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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麼幫忙，肯定有所求，”我沒精打采地說，“就連他的老朋友雷吉都要給他上貢才能從他的地盤上過。”
“我提出，只要我們安全地抵達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種茶場，我就會給他1000英鎊。”
“什麼?”我喊出來，“我們根本沒有1000英鎊給這些強盜!我們倆連1英鎊都沒有。”
“你忘了嗎，佩里先生，”帕桑悲痛地說，“如果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回不來——我真誠地向我們的救世主祈禱她能回來，而且是很快就能回來——她就把整個種茶場都交到我手上。她唯一的條件就是只要她在林肯郡的姑媽布羅姆利夫人活著，我就要把茶場每年三分之一的收入交給她。我突然間發現自己有錢了，不過願上帝保佑這只是暫時的。無論如何，考慮到迪肯先生和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讓你傳遞迴倫敦的消息是如此重要，我認為花1000英鎊換取可汗在我們回去的路上提供保護和馬匹非常值得。可汗的人很少去印度大吉嶺這麼遠，但是可汗先生為人很慷慨。他甚至還會留兩個人在大本營附近待兩個星期，好看看我們的朋友有沒有從這條路下山。”
我對此沒有發表任何評論。
我抬頭看著珠峰，此時的珠峰大都已經被雪雲遮蓋住了，狂風從北部山脊和北坳上呼呼刮著，然後又看了看礫石上那兩個德國人雙眼圓睜的頭顱。此刻禿鷲忙得很呢。
“如果我們不打算親自留在這裡等待他們的消息，”我輕聲說，試圖理清思緒，“那我們出發前往大吉嶺宜早不宜遲。我們去看看他們給我們選擇了什麼樣的矮種馬吧。”
28
八月中旬的倫敦偶爾會悶熱難耐，可現在的空氣里卻夾雜著一絲寒意，讓我想起了十個月前我們去皇家地理學會時的情形。當然了，八月份樹葉尚沒有變色，不過空氣里卻包含著些許味道……我覺得那是人們在屋裡燃燒煤炭和木柴而散發出的煙味兒。我穿了三件套的厚羊毛西裝，我那套最好的定製西裝在我出門期間不翼而飛了，所以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我希望這剛剛來到的短暫寒意不會令這套衣服顯得那麼扎眼。
那棟大廈已經很有年頭了，再加上常年被煤煙燻，現在已經變成了棕色，大堂十分壯觀。腳步聲在瓷磚和大理石上迴響著。我告訴守門的衛兵，我約好了和財政大臣見面，他領我找到一位接待員，這位接待員領我去見了一位文書，這位文書帶我去見了這位大人物的助手，這位助手又把我帶到了一間貼有壁紙的等候室里，讓我坐在一張破爛的皮沙發上，只等了兩三分鐘後，我就被帶到了財政大臣的裡間辦公室。
財政大臣。雷吉和理查用隱晦的話談論這個人的時候是多麼可愛啊，他們說他是“我們那位喜歡簽支票的共同的朋友”，還說“我們那位非常喜歡黃金的朋友”。在獨自坐船從印度回英國的漫長旅途中，通過看報和向別人打聽，我才弄明白他們後面那句話是什麼意思。那指的是這位財政大臣決定要在鮑德溫政府執政期間恢復金本位制。
這件事發生在去年五月，彼時我和我的朋友們正在攀登珠峰，所以我不知道雷吉和理查有沒有聽說英國真的恢復了金本位制度，不過他們顯然知道這個人十分青睞以黃金為基礎的經濟。在我坐船回英國途中，我還看了關於此次恢復金本位制度的所有新聞，許多經濟學家議論聲不止，不認同恢復金本位制度，不認同這位財政大臣。
那位男性秘書走開，我看著這間寬大房間的另一邊，那裡有一塊很破舊的地毯、一張大書桌和一把椅子，椅子上空蕩蕩的，一個矮胖的男人正背對著我。他默默地站在那裡，一邊抽雪茄，一邊透過被煤煙燻黑的窗戶看著外面，他的兩條腿張得很開，有點兒像拳擊手的姿勢，他那雙短而粗的雙手在他的背部緊緊攥在一起。
在他的秘書或助手(或是別的職務)走了大約一分鐘之後，他轉過身來，上下打量我，微微皺著眉頭，或許看不順眼我的羊毛西裝，然後說道：“佩里，是嗎?”
