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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是相信醫生的，那麼，醫生相信誰呀?為什麼我要謹慎呢?因為我背後沒有更相信的人了。我老師的一切我都學完了，我的專業里的書都讀過了。現在我是一個高處不勝寒的人。別人向我請教，我的一句話就能決定他的命運，所以我就覺得這支筆千斤重。就好像是給別人看重病的大夫一樣。而且我們大家也都知道，錯誤是難免的。你越處在高的層次你就越知道錯誤是難免的，自己是會犯錯誤的。這就是為什麼醫生要宣誓，因為他的工作是與道德最緊密相連的一個職業，他直接關係到人的生命，所以我們才把醫生叫“天使”，為什麼不叫“老總”呢?這個稱呼不是隨便加的。
我2001年和2002年在韓國，韓國是一個喜歡罷工的國家。我寫有很多表揚韓國的文章，比如：他的鬥爭性、他對日本的態度、他的群眾運動、他人民的組織性，這些都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我不贊成：醫生罷工。醫生為什麼會罷工呢?因為他們國家長期以來是醫藥不分，醫生又開藥又賣藥，所以醫生的收入特別高。然後金大中要出台一個新的措施，說要把醫藥分開，說醫生不能賣藥只能開處方。然後另設賣藥機構。他覺得這個可以降低整個社會的醫療成本。這樣一來，醫生的收入肯定要下降，所以醫生就不同意，要罷工。我覺得這是濫用罷工權。因為他們的醫生已經是全社會收入最高的職業了，一個醫學院的博士畢業之後那是萬人仰視呀。韓國朋友跟我講：韓國的一個女孩要想嫁給一個醫學院畢業的博士，得準備好三把鑰匙，一個是房鑰匙(豪宅)，一個是一輛名車的鑰匙，還有銀行保險柜的鑰匙。你要把這三把鑰匙交給未來的丈夫他才會娶你，因為他娶你用不了一年，他就會把這些錢全部給你賺回來了。我認識一個大學女老師，她丈夫就是醫生，還是一個中醫(他們叫韓醫)。她說我這一個月掙的錢我丈夫一天就掙來了，我是在家裡呆著實在無聊才出來找活干(因為他們婦女一般是不工作的)。醫生收入是這樣的高，還要罷工，這次醫生的罷工在社會上就沒有獲得同情。但是，醫生罷工造成所有醫院關門，影響太不好了。
3、“看”是一種權力
講到望、聞、問、切，就有一個“看”的問題。為什麼病人在醫生面前感到自己像羔羊一樣?醫生和病人之間這種權力關係是怎麼構成的?是通過“看”這個動作構成的。根據後現代理論，“看”是什麼?“看”是一種權力。誰看誰?這是很有講究的。“看”與“被看”實際上具有統治和監控的高下關係。看是不能隨便看的。比如說，我們在公共汽車上看見一個美女，你不能長時間的盯著她看。你如果看她超過半分鐘就屬於侵犯。你說：我也沒碰她呀，我怎麼就是侵犯?看，就是侵犯。看，是權力。我不知道大家小時候有沒有這樣的經歷，比如，在街上或者在公共汽車上，兩個人的目光偶然相遇了，於是兩個人就鬥氣兒，我盯著你你盯著我，誰也不把目光離開，最後結果怎麼樣?肯定打起來了。為什麼看會打起來?就因為：看，它不是一個平常的舉動，看就是權利，誰先把眼光離開了誰就是服輸了，表示：你可以看我，我是孫子。所以，看，是有權力的。這個大家以後在看電影電視的時候注意，鏡頭對著誰?鏡頭是怎麼轉移的?可以發現，電視裡鏡頭經常圍繞著女性在轉，經常把女性的各個側面展示給觀眾。我們現在的影視劇體現出我們現在是男性社會，女性生存的一個主要功能是讓人看的，是給男人看的。在男人和女人組成的這個不平等的社會裡，男女不平等是怎麼體現出來的呢?