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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陽光明媚，我和帕桑背著我們在五號營地找到的德國人藏在那兒的新氧氣罐，繼續往山下走。他倒沒有攙扶著我，但是大部分時間我們都走在一起，每當我的身體愈發虛弱的時候，他都會扶著我的胳膊。
他領著我橫過最後一段山脊，然後清楚地記得要從那個裂縫的開口下到低矮的岩壁上。接著，我們便去到了只有一個帳篷的六號營地，那個帳篷仍然屹立在那兒(儘管已經傾斜得非常厲害)。德國人在上山的時候顯然沒有看到它。六號營地里剩下一點兒吃的：一些巧克力、一罐沙丁魚、一熱水瓶水，都是我們留在那裡沒帶上山脊的，我們將這些吃的全都放在了那幾個早就裝得滿滿的提袋裡。
在六號營地的時候，烏雲密閉，眼看著又一場暴雪即將來臨，我坐在帳篷高側那邊的礫石上，手肘放在膝蓋上，用望遠鏡對準珠峰，就在烏雲遮住視線之前的短短几秒，我看到白雪覆蓋的峰頂上有綠色和金色的東西搖晃著。
怎麼會是綠色和金色的?他們在僅有27，000英尺高的六號營地時，上面風勢漸大，天氣也越來越惡劣，但理查和雷吉絕不會將大帳篷搭建在山峰上。這樣做無異於自殺。
除非他們真想一起自殺，也許兩人會將胳膊摟在一起，蜷縮在睡袋裡，等到接下來的探險隊登頂後發現他們。
他們在這段旅程中互相愛上對方了嗎?我遲鈍地想，感到心中隱隱作痛。他們是否早就達成過某個瘋狂的決定，要一起死在珠峰頂上?
接著，我記得雷吉的大帳篷里並沒有金色，肯定是那面印有布羅姆利家族徽章的旗子，上面是一隻獅鷲和一隻鷹為一根金色的長矛廝殺的圖案，那個倒是綠色和金色的。肯定是那面珀西帶到山上的絲綢旗，也就是雷吉從那具屍體的口袋裡拿出的那面旗子。
山頂上是珀西瓦爾和雷吉的旗子!
但剛才在白雪蓋頂的山峰上閃過幾秒鐘的織物有一個人那麼高。怎麼可能是那面小旗子……
然後我記起來了。我們分開的時候雷吉還將讓-克洛德的冰鎬拿去了，她將冰鎬挨著兩把短冰鎬綁在了她背包的外面。
我咧嘴笑了笑，將剛才所見講給帕桑醫生看了。他從我手裡拿過望遠鏡，抬頭看去，但現在雲層已經越來越厚，我想他應該沒機會看到我剛才看到的那一幕。在峰頂氣流的作用下，那塊綠色和金色的織物呈水平方向晃動了短短的三秒鐘，那一幕永遠定格在了我的腦海中。
我現在又感覺呼吸困難了，當我將金屬氧氣罐的帶子背到背上，將一些東西放到提袋中時，我在六號營地的礫石旁邊站了好一陣，彎腰一陣猛咳，發現自己居然將鮮紅色的血濺在了黑色的石頭上。
“我喉嚨里又有什麼東西結冰了嗎?”又是一陣劇烈的咳嗽後，我用沙啞的聲音對帕桑說。
他讓我張開嘴，這樣，他就能用雷吉那個威爾斯礦工頭燈微弱的光幫我檢查了。
“不是，佩里先生。”過了一陣他說，“裡面沒有阻塞物。但你喉嚨的左側壁非常粗糙，都腫了，有可能完全阻塞你的上呼吸道，除非你趕緊躺下來。”
“然後……我就會死嗎?”我說。我現在已經處於極度疲勞狀態，這個問題的答案已經絲毫不能引起我的興趣了。
“不會的。雅各布先生。這種情況很正常，我幫你做個簡單的氣管切開手術就可以了……在這兒。”他用一根戴著手套的手指往我的喉管里摸著，“吸氧裝置上有不少玻璃管和橡膠軟管。”他繼而又說。
做個簡單的氣管切開手術，我良久才明白這句話的含義。
“要是手術失敗呢，帕桑醫生?”我用沙啞的聲音說，痛苦的聲音聽著像是在哀鳴。
“然後，為了防止你的肺萎縮，我還要在這裡弄個小洞，這樣才能讓你萎縮的肺再度充氣，讓你能夠再次呼吸。”他說著將那根戴手套的食指放在我左胸上。“那些不同型號的軟管和閥門正好可以派上用場。唯一的問題是如何在溫度這麼低的情況下用沸水給這些東西消毒。”
我低頭看著自己的胸膛：在上面打個洞，將一根氧氣軟管伸出來，導入空氣，讓我萎縮的肺再次充氣?
