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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又鼓起了掌。不快的氣氛完全消失了。邱吉爾是我們中間笑得最盡情的一個，他又變得好交際且好客，剛才的火氣都不見了。
晚餐妙趣橫生，大家都很開心，其間還出現了另一個有些奇怪的插曲。T.E.勞倫斯前傾身體，俯向坐在桌子另一邊的卓別林，他那條頭巾的絲綢流蘇差點兒粘到了果汁冰水裡，他對那位電影明星說：“卓別林，卓別林。猶太人?你是猶太人嗎，先生?”
卓別林臉上一直掛著笑容。他把裝有白葡萄酒的玻璃杯——當時我們都在吃野雞肉——對著勞倫斯的方向舉起，說：“啊，不是，我出生時就註定我沒能享受這一殊榮，勞倫斯先生。”
稍後，椅子和放映機都已經擺放在長客廳里，孩子們和賓客都湧向那裡，我則找藉口告辭了，我說我很累，事實上我的確很累。我和卓別林握了手，告訴他我希望我們有一天能夠再見面。他熱切地握著我的手，說他也盼望著那一刻。
然後我回到樓上的房間睡覺，接下來的九十多分鐘裡，一樓不斷傳來陣陣笑聲。
*
僕人梅森把我叫醒了，他叫我的聲音輕是輕，可沒完沒了的，一直到我醒了才住口。我感覺這時候也就是半夜。我父親的那塊表顯示此時快到凌晨4點了。
“如果您不介意太早的話，先生，”梅森舉著一根蠟燭輕聲說，“邱吉爾先生正在他的書房裡，剛剛完成工作，現在很想和您談談。”
我當然介意。我介意的不僅僅是他們深更半夜無禮打擾我，那位大人物一心血來潮，三言兩語就傳喚我去見他，而且我對所有的一切都介意得不得了。昨天的晚餐和談話內容十分有趣，能夠見到查理・卓別林對我而言更是跟做夢一樣，然而，在珠峰之上發生了那麼多事兒，我的朋友們被派去了那裡的原因至今依舊是個謎，所以即使再好的應酬也不能彌補依然在我心中翻湧的憤怒和失望。我難過極了，根本沒有心情繼續那種詼諧幽默的聊天和社交狂歡。我打定主意，一定要直截了當地問問這位財政大臣，為什麼他有權力浪費別人的生命，葬送了珀西瓦爾・布羅姆利、讓-克洛德・克萊羅克斯、理查・迪肯和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這些人的性命，或者浪費那些已經死掉的優秀的夏爾巴人的性命，以及那個年輕的奧地利人科特・梅耶的性命，我真想找到那個T.E.勞倫斯，對著他的臉，大聲告訴他梅耶正是一位猶太人。還要告訴他，梅耶比我遇到過的那些穿絲綢衣服、打扮成阿拉伯人的英國紈絝子弟都要有膽識。
我到邱吉爾的書房裡去找他時，他肯定還緊皺著眉頭。雖然心情不大好，可我還是承認，這間位於頂樓的房間真是太令人難忘了。梅森帶著我穿過都鐸式建築式樣的門口，後來我才知道那種裝飾叫作模製門窗框，然後他靜悄悄地走了出去，同樣靜悄悄地關上了門，我看了看四周和上方。我的視線無法從房間的上方收回。天花板顯然被移走了，成穹狀彎曲的梁和椽都露在外面，看上去就和英國這個國家一樣古老與堅固。這間巨大的房間鋪著寬大且褪色的地毯，不過中央部分並沒有鋪地毯。書架嵌在高高的牆壁內，滿滿當當裝的都是書。(我已經見過樓下的那間藏書室了，那裡的藏書足以滿足任何一座美國中西部中型城市的閱讀需要)房間四周擺放了很多椅子和幾張低矮的書桌，其中一張豪華的紅木雕刻的書桌後面有一張非常舒適的布面椅，可是邱吉爾卻站在一張高桌子後面，那張桌子的桌面有些傾斜，用很有年頭的木頭製成，未加任何修飾。