是通過“看”與“被看”。男人的主要功能是看別人的，所以男人不太注重自己的外表，男人只要穿著舒服就行了，不需要特別打扮自己，去為悅己者容。而女性就需要為悅己者容。表面看來男人掙了錢都給女人了，但是女人用這些錢幹什麼呢?女人用這些錢買東西為了讓自己好看，為使給她錢的人覺得沒白給她錢。所以，男人女人的關係是建立在看與被看基礎上的。我們平時說的“看病”，都是不對的說法，只是我們習慣了。說：你幹什麼去?我看病去(北京人叫瞧病)。瞧病、看病，誰看誰呀，是你去看“病”嗎?還有的說：我看大夫去。這都是一種託詞。實際上是大夫看你。你看什麼大夫?大夫不需要你看。你到了醫院後，低眉順眼的，希望大夫好好看看你。你在大夫面前，老老實實地“自首”，這就是一種權力，醫生的話就是“金口玉言”。
我們東北有一個人，他是個副廠長，當地醫生說他該吃什麼就吃點兒什麼，就能活幾個月了。廠里的人說，好好去玩玩吧，旅遊了好多地方。誒，還沒死?然後在北京又找了一個大夫看，大夫說：你什麼病都沒有，看什麼?誰說你有肝癌呀?此人本來都起不來了，用擔架抬著，聽了大夫這句話一下子就跳了起來，回去當了正廠長。這完全是受大夫的語言影響。大夫為什麼會有錯誤診斷呢?診斷錯誤肯定不是他道德上的原因，他肯定不是故意的。我們知道，醫生看病採用的是近似分類法，就是把看到的一些症狀往腦袋裡的“小格格”里歸。我們學了一些知識，比如說感冒是什麼樣的，我們腦子裡有一些小格格小框框，然後把看的病人歸類，特別是剛當大夫的時候，你會想這像什麼病那像什麼病。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主觀參與，所以說不是絕對的科學。這裡面有醫生的功夫高下的問題。你的功夫不高，你歸類就可能歸錯。近似有一個程度問題，近似到什麼程度?而你學到的這些分類是由同樣可以犯錯誤的人給你分好的類，也就是說分類是主觀的、有限的。你要把人類所患的無限的病放到有限的框框裡，那早晚要出事。所以有識之士總是說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總是呼籲：從整體上考慮人。這個背後就涉及到世界觀人生觀的問題。美國人喜歡動手術，美國人動手術的比例是最高的。而法國人就不喜歡動手術，法國人動手術比例很低，能不開刀就不開刀。為什麼?這和他們的醫學觀人生觀有關。法國人認為人體是美的，人體儘量不能破壞;而美國人看人體就是個“東西”。美國人很實用主義的，花一萬美元買一條連衣裙，忽然發現少個兜兒，拿塊布就把兜兒縫上了，很實用主義;而法國人絕對不這樣做。我們中國人也不喜歡動刀，但不完全是從美學角度出發，而是從“體膚毛髮受之父母”的孝的觀念上講的。
4、醫學機構的雙重功能：治病和治國
醫學機構和文化機構和社會機構，在一個國家中基本上是按相同比例配置的。我們看醫院的分布，看每個城市按人的比例，看每個區每個街道怎樣分配，就可以看到這個醫院和政府一樣，是按比例來統治每一個社區的。所以說現代醫學必須國家化，你必須承認它的國家化。國家化有好處也有壞處。但是這個現實我們必須承認，承認之後我們才能更好地研究它。有一部老電影《春苗》，不知在座的有沒有看過，可能四十歲以上的人小時候看過。《春苗》嚴肅地反思了醫學國家化這個問題，它給人的印象非常深，它指出了我們生活中的現實問題：我國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當時的一個縣級醫院，農民的孩子生了病，要死了，來醫院了，大夫就是不給看。大夫幹什麼呢?大夫在忙著搞科研呢，在忙著研究小白鼠，在研究一種更高級的病。這跟我們現在一樣，研究出來可以評職稱、可以獲獎、可以拿成果。今天，不只是大夫，包括我們，不都是在被引上這樣一條路嗎?不去解決社會存在的實際問題，而研究跟人們跟社會脫離的問題。研究一些人民不懂、圈子裡的人互相做遊戲的問題。然後用這個問題來謀取個人的利益。
