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6頁
我開始發抖，根本停不下來。帕桑從他其中一個塞得滿滿的防毒面具背包里拿出一條毯子，披在我的肩膀上。
“你不想去……看看嗎?”我問。
“有可能他們中有人還活著嗎?”他問。黑暗中我們的頭燈光束在對方的胸口上跳動。
我想了片刻，回想著我在下面見到的一堆堆藍色的臉、冰凍的眼和冰凍的手與屍體。“沒有。”我說。
“那我就不去看了，”帕桑醫生說，“我相信我們距離正確的路只有幾碼遠了。佩里先生，為了更好地避開冰隙，是不是換你來領頭為好?”
“當然。”我說，然後我把我的氧氣罩重新戴上，拴系好繩索，走到了前面。我們大部分的標記竹枝都已經不見了，不過西吉爾的那些德國人在原來那條穿越裂縫的安全路徑上留下了清晰可見的腳印。我低下頭，用頭燈光束照向我前面的路，集中精神辨別路線，努力讓自己暫時拋開一切雜念。我知道，如果我偏離了正確的路，讓-克洛德就會回來糾正我。
*
19，800英尺的二號營地和17，800英尺的一號營地都不見了。不管德國人對剩餘的帳篷和貯藏的裝備做了什麼，反正我和帕桑用我們的頭燈找不到任何痕跡。因為我們小心翼翼地向下推進，更因為我走得很慢，所以在假曙光就快出現的時候，我們終於從一號營地下來，距離16，500英尺的大本營曾經的所在地只剩下大約1英里遠了。如果像理查擔心的那樣，有幾個德國人正在那裡等著我們，那麼我們的威爾斯礦工頭燈將會徹底暴露我們的蹤跡，不過已經疲憊不堪的我和帕桑發現，只有等到走出這該死的河谷，我們才能停下來。
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像著雷吉和理查孤立無援，也許病了，也許受傷了，被困在了四號營地或五號營地，那裡與此處的冰川河谷完全是兩個世界，他們被困住了，病了，或許受傷了，等著我和帕桑去救他們。
我們根本不可能去救他們。我就連呼吸都有困難，只能勉強站住，搖搖晃晃地從布滿冰磧石的長坡上下來，而斜坡兩邊都是赫然聳立的冰柱和冰壁。就算只有到了二號營地才能活命，我也爬不回那裡去了，甚至我都無法再次攀越冰川了。
我們小心翼翼地離開冰磧石山脊和尖柱形石，來到了大本營所在地。那裡什麼都沒有了。所有的屍體都被移走了，所有的帳篷蹤跡全無，很可能被付之一炬了。仿佛理查-布羅姆利探險隊根本不曾來過這裡。
現在天空越來越亮，黎明前的朦朧光亮驅散了黑夜。不知為何，我和帕桑還用繩索拴系在一起，我們圍著曾經的大本營中帳篷和石砌矮牆的所在地遠遠地繞了半圈，然後走到最後幾道冰磧石山脊另一邊的碎石平地上。我們把頭燈關掉，把皮質頭燈裝備放進防毒面具背包里，擱在吸氧裝備的上方。我們把防毒面具背換到後背上背著。我背著四個沉重的防毒面具背包返回這裡，裡面塞滿了各種東西，有一個我們從未使用過的烏納爐，還有多餘的炊具，都被我們一路背了下來。
“接下來該怎麼辦呢?”我忍著疼輕聲說，“我能把這最後兩個氧氣罐摘下來嗎?”
“還不行，佩里先生，”帕桑醫生輕聲答覆我，“你的喉嚨發炎紅腫，所以你現在的呼吸還是很困難。除非迫不得已，否則我可不想做氣管切開手術。”
“說得對。”即便我輕聲細語，聽上去也十分沙啞，“接下來我們要走哪條路?徒步11英里前往絨布寺，去看看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那裡得到幫助。我不確定我是否能走到卓布村或協格爾鎮。”
“西吉爾先生可能把他的幾個朋友留在了絨布寺。”帕桑說。
“媽的。”
“這群混蛋，”帕桑說，“不過我們可以走過這最後的幾英里，到絨布寺附近，然後穿上我帶來的朝聖者的斗篷，到時候你藏在進路入口處的岩石中，我到絨布寺里去偵察。如果那裡沒有德國人，我們就可以得到蓮花生大師古魯仁波切的化身、絨布寺的活佛扎珠仁波切的關照和庇護了。”
“聽起來倒是個計劃，”我氣喘吁吁地說，“不過我認為我們首先應該……”
這時候突然槍聲響起，我們被子彈擊中。
子彈首先命中了帕桑的頭，在一片血霧之中，他的腦袋突然向前栽倒，鮮血濺到了我的臉上和拉下來的氧氣罩上。片刻之後，我感到第二顆子彈打穿了我的背包和吸氧裝置，命中了我的背部上方，就在左肩胛帶的右上方。
帕桑已經向前摔倒在我們冰爪下面的鋒利岩石上，顯然已經沒氣了。還沒來得及張口大喊，我的背部就中彈了。我向前摔倒，躺到了他邊上，沒一會兒我就失去了意識，根本來不及用前臂阻止我自己不要摔下去。
我的後背疼極了，喉嚨也疼極了，周圍漸漸被黑暗籠罩，最後，黑暗籠罩了一切。
26
過了一會兒，我恢復了部分知覺，只聽到兩個男人在大聲說話。他們就在我們上坡處大約10英尺的地方，處於逆風位置。此時風更大了，咆哮著從絨布冰川河谷吹下來。不過好在這兩個人用德語大聲地交談，我在呼呼的風聲中也能把他們的話聽得清清楚楚。
