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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 “愚昧無知”的鄉村對於我，是剝奪還是給予?安德烈，十八歲離開了漁村，三十年之後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這個漁村的關係。
離開了漁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後的悠悠歲月里，我面對黑白價值的顛倒，觀看權力的更迭，目睹帝國的瓦解、圍牆的崩塌，更參與決定城邦的興衰。當事情被顛覆、被滲透、被“現代化”、被 “後現代化”、被複雜或操弄到真假不辨、是非難分的地步時，我會想到漁村裡的人：在後台把嬰兒摟在懷裡偷偷餵奶的歌仔戲花旦、把女兒賣到“菜店”的阿婆、隔壁那死在海上不見屍骨的漁民、老是多給一塊糖的雜貨店老闆、騎車出去為孩子借學費而被火車撞死的鄉下警察、每天黃昏到海灘上去看一眼大陸的老兵、笑得特別開暢卻又哭得特別傷心的阿美族女人……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實的面貌存在我心理，使我清醒，彷佛是錨，牢牢定住我的價值。
是的，安德烈，那“愚昧無知”的漁村，確實沒有給我知識，但是給了我一種能力，悲憫的能力，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後面對權力的傲慢、欲望的偽裝和種種時代的虛假時，雖然艱難卻仍舊得以穿透，看見文明的核心關懷所在。你懂的，是吧?
同時我看見自己的缺陷。十八歲時所不知道的高速公路、下水道、環境保護、政府責任、政治自由等等，都不難補課。但是生活的藝術，這其中包括品味，是補不來的。音樂、美術，在我身上仍舊屬於知識範圍，不屬於內在涵養。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個要時時提醒自己去保持的東西，就像一串不能遺忘的鑰匙，一盆必須每天澆水的心愛植物，但是生活藝術，應該是一種內化的氣質，像呼吸，像不自覺的舉手投足。我強烈地感覺自己對生活藝術的笨拙;漁村的貧乏，使我有美的貧乏，而有知識沒有美，猶如大海里沒有熱帶魚。
而你們這一代，安德烈，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網絡讓你們擁有廣泛的知識，社會富裕使你們習慣物質的追求和享受，藝術和美的薰陶、唾手可得。十八歲的你們會討論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正義問題，你們熟悉每一種時尚品牌和汽車款式，你們可能聽過莫扎特的“魔笛”、看過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去過紐約的百老匯、欣賞過台北的“水月”也去過大英博物館和梵諦岡教堂。你們生活的城市裡，有自己的音樂廳、圖書館、美術館、畫廊、報紙、游泳池，自己的藝術節、音樂節、電影節……
你們簡直就是大海里鮮艷多姿的熱帶魚啊。但是我思索的是：在你們這樣的環境中成長──你知道，台灣的年輕人所票選出來的羨慕效法對象大多是有錢的企業家和有權的政治人物，你們這一代“定錨”的價值會是什麼?終極的關懷會是什麼?你，和那個甘肅來的疲憊的少女之間，有沒有一種關聯?我的安德烈，你認為美麗的熱帶魚游泳也要有方向嗎，或者，你要挑釁地說，這是一個無謂的問題，因為熱帶魚為自己而活?
MM
2004年5月12日
二、為誰加油?
安德烈：
不久前，五十個中國的奧運金牌運動員今天到了香港，萬人空巷，香港人為他們瘋狂。朋友和我在電視新聞看到這樣的鏡頭，她一面吃香蕉一面說，“龍應台，德國隊比賽的時候，你為他們加油嗎?”
我想了想，回答不出來。德國，我住了十三年的地方，我最親愛的孩子們成長的家鄉，對於我是什麼呢?怎麼看個新聞要惹出這麼不消化的問題?
她不耐煩了，又問，“那——你為不為台灣隊加油啊?”
我又開始想，嗯，台灣隊……不一定啊。要看情形，譬如說，如果台灣隊是跟——尼泊爾或者越南或者非洲的蘇丹比賽，說不定我會為後者加油呢，因為，這些國家很弱勢啊。
朋友懶得理我了，自顧自嘟噥說，“去你的世界公民，我可只為中國隊加油。”
她兩個月前才離開中國。
為什麼我這麼猶豫，安德烈?是什麼使得我看什麼金牌都興奮不起來?電視上的人們單純，熱烈，奮力伸出手，在擁擠得透不過氣來的人群，試圖摸到運動員的手，我想的卻是：這五十個人，在香港大選前四天，被北京“派”到香港來做宣傳，為“保皇黨”拉票，做政治工具，他們清楚嗎?或說，他們在乎嗎?
你說，為台灣隊加油的激情到哪兒去了?難道世界公民主義真的可以取代素樸的民族主義或者社群情感?我覺得涼涼的。從小到大，我們被教導以作中國人為榮，“為榮”和“為恥”是連在一起的。我當年流傳很廣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位有名的前輩寫的是“醜陋的中國人”，批判的都是我們自己。然後突然，“中國人”這詞變成了別人，甚至是“敵人”，而我們變成“台灣人”。然後尷尬的局面就常出現，譬如說，講“勤儉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蘊含中國人的美學”時，很多人句子講一半就，嗯，卡住了，不知怎麼講完這個句子，因為，民進黨執政以來，自稱“中國人”在今天的台灣可能招來白眼，極端不正確。但是把句子改掉，說，“勤儉是台灣人的傳統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蘊含台灣人的美學”，又好像偷了別人的東西似的。於是有很多句子不能說了。昨天在電視新聞還看見一個台灣的部長，正要讚美工程人員的認真辛勞，脫口而出“我們中國人——”簡直要天打雷劈了，他馬上中途截斷，改口“我們台灣人”。他面對鏡頭，心一定在掌自己的嘴巴。
我的“涼”來自哪?老實說，安德烈，作為這個歷史坐標點上的台灣人，一種泡得過度腫脹的“台灣民族主義”使我反胃，反胃到疼的地步。政治人物用一隻手把“台灣第一”和“愛台灣”摻血塗在自己額頭上，然後伸出另一隻手去指控別人愛台灣愛得不夠。最近有十一個院士和很多民間團體站出來反對軍購，行政院長，也就是西方的首相，竟然說，反對軍購的人在意識形態和國家認同上有問題。
你或許會跳起來：用西方的詞彙理解，說出這種話的就是個所謂右翼分子，怎麼是這樣一種人在作台灣的首相?我不知道怎麼跟你解釋，安德烈，這個首相以前還是個不錯的地方首長，對文化也有點概念。但是很多人一掌大權，就走樣。我其實也很困惑。權力的腐蝕力實在太大了。
中國的運動員被派遣來做政治演出，台灣的選手一樣，被政治人物召見，擁抱，被推出去競選，被招進來親善。你知道，一個被長年灌食某種飼料的人，見到飼料都想吐。民族主義的飼料——不管是中國牌還是台灣牌的，我們都被灌得撐了，被剝奪的，就是一份本來可以自自然然、單單純純的鄉土之愛，純潔而珍貴的群體歸屬感。它被操弄得變形了。
但是有一個相反的東西卻使我很清楚地看見自己的歸屬：恥感。當代表我的總統跑到國際的舞台上，耍的卻是國內的弄權政治，我特別覺得羞恥。當台灣的商人跑到貧窮的國家訪問，把鈔票拋向空中讓赤腳的孩子去搶，而他在一旁哈哈大笑，我覺得羞恥。當國際新聞報導台灣在中國和東南亞的製造工廠如何不人道地對待工人，我覺得羞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