我2001年和2002年在韓國，韓國是一個喜歡罷工的國家。我寫有很多表揚韓國的文章，比如：他的鬥爭性、他對日本的態度、他的群眾運動、他人民的組織性，這些都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我不贊成：醫生罷工。醫生為什麼會罷工呢?因為他們國家長期以來是醫藥不分，醫生又開藥又賣藥，所以醫生的收入特別高。然後金大中要出台一個新的措施，說要把醫藥分開，說醫生不能賣藥只能開處方。然後另設賣藥機構。他覺得這個可以降低整個社會的醫療成本。這樣一來，醫生的收入肯定要下降，所以醫生就不同意，要罷工。我覺得這是濫用罷工權。因為他們的醫生已經是全社會收入最高的職業了，一個醫學院的博士畢業之後那是萬人仰視呀。韓國朋友跟我講：韓國的一個女孩要想嫁給一個醫學院畢業的博士，得準備好三把鑰匙，一個是房鑰匙(豪宅)，一個是一輛名車的鑰匙，還有銀行保險柜的鑰匙。你要把這三把鑰匙交給未來的丈夫他才會娶你，因為他娶你用不了一年，他就會把這些錢全部給你賺回來了。我認識一個大學女老師，她丈夫就是醫生，還是一個中醫(他們叫韓醫)。她說我這一個月掙的錢我丈夫一天就掙來了，我是在家裡呆著實在無聊才出來找活干(因為他們婦女一般是不工作的)。醫生收入是這樣的高，還要罷工，這次醫生的罷工在社會上就沒有獲得同情。但是，醫生罷工造成所有醫院關門，影響太不好了。
3、“看”是一種權力
講到望、聞、問、切，就有一個“看”的問題。為什麼病人在醫生面前感到自己像羔羊一樣?醫生和病人之間這種權力關係是怎麼構成的?是通過“看”這個動作構成的。根據後現代理論，“看”是什麼?“看”是一種權力。誰看誰?這是很有講究的。“看”與“被看”實際上具有統治和監控的高下關係。看是不能隨便看的。比如說，我們在公共汽車上看見一個美女，你不能長時間的盯著她看。你如果看她超過半分鐘就屬於侵犯。你說：我也沒碰她呀，我怎麼就是侵犯?看，就是侵犯。看，是權力。我不知道大家小時候有沒有這樣的經歷，比如，在街上或者在公共汽車上，兩個人的目光偶然相遇了，於是兩個人就鬥氣兒，我盯著你你盯著我，誰也不把目光離開，最後結果怎麼樣?肯定打起來了。為什麼看會打起來?就因為：看，它不是一個平常的舉動，看就是權利，誰先把眼光離開了誰就是服輸了，表示：你可以看我，我是孫子。所以，看，是有權力的。這個大家以後在看電影電視的時候注意，鏡頭對著誰?鏡頭是怎麼轉移的?可以發現，電視裡鏡頭經常圍繞著女性在轉，經常把女性的各個側面展示給觀眾。我們現在的影視劇體現出我們現在是男性社會，女性生存的一個主要功能是讓人看的，是給男人看的。在男人和女人組成的這個不平等的社會裡，男女不平等是怎麼體現出來的呢?是通過“看”與“被看”。男人的主要功能是看別人的，所以男人不太注重自己的外表，男人只要穿著舒服就行了，不需要特別打扮自己，去為悅己者容。而女性就需要為悅己者容。表面看來男人掙了錢都給女人了，但是女人用這些錢幹什麼呢?女人用這些錢買東西為了讓自己好看，為使給她錢的人覺得沒白給她錢。所以，男人女人的關係是建立在看與被看基礎上的。我們平時說的“看病”，都是不對的說法，只是我們習慣了。說：你幹什麼去?我看病去(北京人叫瞧病)。瞧病、看病，誰看誰呀，是你去看“病”嗎?還有的說：我看大夫去。這都是一種託詞。實際上是大夫看你。你看什麼大夫?大夫不需要你看。你到了醫院後，低眉順眼的，希望大夫好好看看你。你在大夫面前，老老實實地“自首”，這就是一種權力，醫生的話就是“金口玉言”。
