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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書架上這兩位的書早就擱在一起，也不曾起過衝突，有過比較。
最近恰巧前後腳地閒讀龍、周，就對自己起了疑惑：何以對龍前恭後倨，而對周卻網開一面?我警覺到，真是上了年紀了，開始將擊劍長嘯、白眼看人視為膚淺了。
驚後反省，得了一個結論：今天的東方，其實更需要的是龍應台，而不是周國平。對自己的毛病，有痛楚才會下決心去根治，我們還沒有到享受從容的時刻。周圍平的境界，怕倒是能解了西方人的愁結;可是，東方獨多周國平，龍應台卻遠嫁西方，所謂“橘逾淮為枳”。
雖然仍是私心不以龍應台為然，還是決定，從此多讀些“旋風”文字，少讀些周國平。
梁啓超早就呼喚“少年中國”，幾代人又過去了，總得更多一些中國人有少年激情才成呵!
啊，上海男人!——王戰華——1——上海有一份大報在去年曾發表了一位頗有些名氣的“台灣女人”龍應台的文章《啊，上海男人!》。
龍作家這篇行文在上海男人當中炸開了，有實力的“大手筆”便接踵而至地發表高見。
我先後讀過《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也說“上海男人”》和《理解上海男人》。
這些文章自然不乏高手之作，說是龍旋風一篇《啊，上海男人!》把滬上的鬚眉一筆橫掃。卻原來“龍女士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從那深自失落又強顏調侃的語調，我推測，這甚至可以說就是她的整個人生理想”。
虛構“世界稀有品種”的“上海男人”雖有意無意，但卻“因為內心的矛盾，導致邏輯的混亂，結果非但證明不了什麼，反倒多了一大團困惑”。
一個並非是正宗上海人、但卻在上海生活了多年的作者認為，自己向來不贊成以地域劃分籠統地對人，對男人、女人去概括出某個特徵來進行褒貶評說。他正因為在上海生活了多年，才對上海男人和女人看出了一些道理來的。因此，雖然龍作家去了那麼多地方，屬“非常解放的女人”，卻看不出上海男人不少把“怕老婆”掛在嘴上或裝著“怕老婆”，實際是夫妻關係的一種善意“謀略”。一個真正的男子漢為何非要去與自己老婆爭高低呢?
上海衡量男子氣的主要依據並非在於做不做家務和是不是與老婆逞強。為此，他設想，龍作家倘能多來幾次上海，她的看法就不至於偏頗。
一位與龍作家有過“若干次興致高漲的交往”的文化人士則闡明，上
海從前是、今天又再次成為全國乃至世界的文、經重鎮，與上海男人的這種性格內質不無關係。該文直截了當地指出，上海在龍女士的筆下被喚作一個“迷人”的城市，難道這“迷人”之中就不包括上海男人這一項精美而別致的人性軟性?他想，能嫁個如意的上海郎君，當是當今女人的一種福分呢!
——2——老實說，對見多識廣的龍作家的這番文字，我並沒有產生“驚訝”，抑或她大作中確有“虛構”的成分，但我想，可能其在著文時更集中、更典型了吧!因此，對此，本不值得“大驚小怪”。
倒是“謀略”之說更為精彩些。不與老婆“爭高低”的男子漢，難道不更具有大丈夫氣概嗎?也許確切地說，在上海這“迷人”的都市中還應包括上海男人這一項精美而別致的“人性軟性”之說，更能包涵出一種具有文化韻味的特色。
然而，我們似乎覺得如上這些文字，確實是將上海男人集焦在了人們的視角點上，由於受視角所限，而沒有在與上海男人同構成一幅風景的女人方面進行挖掘。不錯，龍作家的一段文字相當精彩：“在公領域裡，社會的資源和權力仍舊掌握在男人的手裡。上海女人說起來如何厲害、如何能幹，顯然還局限在私領域中。”在為這段文字喝彩的同時，我認為龍作家似乎還未能深入一下來了解上海女人。其實，上海男人的這種“謀略”倒確是讓女人給薰陶出來的。
記得有統計說，上海的男性在全球範圍來說，是最辛苦的。他們要在家庭中充當一個很不容易的角色，這使得這些男子在夾縫中練就了一種生存、斡旋的本領。
前不久，上海曾有統計說上海婦女有60%占據家中的主導地位，上海女性的平均工資在全國僅低於廣東肇慶。在被調查的婦女中有66.6%的人認為“男女平等”，19.4%的人則認為“女性更優越”。這種比例比全國平均數分別高出7.6 與2.14 個百分點。上海婦女對自己的家庭地位高度滿意，其滿意的程度從國際上比較也僅次於瑞典，高於法、英、美等國。同期的一則調查表明：上海女子對男子的心理需求處在兩難境地之中，“既能主內，又能主外，事業家庭兩不誤”。這種近於挑剔的衡量標準，反映在當今男子在事業中的成就不及在家庭中所占的地位時，上海女子便說男子缺乏陽剛之氣了。這不是反映出上海女子的矛盾心態和上海男子的不易嗎?有什麼樣的女子，便會有什麼樣的男人，這是個至理名言。時在40 年代，謝冰瑩就在文章中寫道：“有人說上海像洋場少婦，杭州是大家閨秀，蘇州是小家碧玉，重慶是半老徐娘。”事實上，上海女子的一個重要特色，不同於廣東的“靚”，也有別於老北京話中的“俊”、“俏”，這就是“嗲”。一個“嗲”字，風情萬種，能將上海女子本質中的柔軟一面盡數展現。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與風情萬種“嗲”字相配的另一面是一個“作”
字。許多異地人都不知“作”字何解釋，但上海本地人、尤其是上海男人則是肯定能領教的。(大約“作”字可解釋為“胡攪蠻纏”吧?)隨著婦女地位的提高，“嗲”字逐漸被“作”字所替代，“嗲”的風情只怕是今日回憶，或只能在天真爛漫的小女孩那兒還留有痕跡吧?可能正因為龍作家對這些深層的風俗意義上的問題認識不透，故而只能作些浮光掠影的表象圖解。這本也怨不得人家，畢竟來說，“台灣女人”不同於“大陸女人”，更不同於“上海女人”。不過，其文還是透露出上海女人厲害的一面。對此曾作過研究的一位先生說，上海男子在文明的進步中，更多地吸取了一些知識的養料，學
會了忍耐和顧全大局;而女子則停留在原地。作為生於斯、長於斯的本人則認為，龍作家的“為什麼當女權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者?”提示，雖以瑞典呼籲成立保護男人組織為例，倒確應引起上海女人思索。
有“謀略”的上海男人，畢竟是有風度的!
為上海男人說句話——楊長榮報章雜誌及天南地北的雜談閒聊，時有對上海人、特別是對上海男人的評論，往往帶貶意的居多;但好像上海人一般不太把這當回事，很少有人起而辯解、駁斥。一部電視劇，被認為是寫了一群敢做不敢當、親生孩子都不敢認的上海男人，引來一片非議譴責聲，也不見有什麼上海人跳將出來理論一番。這回龍應台對上海男人霧裡看花地評了幾句，卻是引起了一點反響，甚至有一兩位著名的作家也忍不住撰文反擊了。或許因為龍應台來自台灣?或許因為她是女性?對異性的評價看得更重一些，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