“迪斯雷利[13]式書桌，”邱吉爾大聲說，“我們維多利亞時期的前輩就喜歡站著工作。”他小心翼翼地撫摸著墨跡斑斑的傾斜桌面，仿佛是在愛撫它。“這當然不是迪斯雷利用過的桌子。是我讓本地的一位木匠做的。”
我站在那兒，還穿著睡袍和拖鞋，感覺自己傻兮兮的。不過我立刻就注意到邱吉爾先生也穿著睡袍和拖鞋。他穿的是一件綠色、金色和大紅色相間的絲綢睡袍。他的拖鞋不合腳，所以只要他一走動，拖鞋就嗒嗒直響，就像現在，他用相當大的玻璃杯給我們倆都倒了一杯威士忌，鞋的響聲一直不絕於耳。我接過杯子，但沒有喝酒。
邱吉爾注意到我又抬頭看高高的椽子和牆上古老的畫作。
“這正好是查特韋爾最古老的部分，”邱吉爾用低沉的聲音說道，“可以追溯到1086年，也就是黑斯廷斯戰役後的二十年。我在這裡寫作。你知道嗎，我是個作家，並以此為生?我寫的大都是歷史書。通常我都是口述給一位秘書，她的速記水平必須相當高，以便能夠跟上我的速度。今天夜裡因為我同時寫兩本書，所以我向兩位女士口述了我的內容。我還有兩位男性研究員在這裡幫我。剛剛在樓梯上你肯定沒有碰到他們。”
我點點頭，卻始終沒有吭聲。我們就這樣面對面站著。邱吉爾抿著他的威士忌。我則一口沒喝。
“你生氣了，佩里先生。”他說，威士忌酒杯就抵在他的唇邊。他那雙明亮的小眼睛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卻又來回閃爍，仿佛時刻保持警惕，以防有人偷偷接近他。
我沖他聳聳肩，這是在模仿J.C.那種法式聳肩動作，堪稱惟妙惟肖。
邱吉爾笑了。“你生氣了，這也不能怪你。不過最讓你生氣的事兒是什麼呢，年輕人?是因為昨天你交給我的那些照片是那麼骯髒污穢，還是因為你的朋友們和其他人為了拿到那些齷齪的東西而貌似白白獻出了生命?”
我們走向大紅木書桌旁邊的兩張椅子，卻沒有坐下來。書桌非常整潔，一看就知道這位作家不常用，因為書和手稿都堆在那張又高又長的迪斯雷利式書桌上。
“我很想知道，邱吉爾先生，”我說，“一個變節的政客，一個連該加入哪個政黨都決定不了的人，從一個政黨到另一個政黨，緊緊抓住權力不放。到底為什麼他可以決定人們應該為他而死?”
邱吉爾猛地轉過頭，看他那副樣子仿佛是第一次見到我。有那麼一刻，整棟房子裡都靜悄悄的，只有三層樓下某個地方的鐘表鳴奏了四下。我想我和邱吉爾連眼睛都沒眨一下，就更談不上說話了。
這位穿著扎眼絲綢睡袍的財政大臣終於開口說道：“你知道嗎，佩里先生，我的母親是美國人?”
“不知道。”我說，我這話說的不帶一絲語氣，藉此表示我對實際情況一點兒興趣都沒有。
“這或許就是我一直對美國政治和英國政治都相當感興趣的原因，就更不要說歐洲大陸上的政治了。你想知道你國家的政治和英國的政治之間主要差別嗎，佩里先生?”
不太想知道，我心想，不過我還是一語不發。
“我不願意假裝對柯立芝總統幾位內閣顧問的身份瞭若指掌。”邱吉爾說，仿佛我很有興趣一樣，“你們的上一位總統哈丁在加利福尼亞猝死後，或許一開始柯立芝留用了一些哈丁的人。不過我敢保證，佩里先生，在去年擊敗了毫無競爭力的民主黨人戴維斯和那個非常有趣的進步黨人拉福萊特，憑藉一己之力當選美國總統之後，卡爾文・柯立芝不僅僅可以做主，現在他身邊必定也圍繞著自己的親信。你能理解這個嗎，年輕人?”