我們東北有一個人，他是個副廠長，當地醫生說他該吃什麼就吃點兒什麼，就能活幾個月了。廠里的人說，好好去玩玩吧，旅遊了好多地方。誒，還沒死?然後在北京又找了一個大夫看，大夫說：你什麼病都沒有，看什麼?誰說你有肝癌呀?此人本來都起不來了，用擔架抬著，聽了大夫這句話一下子就跳了起來，回去當了正廠長。這完全是受大夫的語言影響。大夫為什麼會有錯誤診斷呢?診斷錯誤肯定不是他道德上的原因，他肯定不是故意的。我們知道，醫生看病採用的是近似分類法，就是把看到的一些症狀往腦袋裡的“小格格”里歸。我們學了一些知識，比如說感冒是什麼樣的，我們腦子裡有一些小格格小框框，然後把看的病人歸類，特別是剛當大夫的時候，你會想這像什麼病那像什麼病。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主觀參與，所以說不是絕對的科學。這裡面有醫生的功夫高下的問題。你的功夫不高，你歸類就可能歸錯。近似有一個程度問題，近似到什麼程度?而你學到的這些分類是由同樣可以犯錯誤的人給你分好的類，也就是說分類是主觀的、有限的。你要把人類所患的無限的病放到有限的框框裡，那早晚要出事。所以有識之士總是說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總是呼籲：從整體上考慮人。這個背後就涉及到世界觀人生觀的問題。美國人喜歡動手術，美國人動手術的比例是最高的。而法國人就不喜歡動手術，法國人動手術比例很低，能不開刀就不開刀。為什麼?這和他們的醫學觀人生觀有關。法國人認為人體是美的，人體儘量不能破壞;而美國人看人體就是個“東西”。美國人很實用主義的，花一萬美元買一條連衣裙，忽然發現少個兜兒，拿塊布就把兜兒縫上了，很實用主義;而法國人絕對不這樣做。我們中國人也不喜歡動刀，但不完全是從美學角度出發，而是從“體膚毛髮受之父母”的孝的觀念上講的。
4、醫學機構的雙重功能：治病和治國
醫學機構和文化機構和社會機構，在一個國家中基本上是按相同比例配置的。我們看醫院的分布，看每個城市按人的比例，看每個區每個街道怎樣分配，就可以看到這個醫院和政府一樣，是按比例來統治每一個社區的。所以說現代醫學必須國家化，你必須承認它的國家化。國家化有好處也有壞處。但是這個現實我們必須承認，承認之後我們才能更好地研究它。有一部老電影《春苗》，不知在座的有沒有看過，可能四十歲以上的人小時候看過。《春苗》嚴肅地反思了醫學國家化這個問題，它給人的印象非常深，它指出了我們生活中的現實問題：我國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農村缺醫少藥的問題。當時的一個縣級醫院，農民的孩子生了病，要死了，來醫院了，大夫就是不給看。大夫幹什麼呢?大夫在忙著搞科研呢，在忙著研究小白鼠，在研究一種更高級的病。這跟我們現在一樣，研究出來可以評職稱、可以獲獎、可以拿成果。今天，不只是大夫，包括我們，不都是在被引上這樣一條路嗎?不去解決社會存在的實際問題，而研究跟人們跟社會脫離的問題。研究一些人民不懂、圈子裡的人互相做遊戲的問題。然後用這個問題來謀取個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