“是的，閣下。”
“你能來太好了，佩里先生。”他沖我揮揮手，示意我坐在一張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椅子上，同時他自己在桌子後面那張帶墊子的大椅子上坐了下來。
在我們的探險開始前，我一共在倫敦待了好幾個月，那時候我倒是聽說過“溫斯頓・邱吉爾”這個名字，不過我不記得是不是曾經看過他的照片。我隱約記得，幾年前，他退出保守黨加入自由黨，1924年他又重新加入保守黨，媒體對此一片譁然。我還記得，我們在倫敦的旅店裡整理裝備時，理查嘲笑《泰晤士報》的一篇報導，並且給我和讓-克洛德引用了邱吉爾的一句話(一旦涉及到邱吉爾，理查就沒有任何幽默感了)：“任何人都可以背叛，但若要再次背叛，就需要有一定的智慧。”
顯而易見，再次背叛起作用了：邱吉爾現在作為保守黨員在埃平擁有一個民選議席，並且在鮑德溫保守黨政府內身居要職。對於財政大臣這個職務，我唯一了解到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邱吉爾因此得到了“尊敬的閣下”這一尊稱，以及唐寧街11號一棟免租金的房子，顯然這房子就在首相府邸的旁邊。
“你是美國人，佩里先生?”
這也算是個問題?“是的，閣下。”我說。
我承認，如果這個人就是珀西瓦爾・布羅姆利勳爵為之犧牲的情報部門負責人，很可能前上尉理查・迪肯和凱薩琳・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也因為此人而喪命，他當然很不符合間諜組織首腦這一角色。我覺得他更像是一個穿著細條紋西裝和馬甲的巨大嬰兒，嘴裡還叼著雪茄。
“你們美國人在把我——還有英國政府——往絕路上逼啊!”他在寬大的辦公桌對面用深沉洪亮的聲音說道。他打開了一盒雪茄，將其從寬大的桌面另一邊推過來。“來根雪茄，佩里先生?要麼來根香菸?”
“不用了，謝謝，閣下。”我根本搞不懂他說的“絕路”是什麼意思。當然他說的不是即將轉交那個信封的事兒。信封被我塞在我那個超大號夾克口袋裡，裡面裝有七張該死的照片和底片。我只想趕快把東西轉交，然後離開這間辦公室，離開倫敦。
“我是指戰爭債務，小伙子，”這個叫邱吉爾的人說，“英國欠你們美國佬多到離譜的一筆錢，足有4，933，701，642英鎊。每年光是利息就有35，000，000英鎊。你們的總統、國務卿和財政部長一直嚷嚷著讓我們還錢。我問你，佩里先生，在法國把戰爭債款支付給我們英國之前，我們拿什麼還呢?天曉得，法國拿到了他們的戰爭賠款，而且他們也分到萊茵河谷鋼材賣的錢，可法國人還錢的速度太慢了，他們就像個租戶，每個月的收入不是用來交給房東，而是都用在了買彩票上。”
我含糊地點點頭。在印度和海上待的那幾個星期里，我的喉嚨已經好得差不多了，所以我現在說話時只有一點點磨銼聲，從前那種青蛙似的低沉嘶啞的聲音不見了，不過此刻我想不出該說些什麼才好。我現在只知道一件事兒，裝有照片的那個信封似乎在我胸口的右上部分燒出了一個洞，而且如果這個又矮又胖的男人噼里啪啦地說個不停，一直把雪茄的煙吹向我的方向，那我準會跳到這張超大號的桌子對面，把這個狗娘養的掐死，去他媽的英美關係吧。
“我提出，只要我們安全地抵達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種茶場，我就會給他1000英鎊。”
“什麼?”我喊出來，“我們根本沒有1000英鎊給這些強盜!我們倆連1英鎊都沒有。”