我將背上那個氧氣罐往上挪了挪，繫緊帶子，戴上氧氣罩，用從沒有過的堅定聲音說：“我可以躺下來。”
24
登上珠峰往往要好幾天，甚至幾個星期，但下到冰川上的營地，很多時候甚至下到大本營卻只要幾個小時，往往一個漫長的下午就夠了。
但這是有固定繩索的情況。我們之前將大部分固定繩索都拔掉了，就是防止德國人輕易上山。而且我們還將那些可以區分上行和下行路徑的竹竿和旗子拔了，這些標記可以防止登山者步入垂直的雪坑裡，那可是死路一條，一旦踩進去，就會掉入萬丈深淵，摔向下面的絨布冰川或者東絨布冰川。
不過，帕桑似乎認識路。那天下午，烏雲密布，雪球撕扯著我們裸露在氧氣罩外的部分臉頰。我將氧氣開到了2.2公升最大的流量，而帕桑大部分時間甚至都沒吸氧，但即使這樣我都沒辦法將空氣吸入，因為喉嚨紅腫而阻塞的氣管。每次呼吸，我都痛得要命。
在這短短的幾個小時裡還發生了幾件奇怪的事情。
我們到達之前的五號營地時——先前，德國人不知何故將最後一個溫伯爾帳篷燒了——帕桑讓我靠在燒成灰燼的帳篷旁邊的一塊岩石上，還將我的登山繩綁在了岩石上，像是把我當成了小孩或者藏馬，要防止我亂動似的。接著，他朝北部山脊的方向走去，在東側的礫石那兒花了幾分鐘時間尋找備用的吸氧裝置和食物，也就是那些西吉爾和他的手下沒有找到並將之據為己有的東西。
我坐在那裡，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把氧氣罩取下來，拼命想從稀薄的空氣中吸入更多的空氣和氧氣。這時，讓-克洛德下到雪坡上，坐在我旁邊的礫石上。
“見到你真高興。”我沙啞地說。
“我也是，傑克。”他沖我笑了笑，然後俯身往前，下巴擱在戴著連指手套的手上，雙手則放在冰鎬的扁斧上。他沒有背氧氣罐，也沒有戴氧氣罩，我想肯定是他掉到冰川上後，那些東西都丟了。
“等等。”我說，努力想保持清醒。我知道這事兒很奇怪，但我就是說不上來。“你怎麼還帶著你的冰鎬?”我終於問道，“我看到雷吉跟理查往山頂去的時候，將冰鎬放在了背包里。”
讓-克洛德給我看了那把冰鎬的輕木手柄。手柄離刀刃三分之二的地方有三個凹痕。“這是我從桑迪・歐文那兒借來的，你當時把它留在了岩石上。”J.C.說，“桑迪說他並不介意。”
我點點頭。這樣倒說得過去。
最後，我終於鼓起勇氣說：“人死了是什麼感覺，我的朋友?”