帕桑趴在那裡，已經死了，我們倆靠得非常近，我們的臉只相隔幾英寸遠。他從沒有把他的一頭黑髮梳成分頭，不過現在他的皮帽子和外面一層羊毛帽子都已經掉了，一道恐怖的白色條紋出現在他的黑髮之上，我認為那是露出的頭蓋骨或者腦漿從他的頭頂流下來的殘跡。他的臉上都是血。我努力從身體一側抬起手去摸他，想要晃晃他，確認他是不是真的死了，這時候帕桑突然說了話，沾滿鮮血的嘴唇卻一動不動。“別動，傑克。”他的聲音很輕，與他相隔6英寸的我幾乎都沒聽到，所以我肯定那兩個德國人聽不到他的聲音，因為這兩個人正在10英尺開外的地方爭吵，而且處在逆風方向。
“我來翻譯。”帕桑說。
“你的頭……”我輕聲提問。
“頭皮受傷往往都會大量出血，”他這樣輕聲答覆我，“如果我們能活下來，我會留下頭疼的毛病，此外就沒有大礙了。他們沒有搜我們的身。我來翻譯給你聽，傑克，這樣我們就能知道該在什麼時候拿出我們外層衣服下面的手槍了。”
我差點兒忘了，那把韋伯利左輪手槍就塞在我的芬奇外套口袋裡，而帕桑把那支裝滿子彈的魯格爾手槍放在他的鵝絨外套口袋裡。
令人驚奇的是我認得這兩個人的聲音，我在慕尼黑的時候聽到過。那把較為粗重和深沉的聲音屬於那個右翼德國激進分子的保鏢……這個保鏢叫什麼名字來著?烏爾里希・格拉夫。
另外一個聲音屬於那晚坐在那張桌上的另一個人，那人一共沒說幾句話，不過我還記得他那與咬舌發音差不多的聲音，此人正是阿圖爾・維曾巴赫。
此時正說話的烏爾里希・格拉夫，他幾乎是在發牢騷了：“SS Sturmbannführer Sigl……hat gesagt， dass ich sie anhalten soll， und ich habe sie aufgehalten.”
“你不想去……看看嗎?”我問。
“有可能他們中有人還活著嗎?”他問。黑暗中我們的頭燈光束在對方的胸口上跳動。
我想了片刻，回想著我在下面見到的一堆堆藍色的臉、冰凍的眼和冰凍的手與屍體。“沒有。”我說。
“那我就不去看了，”帕桑醫生說，“我相信我們距離正確的路只有幾碼遠了。佩里先生，為了更好地避開冰隙，是不是換你來領頭為好?”
“當然。”我說，然後我把我的氧氣罩重新戴上，拴系好繩索，走到了前面。我們大部分的標記竹枝都已經不見了，不過西吉爾的那些德國人在原來那條穿越裂縫的安全路徑上留下了清晰可見的腳印。我低下頭，用頭燈光束照向我前面的路，集中精神辨別路線，努力讓自己暫時拋開一切雜念。我知道，如果我偏離了正確的路，讓-克洛德就會回來糾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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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0英尺的二號營地和17，800英尺的一號營地都不見了。不管德國人對剩餘的帳篷和貯藏的裝備做了什麼，反正我和帕桑用我們的頭燈找不到任何痕跡。因為我們小心翼翼地向下推進，更因為我走得很慢，所以在假曙光就快出現的時候，我們終於從一號營地下來，距離16，500英尺的大本營曾經的所在地只剩下大約1英里遠了。如果像理查擔心的那樣，有幾個德國人正在那裡等著我們，那麼我們的威爾斯礦工頭燈將會徹底暴露我們的蹤跡，不過已經疲憊不堪的我和帕桑發現，只有等到走出這該死的河谷，我們才能停下來。
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像著雷吉和理查孤立無援，也許病了，也許受傷了，被困在了四號營地或五號營地，那裡與此處的冰川河谷完全是兩個世界，他們被困住了，病了，或許受傷了，等著我和帕桑去救他們。
我們根本不可能去救他們。我就連呼吸都有困難，只能勉強站住，搖搖晃晃地從布滿冰磧石的長坡上下來，而斜坡兩邊都是赫然聳立的冰柱和冰壁。就算只有到了二號營地才能活命，我也爬不回那裡去了，甚至我都無法再次攀越冰川了。
我們小心翼翼地離開冰磧石山脊和尖柱形石，來到了大本營所在地。那裡什麼都沒有了。所有的屍體都被移走了，所有的帳篷蹤跡全無，很可能被付之一炬了。仿佛理查-布羅姆利探險隊根本不曾來過這裡。
現在天空越來越亮，黎明前的朦朧光亮驅散了黑夜。不知為何，我和帕桑還用繩索拴系在一起，我們圍著曾經的大本營中帳篷和石砌矮牆的所在地遠遠地繞了半圈，然後走到最後幾道冰磧石山脊另一邊的碎石平地上。我們把頭燈關掉，把皮質頭燈裝備放進防毒面具背包里，擱在吸氧裝備的上方。我們把防毒面具背換到後背上背著。我背著四個沉重的防毒面具背包返回這裡，裡面塞滿了各種東西，有一個我們從未使用過的烏納爐，還有多餘的炊具，都被我們一路背了下來。
“接下來該怎麼辦呢?”我忍著疼輕聲說，“我能把這最後兩個氧氣罐摘下來嗎?”