“你忘了嗎，佩里先生，”帕桑悲痛地說，“如果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回不來——我真誠地向我們的救世主祈禱她能回來，而且是很快就能回來——她就把整個種茶場都交到我手上。她唯一的條件就是只要她在林肯郡的姑媽布羅姆利夫人活著，我就要把茶場每年三分之一的收入交給她。我突然間發現自己有錢了，不過願上帝保佑這只是暫時的。無論如何，考慮到迪肯先生和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讓你傳遞迴倫敦的消息是如此重要，我認為花1000英鎊換取可汗在我們回去的路上提供保護和馬匹非常值得。可汗的人很少去印度大吉嶺這麼遠，但是可汗先生為人很慷慨。他甚至還會留兩個人在大本營附近待兩個星期，好看看我們的朋友有沒有從這條路下山。”
我對此沒有發表任何評論。
我抬頭看著珠峰，此時的珠峰大都已經被雪雲遮蓋住了，狂風從北部山脊和北坳上呼呼刮著，然後又看了看礫石上那兩個德國人雙眼圓睜的頭顱。此刻禿鷲忙得很呢。
“如果我們不打算親自留在這裡等待他們的消息，”我輕聲說，試圖理清思緒，“那我們出發前往大吉嶺宜早不宜遲。我們去看看他們給我們選擇了什麼樣的矮種馬吧。”
28
八月中旬的倫敦偶爾會悶熱難耐，可現在的空氣里卻夾雜著一絲寒意，讓我想起了十個月前我們去皇家地理學會時的情形。當然了，八月份樹葉尚沒有變色，不過空氣里卻包含著些許味道……我覺得那是人們在屋裡燃燒煤炭和木柴而散發出的煙味兒。我穿了三件套的厚羊毛西裝，我那套最好的定製西裝在我出門期間不翼而飛了，所以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我希望這剛剛來到的短暫寒意不會令這套衣服顯得那麼扎眼。
那棟大廈已經很有年頭了，再加上常年被煤煙燻，現在已經變成了棕色，大堂十分壯觀。腳步聲在瓷磚和大理石上迴響著。我告訴守門的衛兵，我約好了和財政大臣見面，他領我找到一位接待員，這位接待員領我去見了一位文書，這位文書帶我去見了這位大人物的助手，這位助手又把我帶到了一間貼有壁紙的等候室里，讓我坐在一張破爛的皮沙發上，只等了兩三分鐘後，我就被帶到了財政大臣的裡間辦公室。
財政大臣。雷吉和理查用隱晦的話談論這個人的時候是多麼可愛啊，他們說他是“我們那位喜歡簽支票的共同的朋友”，還說“我們那位非常喜歡黃金的朋友”。在獨自坐船從印度回英國的漫長旅途中，通過看報和向別人打聽，我才弄明白他們後面那句話是什麼意思。那指的是這位財政大臣決定要在鮑德溫政府執政期間恢復金本位制。
這件事發生在去年五月，彼時我和我的朋友們正在攀登珠峰，所以我不知道雷吉和理查有沒有聽說英國真的恢復了金本位制度，不過他們顯然知道這個人十分青睞以黃金為基礎的經濟。在我坐船回英國途中，我還看了關於此次恢復金本位制度的所有新聞，許多經濟學家議論聲不止，不認同恢復金本位制度，不認同這位財政大臣。
那位男性秘書走開，我看著這間寬大房間的另一邊，那裡有一塊很破舊的地毯、一張大書桌和一把椅子，椅子上空蕩蕩的，一個矮胖的男人正背對著我。他默默地站在那裡，一邊抽雪茄，一邊透過被煤煙燻黑的窗戶看著外面，他的兩條腿張得很開，有點兒像拳擊手的姿勢，他那雙短而粗的雙手在他的背部緊緊攥在一起。
在他的秘書或助手(或是別的職務)走了大約一分鐘之後，他轉過身來，上下打量我，微微皺著眉頭，或許看不順眼我的羊毛西裝，然後說道：“佩里，是嗎?”