J.C.用法國人特有的方式朝我聳聳肩，又笑了笑，我很熟悉他的聳肩動作。“Etre mort， c'est un peu comme être vivant， mais pas si lourd.[9]”他輕輕地對我說。
他領著我橫過最後一段山脊，然後清楚地記得要從那個裂縫的開口下到低矮的岩壁上。接著，我們便去到了只有一個帳篷的六號營地，那個帳篷仍然屹立在那兒(儘管已經傾斜得非常厲害)。德國人在上山的時候顯然沒有看到它。六號營地里剩下一點兒吃的：一些巧克力、一罐沙丁魚、一熱水瓶水，都是我們留在那裡沒帶上山脊的，我們將這些吃的全都放在了那幾個早就裝得滿滿的提袋裡。
在六號營地的時候，烏雲密閉，眼看著又一場暴雪即將來臨，我坐在帳篷高側那邊的礫石上，手肘放在膝蓋上，用望遠鏡對準珠峰，就在烏雲遮住視線之前的短短几秒，我看到白雪覆蓋的峰頂上有綠色和金色的東西搖晃著。
怎麼會是綠色和金色的?他們在僅有27，000英尺高的六號營地時，上面風勢漸大，天氣也越來越惡劣，但理查和雷吉絕不會將大帳篷搭建在山峰上。這樣做無異於自殺。
除非他們真想一起自殺，也許兩人會將胳膊摟在一起，蜷縮在睡袋裡，等到接下來的探險隊登頂後發現他們。
他們在這段旅程中互相愛上對方了嗎?我遲鈍地想，感到心中隱隱作痛。他們是否早就達成過某個瘋狂的決定，要一起死在珠峰頂上?
接著，我記得雷吉的大帳篷里並沒有金色，肯定是那面印有布羅姆利家族徽章的旗子，上面是一隻獅鷲和一隻鷹為一根金色的長矛廝殺的圖案，那個倒是綠色和金色的。肯定是那面珀西帶到山上的絲綢旗，也就是雷吉從那具屍體的口袋裡拿出的那面旗子。
山頂上是珀西瓦爾和雷吉的旗子!
但剛才在白雪蓋頂的山峰上閃過幾秒鐘的織物有一個人那麼高。怎麼可能是那面小旗子……
然後我記起來了。我們分開的時候雷吉還將讓-克洛德的冰鎬拿去了，她將冰鎬挨著兩把短冰鎬綁在了她背包的外面。
我咧嘴笑了笑，將剛才所見講給帕桑醫生看了。他從我手裡拿過望遠鏡，抬頭看去，但現在雲層已經越來越厚，我想他應該沒機會看到我剛才看到的那一幕。在峰頂氣流的作用下，那塊綠色和金色的織物呈水平方向晃動了短短的三秒鐘，那一幕永遠定格在了我的腦海中。
我現在又感覺呼吸困難了，當我將金屬氧氣罐的帶子背到背上，將一些東西放到提袋中時，我在六號營地的礫石旁邊站了好一陣，彎腰一陣猛咳，發現自己居然將鮮紅色的血濺在了黑色的石頭上。
“我喉嚨里又有什麼東西結冰了嗎?”又是一陣劇烈的咳嗽後，我用沙啞的聲音對帕桑說。
他讓我張開嘴，這樣，他就能用雷吉那個威爾斯礦工頭燈微弱的光幫我檢查了。
“不是，佩里先生。”過了一陣他說，“裡面沒有阻塞物。但你喉嚨的左側壁非常粗糙，都腫了，有可能完全阻塞你的上呼吸道，除非你趕緊躺下來。”
“然後……我就會死嗎?”我說。我現在已經處於極度疲勞狀態，這個問題的答案已經絲毫不能引起我的興趣了。
“不會的。雅各布先生。這種情況很正常，我幫你做個簡單的氣管切開手術就可以了……在這兒。”他用一根戴著手套的手指往我的喉管里摸著，“吸氧裝置上有不少玻璃管和橡膠軟管。”他繼而又說。
做個簡單的氣管切開手術，我良久才明白這句話的含義。
“要是手術失敗呢，帕桑醫生?”我用沙啞的聲音說，痛苦的聲音聽著像是在哀鳴。
“然後，為了防止你的肺萎縮，我還要在這裡弄個小洞，這樣才能讓你萎縮的肺再度充氣，讓你能夠再次呼吸。”他說著將那根戴手套的食指放在我左胸上。“那些不同型號的軟管和閥門正好可以派上用場。唯一的問題是如何在溫度這麼低的情況下用沸水給這些東西消毒。”
我低頭看著自己的胸膛：在上面打個洞，將一根氧氣軟管伸出來，導入空氣，讓我萎縮的肺再次充氣?
