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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我說。我滿腦子想的都是J.C.抓著黨衛隊突擊大隊長西吉爾摔下雪檐,墜下了10,000英尺,氧氣從打穿的氧氣罐中奔涌而出的畫面。我滿腦子想的都是我最後看到的雷吉和理查,然後他們就轉身向西方,開始攀登東北山脊的最後一段距離,踏著雪地向頂峰三角岩進發。

  “我想說的是,傑克……我可以叫你傑克嗎?”

  我依舊一聲不吭,只是冷冷地注視著這個長了張嬰兒臉的大塊頭。

  “我想說的是,佩里先生,美國政黨選舉他們的總統,不過改選的時候那些總統的顧問和內閣成員也會隨之更換。在哈丁死後,柯立芝總統就更換了哈丁總統選定的一些能力較差的人……他這樣做的時候甚至還沒有當家做主。”

  “你到底想說什麼?”我問。

  “我說的是,在英國,這種方式就行不通,佩里先生。不同的政黨贏得選舉,不同的首相隨著他們的政黨走上權力巔峰或遠離權力中心,不過政治階級——你或許會說是政客——的基本核心是一致的,就是要在數十年內持續掌權。到了十一月我就五十一歲了,在我這幾十年的公共生活中,我當過貿易委員會主席、內政大臣、海軍大臣……一直到加里波利之戰慘敗……隨後我又隨軍到前線作戰,接下來我回到了權力走廊,當上了軍需大臣、陸軍大臣,然後是空軍大臣,現在我成了財政大臣。”

  我等待著。最後我還是喝了一口蘇格蘭威士忌。味道十分濃烈,而且醇和爽口。這酒根本不能緩解我的緊張,也不能澆滅我的怒火。

  “一個像我這樣的英國政客需要保持一張朋友關係網,甚至要有一張仇敵關係網,”邱吉爾接著說,“即便在我們不當權的時候也要如此。而且像我們這樣的人,在陸軍、海軍、國家各部門或戰爭中組織情報工作,或者從我的經歷來看,我管理的情報工作涉及到這四個方面,所以我們不能放棄這些關係網。情報就是一切,佩里先生,而且有價值的情報,不管這情報是怎麼得來的,都關係到一個國家和帝國的存亡。”

  “非常驚人的履歷啊!”我說,努力讓這句話中的八個字極盡挖苦,“不過,像你這樣一個普通公民命令優秀的男女深入險境,去偷一些……骯髒的照片,你的履歷和這有什麼關係嗎?”

  邱吉爾嘆了一口氣。“我同意,從梅耶先生那裡獲取相片是一次情報工作,而且是一次非常骯髒的工作,佩里先生。大多數真正的情報工作都非常骯髒。然而,有時候,正是這些生活中最為污穢的因素會成為打贏戰爭或維持和平最有效的武器。”

  聽了這話我不禁哈哈大笑。“你並沒有說服我,憑那個德國人的幾張照片,那個長著大鬍子的小丑和瘋子的照片,就能對英國和其他任何國家的未來安全產生任何影響。”

  邱吉爾聳聳肩。這樣一個大塊頭穿著花哨的睡袍做出這樣一個動作真有點兒像奧利弗・哈代的姿勢。“那些照片將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邱吉爾說,他的聲音變了。我感覺他和我打起了官腔,就是那種他在電台里說話的調調。他伸手拿起一本書,我進來時他正在看這本書,並把那書封面衝下放在紅木書桌邊上的一張長台一側。“阿道夫・希特勒先生在獄中寫了一本書,在你們去喜馬拉雅山脈那幾個月里進行了改寫和文字編輯,而且,總的說來,吸引了數量不多卻十分瘋狂的讀者。我這裡有一本預發本。希特勒先生希望給這本駭人聽聞——我保證,佩里先生,這本書真正堪稱駭人聽聞——的書起名為Vierinhalb Jahre Kampf gegen Lüge, Dummheit und Feigheit,簡單翻譯過來就是《一場歷時四年半針對謊言、愚蠢和懦弱的鬥爭》。佩里先生,作為作家,我知道希特勒先生給他的書起了一個這樣的名字,一本也甭想賣出去。很幸運,只是對於希特勒本人很幸運而已,他的德國出版商簡化了書名,於是真正出版的書名就成了Mein Kampf,也就是《我的奮鬥》。”

  我本來以為書名會是一句妙語。結果卻全不沾邊。

  邱吉爾把書遞過來給我。“接著這本書,佩里先生。讀一讀。你可以把它帶走。這書幾年之後或許才會在英國和美國上市銷售。或許幾年之後這書在德國會成為必讀之物。看看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對德國、歐洲、猶太人和整個世界都有什麼瘋狂的計劃吧。”邱吉爾說“納粹”兩字的發音很像是在說“納集”。

  “我看不懂也不會說德語。”我冷冷地說。我用那隻空出來的手拿著這本書,又喝了一口蘇格蘭威士忌。我的一部分自己真想把這本書扔回給他,然後轉身走出這間房間,打包行李,離開這個地方,即便三更半夜的,在鄉下我根本找不到一輛計程車。但我可以步行離開。

  不過我還是猶豫了,依舊手拿希特勒寫的那本分量沉重的書,另一隻手舉著威士忌酒杯。

  “不管怎麼說,”我說,“即便你是一個作家,你也應該知道,書無關緊要。人命才是一切。”

  邱吉爾走近一步,他的那雙舊拖鞋發出輕輕的嗒嗒聲。“那麼,在你離開之前,佩里先生,請了解一點。我認識並且十分尊敬理查・迪肯的父親,而且在戰爭前後就認識理查本人。他理解我……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理查・迪肯見識過未加制止的侵略會帶來什麼樣的慘痛代價。

  “你還要了解一點,”他接著說,聲調平緩,並無氣勢洶洶的意味,“雷吉・布羅姆利九歲的時候我就認識她了,而且非常喜歡她。她的表弟珀西不僅贏得了我的喜歡和看重,而且他還是‘一戰’期間和‘一戰’結束後我的海軍情報網絡的核心人物。為了我們的國家,他犧牲了很多,其中也包括他的名譽,佩里先生。而且,我為他們而泣,我真的哭過,這是因為我甚至不能讓他的勇氣和犧牲為世人所知……不過這就是情報工作,佩里先生。”

  我把空威士忌酒杯放在鑲嵌皮革的紅木書桌上,很多年之後我才知道這張書桌屬於邱吉爾的父親,不過我沒有放下他給我的那本沉重的書。我強烈希望能大罵這個又矮又胖的男人,說些話讓他也嘗一嘗與那三位朋友有關的回憶灼痛我心時的痛苦滋味,不過我的另一部分自我只是希望能夠離開這裡,好好思考邱吉爾說過的話。我肯定,到最後我還是不會按照心裡的想法,做出過激的舉動,可儘管如此,我想想總歸是可以的吧。

  “你希望今天早晨——當然是等天亮了——坐一早的列車離開這裡,還是願意在查特韋爾過完這個周末,以便我們接著聊?”

  “離開,”我說,“我去打包,做好準備,早晨8點就走。”

  “我會讓人在7點給你準備好早餐,讓司機在你方便的時候送你去火車站。”邱吉爾說,“我恐怕不能送你了,因為我會睡到很晚,然後在起床前在床上把今天的大部分工作都做了。你會在倫敦待一段時間嗎,佩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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