“是的，閣下。”
“你能來太好了，佩里先生。”他沖我揮揮手，示意我坐在一張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椅子上，同時他自己在桌子後面那張帶墊子的大椅子上坐了下來。
在我們的探險開始前，我一共在倫敦待了好幾個月，那時候我倒是聽說過“溫斯頓・邱吉爾”這個名字，不過我不記得是不是曾經看過他的照片。我隱約記得，幾年前，他退出保守黨加入自由黨，1924年他又重新加入保守黨，媒體對此一片譁然。我還記得，我們在倫敦的旅店裡整理裝備時，理查嘲笑《泰晤士報》的一篇報導，並且給我和讓-克洛德引用了邱吉爾的一句話(一旦涉及到邱吉爾，理查就沒有任何幽默感了)：“任何人都可以背叛，但若要再次背叛，就需要有一定的智慧。”
顯而易見，再次背叛起作用了：邱吉爾現在作為保守黨員在埃平擁有一個民選議席，並且在鮑德溫保守黨政府內身居要職。對於財政大臣這個職務，我唯一了解到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邱吉爾因此得到了“尊敬的閣下”這一尊稱，以及唐寧街11號一棟免租金的房子，顯然這房子就在首相府邸的旁邊。
“你是美國人，佩里先生?”
這也算是個問題?“是的，閣下。”我說。
我承認，如果這個人就是珀西瓦爾・布羅姆利勳爵為之犧牲的情報部門負責人，很可能前上尉理查・迪肯和凱薩琳・布羅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也因為此人而喪命，他當然很不符合間諜組織首腦這一角色。我覺得他更像是一個穿著細條紋西裝和馬甲的巨大嬰兒，嘴裡還叼著雪茄。
“你們美國人在把我——還有英國政府——往絕路上逼啊!”他在寬大的辦公桌對面用深沉洪亮的聲音說道。他打開了一盒雪茄，將其從寬大的桌面另一邊推過來。“來根雪茄，佩里先生?要麼來根香菸?”
“不用了，謝謝，閣下。”我根本搞不懂他說的“絕路”是什麼意思。當然他說的不是即將轉交那個信封的事兒。信封被我塞在我那個超大號夾克口袋裡，裡面裝有七張該死的照片和底片。我只想趕快把東西轉交，然後離開這間辦公室，離開倫敦。
“我是指戰爭債務，小伙子，”這個叫邱吉爾的人說，“英國欠你們美國佬多到離譜的一筆錢，足有4，933，701，642英鎊。每年光是利息就有35，000，000英鎊。你們的總統、國務卿和財政部長一直嚷嚷著讓我們還錢。我問你，佩里先生，在法國把戰爭債款支付給我們英國之前，我們拿什麼還呢?天曉得，法國拿到了他們的戰爭賠款，而且他們也分到萊茵河谷鋼材賣的錢，可法國人還錢的速度太慢了，他們就像個租戶，每個月的收入不是用來交給房東，而是都用在了買彩票上。”
我含糊地點點頭。在印度和海上待的那幾個星期里，我的喉嚨已經好得差不多了，所以我現在說話時只有一點點磨銼聲，從前那種青蛙似的低沉嘶啞的聲音不見了，不過此刻我想不出該說些什麼才好。我現在只知道一件事兒，裝有照片的那個信封似乎在我胸口的右上部分燒出了一個洞，而且如果這個又矮又胖的男人噼里啪啦地說個不停，一直把雪茄的煙吹向我的方向，那我準會跳到這張超大號的桌子對面，把這個狗娘養的掐死，去他媽的英美關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