“還不行，佩里先生，”帕桑醫生輕聲答覆我，“你的喉嚨發炎紅腫，所以你現在的呼吸還是很困難。除非迫不得已，否則我可不想做氣管切開手術。”
“說得對。”即便我輕聲細語，聽上去也十分沙啞，“接下來我們要走哪條路?徒步11英里前往絨布寺，去看看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那裡得到幫助。我不確定我是否能走到卓布村或協格爾鎮。”
“西吉爾先生可能把他的幾個朋友留在了絨布寺。”帕桑說。
“媽的。”
“這群混蛋，”帕桑說，“不過我們可以走過這最後的幾英里，到絨布寺附近，然後穿上我帶來的朝聖者的斗篷，到時候你藏在進路入口處的岩石中，我到絨布寺里去偵察。如果那裡沒有德國人，我們就可以得到蓮花生大師古魯仁波切的化身、絨布寺的活佛扎珠仁波切的關照和庇護了。”
“聽起來倒是個計劃，”我氣喘吁吁地說，“不過我認為我們首先應該……”
這時候突然槍聲響起，我們被子彈擊中。
子彈首先命中了帕桑的頭，在一片血霧之中，他的腦袋突然向前栽倒，鮮血濺到了我的臉上和拉下來的氧氣罩上。片刻之後，我感到第二顆子彈打穿了我的背包和吸氧裝置，命中了我的背部上方，就在左肩胛帶的右上方。
帕桑已經向前摔倒在我們冰爪下面的鋒利岩石上，顯然已經沒氣了。還沒來得及張口大喊，我的背部就中彈了。我向前摔倒，躺到了他邊上，沒一會兒我就失去了意識，根本來不及用前臂阻止我自己不要摔下去。
我的後背疼極了，喉嚨也疼極了，周圍漸漸被黑暗籠罩，最後，黑暗籠罩了一切。
26
過了一會兒，我恢復了部分知覺，只聽到兩個男人在大聲說話。他們就在我們上坡處大約10英尺的地方，處於逆風位置。此時風更大了，咆哮著從絨布冰川河谷吹下來。不過好在這兩個人用德語大聲地交談，我在呼呼的風聲中也能把他們的話聽得清清楚楚。
帕桑趴在那裡，已經死了，我們倆靠得非常近，我們的臉只相隔幾英寸遠。他從沒有把他的一頭黑髮梳成分頭，不過現在他的皮帽子和外面一層羊毛帽子都已經掉了，一道恐怖的白色條紋出現在他的黑髮之上，我認為那是露出的頭蓋骨或者腦漿從他的頭頂流下來的殘跡。他的臉上都是血。我努力從身體一側抬起手去摸他，想要晃晃他，確認他是不是真的死了，這時候帕桑突然說了話，沾滿鮮血的嘴唇卻一動不動。“別動，傑克。”他的聲音很輕，與他相隔6英寸的我幾乎都沒聽到，所以我肯定那兩個德國人聽不到他的聲音，因為這兩個人正在10英尺開外的地方爭吵，而且處在逆風方向。
“我來翻譯。”帕桑說。
“你的頭……”我輕聲提問。
“頭皮受傷往往都會大量出血，”他這樣輕聲答覆我，“如果我們能活下來，我會留下頭疼的毛病，此外就沒有大礙了。他們沒有搜我們的身。我來翻譯給你聽，傑克，這樣我們就能知道該在什麼時候拿出我們外層衣服下面的手槍了。”
我差點兒忘了，那把韋伯利左輪手槍就塞在我的芬奇外套口袋裡，而帕桑把那支裝滿子彈的魯格爾手槍放在他的鵝絨外套口袋裡。
令人驚奇的是我認得這兩個人的聲音，我在慕尼黑的時候聽到過。那把較為粗重和深沉的聲音屬於那個右翼德國激進分子的保鏢……這個保鏢叫什麼名字來著?烏爾里希・格拉夫。
另外一個聲音屬於那晚坐在那張桌上的另一個人，那人一共沒說幾句話，不過我還記得他那與咬舌發音差不多的聲音，此人正是阿圖爾・維曾巴赫。
此時正說話的烏爾里希・格拉夫，他幾乎是在發牢騷了：“SS Sturmbannführer Sigl……hat gesagt， dass ich sie anhalten soll， und ich habe sie aufgehalt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