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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三年回頭，我有一個發現。
寫了三年以後，你的目的還是和開始時完全一樣──為了了解你的成人兒子，但是我，隨著時間，卻變了。我是逐漸、逐漸才明白你為什麼要和我寫這些信的，而且，寫了一段時間以後，我發現自己其實還蠻樂在其中的，雖然我絕對不動聲色。
開始的時候，只是覺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給我一個“麥克風”，我就把想法大聲說出來罷了。到後期，我才忽然察覺到，這件事有一個更重大的意義：我跟我的母親，有了連結，而我同時意識到，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會得到的份，我卻有了。我在想：假使我們三年前沒開始做這件事，我們大概就會和絕大多數的人一樣只是繼續過日子，繼續重複那每天不痛不養的問候：吃了嗎──嗯，功課做了嗎──嗯，沒和弟弟吵架吧──沒，不缺錢用吧──嗯……三年，真的不短。回頭看，我還真的同意你說的，這些通信，雖然是給讀者的，但是它其實是我們最私己、最親密、最真實的手印，記下了刻下了我們的三年生活歲月──我們此生永遠不會忘記的生活歲月。
在這裡，因此我最想說的是，謝謝你，謝謝你給了我這個“份”──不是出書，而是，和你有了連結的“份”。
愛你的
安德烈
2007年9月26日
一、十八歲那年
安德烈：
你在電話上喘氣，剛剛賽完足球進門。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裡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駕照。秋假會去義大利，暑假來亞洲學中文。你已經開始瀏覽美國大學的入學數據。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將來要做什麼，”你說，“M，你十八歲的時候知道什麼?”
安德烈，記得去年夏天我們在西安一家回民飯館裡見到的那個女孩?她從甘肅的山溝小村里來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個月賺兩百多塊，寄回去養她的父母。那個女孩衣衫襤褸，神情疲憊，可是從她的眼睛，你看得出，她很稚幼，才十六歲。她，知道些什麼，不知道些什麼?你能想像嗎?
十八歲的我知道些什麼?不知道些什麼?
我住在一個海邊的漁村里，漁村只有一條窄窄馬路;上班上課的時候，客運巴士、摩托車、腳踏車、賣菜的手推車橫七豎八地把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後就安靜下來，老黃狗睡在路中間，巷子裡的母豬也挨挨擠擠帶著一串小豬出來遛達。海風挾著咸腥味，吹得椰子樹的闊葉刷刷作響。
我不知道什麼叫高速公路。五年後到了洛杉磯，在駛出機場的高速公路上，我發現，對面來車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燈，而自己這條線道上看出去，全是車的尾燈，一溜紅燦。怎麼會這樣整齊?我大大地吃驚。那時，已經二十三歲，還習慣人車雜踏、雞鴨爭道的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麼叫下水道。颱風往往在黑夜來襲，海嘯同時發作，海水像一鍋突然打翻了的湯，滾滾向村落捲來。天亮時，一片汪洋，人家的鍋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廟前，魚塭里的魚蝦也成群結隊游上了大街。過幾天水退了，人們撩起褲腳清理門前的陰溝。自溝里挖出油黑黏膩的爛泥，爛泥里拌著死雞死狗的屍體。整條街充斥著刺鼻的腐臭腥味。炎熱的陽光照在開腸破肚的陰溝上，難說是自然的消毒還是加速屍體的腐化。
我沒有進過音樂廳或美術館。唯一與“表演”有關的經驗就是廟前酬神的歌仔戲。老人家帶著凳子和扇子去廣場上看戲，年輕人卻在家裡背書，準備永無歇止的考試;歌聲從劣質的擴音器傳來，日日夜夜像轟炸般無從躲藏。
要不然就是在漁村唯一的電影院裡，偶爾有一場歌星演唱。電影院裡飄著一股尿臊，揉著人體酸酸的汗味，電風扇嘎嘎地響著，孩子踢著椅背，歌星大聲地說笑話，賣力地唱。下面的群眾時不時就喊，扭啊扭啊。
游泳池?沒有。你說，我們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來游泳的。你知道，我們的海岸線是軍事防線，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說，沙灘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漁村沒有垃圾處理場，所以人們就把垃圾堆到空曠的海灘上去。風颳起來了，七零八落的東西滿天飛。
我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學處里的。
離漁村不遠的地方有條河，我每天上學經過都聞到令人頭暈的怪味，不知是什麼。多年以後，才知道那是人們在河岸上燒廢棄的電纜;那個村子，生出很多無腦的嬰兒。
我不知道什麼叫環境污染生態破壞。
我們每天穿著白衣黑裙，而上學的時間那樣長，從清晨六點出門候車到晚上七八點回家，禮拜六都要上課，我們就等於永遠穿著白衣黑裙，留著齊耳的直發。我不知道什麼叫時尚，化妝，髮型。因此也不知道什麼叫消費。是的，我沒有逛過百貨公司。村子裡只有漁民開的小店，玻璃櫃裡塞得滿滿的，滿到你根本看不出裡頭有什麼。小孩的襪子、學生的書包、老婆婆的內褲、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可能還附帶賣斗笠和塑料雨鞋。
我的十八歲，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零年的台灣。你或許大吃一驚，說，M，那一年，阿波羅都上了月球了，你怎麼可能這樣完整地什麼都“不知道”?
不要忘記一個東西，叫城鄉差距，安德烈。愈是貧窮落後的國家，城鄉差距愈大。我的經驗是一個南部鄉下漁村的經驗，和當時的台北是很不一樣的。更何況，當時的台北也是一個閉塞的小城啊。全台灣的人口一千四百萬，國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灣，還屬於所謂“第三世界”。
我要滿十八歲了，阿波羅登上月球，美國和越南的軍隊侵入高棉，全美爆發激烈的反越戰示威，我後來去留學的俄亥俄州有大學生被槍殺;德國的布朗德總理上台，到華沙屈膝下跪，求歷史的寬赦;日本赤軍連劫機到了北韓而三島由紀夫自殺。還有，中國的文革正在一個恐怖的高潮。這些，我都一知半解，因為，安德烈，我們家，連電視都沒有啊。即使有，也不見得會看，因為，那一年，我考大學;讀書，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滿十八歲了，高速公路基隆到楊梅的一段開始動工。台獨聯盟在美國成立，蔣經國被刺，被關了近十年的雷震出獄，台南的美國新聞處被炸，我即將考上的大學爆發了 “共產黨案”，很多學生被逮捕下獄。保釣運動在美國開始風起雲湧。
我，知道的很少。安德烈，那一年，台灣的內政部公布說，他們查扣了四百二十三萬件出版品。
你在描繪一個黯淡壓抑的社會，一個愚昧無知的鄉村，一段浪費的青春嗎，M?
不那麼簡單，安德烈。
對那裡頭的許多人，尤其是有個性有思想的個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後會知道他們是誰，生活是抑鬱的，人生是浪費的。可是整個社會，如果歷史拉長來看，卻是在抑鬱中逐漸成熟，在浪費中逐漸累積能量。因為，經驗過壓迫的人更認識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難得。你沒發現，經過納粹歷史的德國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沉一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