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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政府的機器里根本就沒有“文化”這個齒輪，或者有了以“文化”為名的齒輪，卻又只是個不轉動的裝飾零件，那麼對抗或化解這個官僚本位主義就連起點都沒有。要解放空間嗎?要讓藝術進入城市文化嗎?要修改管理條例嗎?由誰發起?由誰推動?
僅僅是想要讓城市的空間容許藝術出現，就要費盡力氣，經年功夫，想像一下更為重大的目標吧：怎麼樣讓藝術滲透進入各級學校教育系統?怎麼樣讓美感在公共工程的設計里占一個地位?怎麼樣讓貧民和弱勢族群也得到文化的權利?怎麼樣保護創作者的著作權、維護藝術工作者的工作權和退休保障?怎麼樣使文化變成外交項目?怎麼樣修改稅制，使文化產業得以與一般商品有不同待遇?甚至於，怎麼樣使警察不踐踏文化，使司法尊重文化，使獄吏理解文化?
每一項，都牽涉到部門與部門之間的磨合，每一項，都需要一個巨大的整合力量去進行不同目標的折衝。政府的龐大機器里，如果沒有一個“文化”的齒輪，而且是一個獨立、強悍的非裝飾作用的“文化”齒輪，文化就註定不可能影響到生活里各個層面。
實驗室逃走的怪獸
沒有文化思維的政府機器可能變成什麼形狀?
交通思維壟斷，那個齒輪可能致力於整個城市的無限拓寬，拆掉所有狹窄的胡同和老街，拔掉所有擋路的參天大樹，把整個城市變成通衢大道。因為，從交通的邏輯出發，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單純的交通運輸暢通。其他價值，譬如城市的人文肌理，歷史的共同記憶，社區的文化認同，鄰里的小巷情趣等等，對不起，他不懂。21世紀全世界最怵目驚心的例子，當屬北京。北京的古老胡同從公元兩千年起，以一年六百條的速度被拆除，成百上千棟歷史建築被剷平，所有的馬路都在拓寬中，沒有任何人能阻擋推土機的急速進度，甚至沒有討論的餘地。交通至上思維，像“酷斯拉”怪物一樣橫掃北京。
發展思維壟斷，在很多政府機器里，已經不是一個齒輪，而成了引擎，整個城市成為發電廠，轟轟作響，只不知奔向哪裡。1949年，毛澤東站在天安門上眺望北京城，看著老城一片青瓦綿綿、深巷鬱郁，說，這個城，應該變成工業城!變魔術一樣，一萬四千根煙囪就插進了寧靜美麗的古都。為了2008年的奧運，以發展為核心思維、單向邏輯的奧運，發展調動了政府機器中所有的輪子，為一個單一目標全速運轉，整個政府機器成為一種單一功能的推土機。文化所賴以生存的價值：歷史情感、共同記憶、公民參與、城市美學，以及文化所賴以綿延的手段：人文的細緻、哲學的深思、文明世界人與人之間不能或缺的婉轉和體貼，全都像隆隆割草機斬斷捲起的草根，塵飛煙滅。
當發展凌駕於所有其他價值時，那種力量就像一隻從實驗室中逃走的怪獸，畸形地不斷壯大。可是，很多人會非常不安，因為他們知道，有一天，怪獸可能倒過來吞噬自己的身體，自然的韻律可能反撲，以一種超過怪獸的力道。
所以文化政策是什麼?它就是一套整合的機制，以文化為核心思維，以這個思維去檢驗政府這個機器，檢驗它本身的結構是否符合文化的發展所需，檢驗其他的齒輪是否配合文化的發展，檢驗機器運轉的方向是不是一個文化所能認可的方向。
文化可以立國
這樣定義下的文化政策，就有兩種必要的作為。一是減，一是加。
減，是設法去除“弊”，關掉有礙文化發展的齒輪。譬如把所有“禁止”街頭藝人在公共空間表演的規定取消。譬如與交通部門格鬥，讓一株老樹存活下來，少拓寬一條不必要拓寬的路。譬如與工程單位對抗，讓某一棟作家故居保留下來，少蓋一棟酒店大樓。譬如與公園處協商，讓公園多留一點自然的草地，少建一點水泥硬地面。譬如與教育局溝通，減少學生上課時數，讓孩子們到音樂廳、博物館、老城區里接受一點美學的薰陶、培養一點歷史的情愫。
加，是設法去興利。英國政府規定彩票收入的28%必須用在文化上，許多博物館就得以生存，年輕創業的藝術家也得到補助。瑞典立法嚴格保障智慧財產權，作曲家因而能夠專心創作;規定圖書館中每一本書的借出，書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報酬，作家因而能夠有尊嚴地生活。德國政府高額補貼劇院的開支，使得低收入的國民也買得起票、看得起戲，國民的藝術教養因此得以提升。紐約政府通過補貼，讓18歲以下的人可以低價看演出，因而培養了年輕人的藝術修養。倫敦採取博物館參觀免門票措施，欣賞者的數字因而激增。
在台北市推出了“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之後，房地產的開發商就不再能輕易地砍除百年老樹。把民間成立基金會的門檻降低之後，推動文化的民間基金會就如雨後春筍一樣倍增。制定了公共藝術的法規之後──譬如說，所有公共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須用在公共藝術上，公共建築就有了藝術的品位，公共空間不再隨意地被難看的東西填滿。設置了新人創作獎金，藝術和文學的創作者就得到了鼓勵。改變稅法容許企業對文化的捐贈抵稅，企業對文化的捐贈馬上增加，美術館、博物館就多了起來。
僅僅是想要讓城市的空間容許藝術出現，就要費盡力氣，經年功夫，想像一下更為重大的目標吧：怎麼樣讓藝術滲透進入各級學校教育系統?怎麼樣讓美感在公共工程的設計里占一個地位?怎麼樣讓貧民和弱勢族群也得到文化的權利?怎麼樣保護創作者的著作權、維護藝術工作者的工作權和退休保障?怎麼樣使文化變成外交項目?怎麼樣修改稅制，使文化產業得以與一般商品有不同待遇?甚至於，怎麼樣使警察不踐踏文化，使司法尊重文化，使獄吏理解文化?