晚餐妙趣橫生，大家都很開心，其間還出現了另一個有些奇怪的插曲。T.E.勞倫斯前傾身體，俯向坐在桌子另一邊的卓別林，他那條頭巾的絲綢流蘇差點兒粘到了果汁冰水裡，他對那位電影明星說：“卓別林，卓別林。猶太人?你是猶太人嗎，先生?”
卓別林臉上一直掛著笑容。他把裝有白葡萄酒的玻璃杯——當時我們都在吃野雞肉——對著勞倫斯的方向舉起，說：“啊，不是，我出生時就註定我沒能享受這一殊榮，勞倫斯先生。”
稍後，椅子和放映機都已經擺放在長客廳里，孩子們和賓客都湧向那裡，我則找藉口告辭了，我說我很累，事實上我的確很累。我和卓別林握了手，告訴他我希望我們有一天能夠再見面。他熱切地握著我的手，說他也盼望著那一刻。
然後我回到樓上的房間睡覺，接下來的九十多分鐘裡，一樓不斷傳來陣陣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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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人梅森把我叫醒了，他叫我的聲音輕是輕，可沒完沒了的，一直到我醒了才住口。我感覺這時候也就是半夜。我父親的那塊表顯示此時快到凌晨4點了。
“如果您不介意太早的話，先生，”梅森舉著一根蠟燭輕聲說，“邱吉爾先生正在他的書房裡，剛剛完成工作，現在很想和您談談。”
我當然介意。我介意的不僅僅是他們深更半夜無禮打擾我，那位大人物一心血來潮，三言兩語就傳喚我去見他，而且我對所有的一切都介意得不得了。昨天的晚餐和談話內容十分有趣，能夠見到查理・卓別林對我而言更是跟做夢一樣，然而，在珠峰之上發生了那麼多事兒，我的朋友們被派去了那裡的原因至今依舊是個謎，所以即使再好的應酬也不能彌補依然在我心中翻湧的憤怒和失望。我難過極了，根本沒有心情繼續那種詼諧幽默的聊天和社交狂歡。我打定主意，一定要直截了當地問問這位財政大臣，為什麼他有權力浪費別人的生命，葬送了珀西瓦爾・布羅姆利、讓-克洛德・克萊羅克斯、理查・迪肯和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這些人的性命，或者浪費那些已經死掉的優秀的夏爾巴人的性命，以及那個年輕的奧地利人科特・梅耶的性命，我真想找到那個T.E.勞倫斯，對著他的臉，大聲告訴他梅耶正是一位猶太人。還要告訴他，梅耶比我遇到過的那些穿絲綢衣服、打扮成阿拉伯人的英國紈絝子弟都要有膽識。
我到邱吉爾的書房裡去找他時，他肯定還緊皺著眉頭。雖然心情不大好，可我還是承認，這間位於頂樓的房間真是太令人難忘了。梅森帶著我穿過都鐸式建築式樣的門口，後來我才知道那種裝飾叫作模製門窗框，然後他靜悄悄地走了出去，同樣靜悄悄地關上了門，我看了看四周和上方。我的視線無法從房間的上方收回。天花板顯然被移走了，成穹狀彎曲的梁和椽都露在外面，看上去就和英國這個國家一樣古老與堅固。這間巨大的房間鋪著寬大且褪色的地毯，不過中央部分並沒有鋪地毯。書架嵌在高高的牆壁內，滿滿當當裝的都是書。(我已經見過樓下的那間藏書室了，那裡的藏書足以滿足任何一座美國中西部中型城市的閱讀需要)房間四周擺放了很多椅子和幾張低矮的書桌，其中一張豪華的紅木雕刻的書桌後面有一張非常舒適的布面椅，可是邱吉爾卻站在一張高桌子後面，那張桌子的桌面有些傾斜，用很有年頭的木頭製成，未加任何修飾。