我將背上那個氧氣罐往上挪了挪，繫緊帶子，戴上氧氣罩，用從沒有過的堅定聲音說：“我可以躺下來。”
24
登上珠峰往往要好幾天，甚至幾個星期，但下到冰川上的營地，很多時候甚至下到大本營卻只要幾個小時，往往一個漫長的下午就夠了。
但這是有固定繩索的情況。我們之前將大部分固定繩索都拔掉了，就是防止德國人輕易上山。而且我們還將那些可以區分上行和下行路徑的竹竿和旗子拔了，這些標記可以防止登山者步入垂直的雪坑裡，那可是死路一條，一旦踩進去，就會掉入萬丈深淵，摔向下面的絨布冰川或者東絨布冰川。
不過，帕桑似乎認識路。那天下午，烏雲密布，雪球撕扯著我們裸露在氧氣罩外的部分臉頰。我將氧氣開到了2.2公升最大的流量，而帕桑大部分時間甚至都沒吸氧，但即使這樣我都沒辦法將空氣吸入，因為喉嚨紅腫而阻塞的氣管。每次呼吸，我都痛得要命。
在這短短的幾個小時裡還發生了幾件奇怪的事情。
我們到達之前的五號營地時——先前，德國人不知何故將最後一個溫伯爾帳篷燒了——帕桑讓我靠在燒成灰燼的帳篷旁邊的一塊岩石上，還將我的登山繩綁在了岩石上，像是把我當成了小孩或者藏馬，要防止我亂動似的。接著，他朝北部山脊的方向走去，在東側的礫石那兒花了幾分鐘時間尋找備用的吸氧裝置和食物，也就是那些西吉爾和他的手下沒有找到並將之據為己有的東西。
我坐在那裡，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把氧氣罩取下來，拼命想從稀薄的空氣中吸入更多的空氣和氧氣。這時，讓-克洛德下到雪坡上，坐在我旁邊的礫石上。
“見到你真高興。”我沙啞地說。
“我也是，傑克。”他沖我笑了笑，然後俯身往前，下巴擱在戴著連指手套的手上，雙手則放在冰鎬的扁斧上。他沒有背氧氣罐，也沒有戴氧氣罩，我想肯定是他掉到冰川上後，那些東西都丟了。
“等等。”我說，努力想保持清醒。我知道這事兒很奇怪，但我就是說不上來。“你怎麼還帶著你的冰鎬?”我終於問道，“我看到雷吉跟理查往山頂去的時候，將冰鎬放在了背包里。”
讓-克洛德給我看了那把冰鎬的輕木手柄。手柄離刀刃三分之二的地方有三個凹痕。“這是我從桑迪・歐文那兒借來的，你當時把它留在了岩石上。”J.C.說，“桑迪說他並不介意。”
我點點頭。這樣倒說得過去。
最後，我終於鼓起勇氣說：“人死了是什麼感覺，我的朋友?”
J.C.用法國人特有的方式朝我聳聳肩，又笑了笑，我很熟悉他的聳肩動作。“Etre mort， c'est un peu comme être vivant， mais pas si lourd.[9]”他輕輕地對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