每一項，都牽涉到部門與部門之間的磨合，每一項，都需要一個巨大的整合力量去進行不同目標的折衝。政府的龐大機器里，如果沒有一個“文化”的齒輪，而且是一個獨立、強悍的非裝飾作用的“文化”齒輪，文化就註定不可能影響到生活里各個層面。
實驗室逃走的怪獸
沒有文化思維的政府機器可能變成什麼形狀?
交通思維壟斷，那個齒輪可能致力於整個城市的無限拓寬，拆掉所有狹窄的胡同和老街，拔掉所有擋路的參天大樹，把整個城市變成通衢大道。因為，從交通的邏輯出發，它存在的目的就是單純的交通運輸暢通。其他價值，譬如城市的人文肌理，歷史的共同記憶，社區的文化認同，鄰里的小巷情趣等等，對不起，他不懂。21世紀全世界最怵目驚心的例子，當屬北京。北京的古老胡同從公元兩千年起，以一年六百條的速度被拆除，成百上千棟歷史建築被剷平，所有的馬路都在拓寬中，沒有任何人能阻擋推土機的急速進度，甚至沒有討論的餘地。交通至上思維，像“酷斯拉”怪物一樣橫掃北京。
發展思維壟斷，在很多政府機器里，已經不是一個齒輪，而成了引擎，整個城市成為發電廠，轟轟作響，只不知奔向哪裡。1949年，毛澤東站在天安門上眺望北京城，看著老城一片青瓦綿綿、深巷鬱郁，說，這個城，應該變成工業城!變魔術一樣，一萬四千根煙囪就插進了寧靜美麗的古都。為了2008年的奧運，以發展為核心思維、單向邏輯的奧運，發展調動了政府機器中所有的輪子，為一個單一目標全速運轉，整個政府機器成為一種單一功能的推土機。文化所賴以生存的價值：歷史情感、共同記憶、公民參與、城市美學，以及文化所賴以綿延的手段：人文的細緻、哲學的深思、文明世界人與人之間不能或缺的婉轉和體貼，全都像隆隆割草機斬斷捲起的草根，塵飛煙滅。
當發展凌駕於所有其他價值時，那種力量就像一隻從實驗室中逃走的怪獸，畸形地不斷壯大。可是，很多人會非常不安，因為他們知道，有一天，怪獸可能倒過來吞噬自己的身體，自然的韻律可能反撲，以一種超過怪獸的力道。
所以文化政策是什麼?它就是一套整合的機制，以文化為核心思維，以這個思維去檢驗政府這個機器，檢驗它本身的結構是否符合文化的發展所需，檢驗其他的齒輪是否配合文化的發展，檢驗機器運轉的方向是不是一個文化所能認可的方向。
文化可以立國
這樣定義下的文化政策，就有兩種必要的作為。一是減，一是加。
減，是設法去除“弊”，關掉有礙文化發展的齒輪。譬如把所有“禁止”街頭藝人在公共空間表演的規定取消。譬如與交通部門格鬥，讓一株老樹存活下來，少拓寬一條不必要拓寬的路。譬如與工程單位對抗，讓某一棟作家故居保留下來，少蓋一棟酒店大樓。譬如與公園處協商，讓公園多留一點自然的草地，少建一點水泥硬地面。譬如與教育局溝通，減少學生上課時數，讓孩子們到音樂廳、博物館、老城區里接受一點美學的薰陶、培養一點歷史的情愫。
加，是設法去興利。英國政府規定彩票收入的28%必須用在文化上，許多博物館就得以生存，年輕創業的藝術家也得到補助。瑞典立法嚴格保障智慧財產權，作曲家因而能夠專心創作;規定圖書館中每一本書的借出，書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報酬，作家因而能夠有尊嚴地生活。德國政府高額補貼劇院的開支，使得低收入的國民也買得起票、看得起戲，國民的藝術教養因此得以提升。紐約政府通過補貼，讓18歲以下的人可以低價看演出，因而培養了年輕人的藝術修養。倫敦採取博物館參觀免門票措施，欣賞者的數字因而激增。
在台北市推出了“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之後，房地產的開發商就不再能輕易地砍除百年老樹。把民間成立基金會的門檻降低之後，推動文化的民間基金會就如雨後春筍一樣倍增。制定了公共藝術的法規之後──譬如說，所有公共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須用在公共藝術上，公共建築就有了藝術的品位，公共空間不再隨意地被難看的東西填滿。設置了新人創作獎金，藝術和文學的創作者就得到了鼓勵。改變稅法容許企業對文化的捐贈抵稅，企業對文化的捐贈馬上增加，美術館、博物館就多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