“迪斯雷利[13]式書桌，”邱吉爾大聲說，“我們維多利亞時期的前輩就喜歡站著工作。”他小心翼翼地撫摸著墨跡斑斑的傾斜桌面，仿佛是在愛撫它。“這當然不是迪斯雷利用過的桌子。是我讓本地的一位木匠做的。”
我站在那兒，還穿著睡袍和拖鞋，感覺自己傻兮兮的。不過我立刻就注意到邱吉爾先生也穿著睡袍和拖鞋。他穿的是一件綠色、金色和大紅色相間的絲綢睡袍。他的拖鞋不合腳，所以只要他一走動，拖鞋就嗒嗒直響，就像現在，他用相當大的玻璃杯給我們倆都倒了一杯威士忌，鞋的響聲一直不絕於耳。我接過杯子，但沒有喝酒。
邱吉爾注意到我又抬頭看高高的椽子和牆上古老的畫作。
“這正好是查特韋爾最古老的部分，”邱吉爾用低沉的聲音說道，“可以追溯到1086年，也就是黑斯廷斯戰役後的二十年。我在這裡寫作。你知道嗎，我是個作家，並以此為生?我寫的大都是歷史書。通常我都是口述給一位秘書，她的速記水平必須相當高，以便能夠跟上我的速度。今天夜裡因為我同時寫兩本書，所以我向兩位女士口述了我的內容。我還有兩位男性研究員在這裡幫我。剛剛在樓梯上你肯定沒有碰到他們。”
我點點頭，卻始終沒有吭聲。我們就這樣面對面站著。邱吉爾抿著他的威士忌。我則一口沒喝。
“你生氣了，佩里先生。”他說，威士忌酒杯就抵在他的唇邊。他那雙明亮的小眼睛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卻又來回閃爍，仿佛時刻保持警惕，以防有人偷偷接近他。
我沖他聳聳肩，這是在模仿J.C.那種法式聳肩動作，堪稱惟妙惟肖。
邱吉爾笑了。“你生氣了，這也不能怪你。不過最讓你生氣的事兒是什麼呢，年輕人?是因為昨天你交給我的那些照片是那麼骯髒污穢，還是因為你的朋友們和其他人為了拿到那些齷齪的東西而貌似白白獻出了生命?”
我們走向大紅木書桌旁邊的兩張椅子，卻沒有坐下來。書桌非常整潔，一看就知道這位作家不常用，因為書和手稿都堆在那張又高又長的迪斯雷利式書桌上。
“我很想知道，邱吉爾先生，”我說，“一個變節的政客，一個連該加入哪個政黨都決定不了的人，從一個政黨到另一個政黨，緊緊抓住權力不放。到底為什麼他可以決定人們應該為他而死?”
邱吉爾猛地轉過頭，看他那副樣子仿佛是第一次見到我。有那麼一刻，整棟房子裡都靜悄悄的，只有三層樓下某個地方的鐘表鳴奏了四下。我想我和邱吉爾連眼睛都沒眨一下，就更談不上說話了。
這位穿著扎眼絲綢睡袍的財政大臣終於開口說道：“你知道嗎，佩里先生，我的母親是美國人?”
“不知道。”我說，我這話說的不帶一絲語氣，藉此表示我對實際情況一點兒興趣都沒有。
“這或許就是我一直對美國政治和英國政治都相當感興趣的原因，就更不要說歐洲大陸上的政治了。你想知道你國家的政治和英國的政治之間主要差別嗎，佩里先生?”
不太想知道，我心想，不過我還是一語不發。
“我不願意假裝對柯立芝總統幾位內閣顧問的身份瞭若指掌。”邱吉爾說，仿佛我很有興趣一樣，“你們的上一位總統哈丁在加利福尼亞猝死後，或許一開始柯立芝留用了一些哈丁的人。不過我敢保證，佩里先生，在去年擊敗了毫無競爭力的民主黨人戴維斯和那個非常有趣的進步黨人拉福萊特，憑藉一己之力當選美國總統之後，卡爾文・柯立芝不僅僅可以做主，現在他身邊必定也圍繞著自己的親信。你能理解這個嗎，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