍女
士之作如是觀，是由於長年來，她觀察著台灣和西方世界婦女的生活，看到她們每一步的邁出都連帶了痛苦的掙扎。她以為，在這個當口，“上海的男女關係為我開拓了新的視野”。想不到的是，上海男人此番卻並不那麼“海闊天空”、“溫柔坦蕩”，面對龍女士的讚譽，上海男人的一個直接的反應是：
龍捲風颳上門來了!
上海男人並不“受寵若驚”，也不“知遇圖報”，反倒有些“恩將仇報”
的意思。他們寧願做“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他們說：下廚的上海男人像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樣普遍，而中國特色的家務分工如男人下廚，“與女子是否占有家庭乃至社會的話語權”，“是兩回事”。他們很不屑“稀有品種”——哪怕是“世界級”的——或“男女平權先鋒”等等的桂冠和讚譽。
本來，龍女士在感嘆上海男人的“溫柔坦蕩”和“稀有”的同時，對上海男人的“遭遇”是懷了由衷的關懷顧惜的，或者按龍女士更明確深刻的表達，她感到疑惑的是：為什麼當女權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者?龍女士之如是想，是因為她在上海，由男人的操持家務，“溫柔、坦蕩”
進而看到了男人的“受虐”，用上海話來說就是嚴重的“妻管嚴”。龍女士的本意是要說：“妻管嚴”雖無關主義或原則，但如果作為男女平權的一種證明，恐怕是曲解了婦女解放。龍女士怕的是上海女人的解放過了頭!
龍女士的想法當然不無正確處，但她的擔憂卻幾乎是多餘的。關於“妻管嚴”，最有發言權的應當還是上海男人，不如來聽聽他們的說法：“在人前宣傳誇耀自己懼內的，他的懼內就很可懷疑。有的是從反面來顯示自己的紳士風度，有的則可能是在為另覓新歡製造輿論，甚至可能是有針對性地下誘餌。”(以上及以下有關的引用均引自上海男人的新作《捧不起的“上海男人”》。)龍女士當然是看到上海的男女關係其實尚不是真正平等的(如在所謂的菁英圈裡，碰來碰去都是男人，社會資源和權力仍然掌握在男人手裡，凡此等等);但她從上海男子的“溫柔坦蕩”和大陸、上海女人的“抬頭挺胸”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變化，甚至看出了“矯枉過正“‘物極必反”的隱患——想不到這次卻看走了眼，上海男人自述“懼內”是花招，是技巧，是風度。又如龍女士說：“這有關柴米油鹽醬醋茶的一回事卻是我眼中轟轟烈烈的大成就”的男子操持家務，根本上也不是因了上海男人天生“溫柔坦蕩”的緣故，或上海的風俗就是比別處平等、開放而使然。當然，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原因也是存在的，那便是上海這地方講現實，上海的男人也比較識時務，但識的並不是“男女當平等”的婦運道理。雖然他們個個說男女平等是應當的，在上海已根本不是什麼問題，而是“經濟是基礎”的道理。一如他們“務實”地心知肚明的，這“是中國大陸特有的經濟生活條件造成”
的：既然老婆也就業掙錢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燒飯這句話就不太好說了!
龍女士曾說，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只要側耳聽聽人們飛短流長地說些什麼，大概就可以探知這個城市的文化特質。現在，龍女士知道上海這個城市的特質了嗎?或者說更知道上海的男人了嗎?“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人說話而不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賞妻子成功而不覺得自己失敗。”他可以洗衣服，可以做家務，可以比別地的男子“溫柔坦蕩”，然而，他不可以被你這樣說——換句話說，這一切，你不可以這樣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尤其是說他“受虐”，還是被女子——別的“虐”猶可受，女子的“虐”則萬萬不能受!因他終究是男
人，是中國的男人。儘管是不可多得的“稀有”，或“溫柔坦蕩”到“像個彎豆芽”。在這一種“男人的氣概”上，上海的男人從來是一點不比別地的男人差的。
這裡，龍女士的另一個解說或許也是應當記取的：說上海的男人女人如何如何，就好像是在說中國人勤奮，義大利人熱情，德國人缺乏幽默感一樣，難免不是一種以偏概全。龍女士曾十分地奇怪，在上海這座城市裡，“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是男人”——而如果我們，或龍女士稍稍地移動一下“以偏概全”的角度，聽到的或許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關於“男性雄風”的“流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