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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猴的耍猴.
"我看到時候咱們就女生賣唱,男生耍猴."
"去你的吧,人家女生利用性別優勢,早都找到好主兒了你還做什麼騷夢呢!""咱們男生也可以發揚點優勢啊,比如娶了人事處長的小令愛.""真是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發泄歸發泄,車軸轤可不閒著.終於有捧回合同的了,什麼耗子藥加工廠,什麼立特靈信息報號外版,什麼野雞大學的鳳雛分院,總之是北京戶口到手了.剩下那些走投無路的,一天天衣帶漸寬,團支部不得不採取監護措施,以防意外.
霹靂一聲春雷響,國家機關可以進人了!真是老天有眼,柳暗花明.有幾個坐以待斃的搖身一晃,就進了大衙門口.這可把野雞們氣壞了,老子跑了千山萬水,換來的好政策,卻叫你們坐享了.
於是點燈熬油滾論文.列印、答辯.然後捆行李,喝酒,借著酒勁兒嚎出幾串從不輕彈的濁淚.一點人數,除了老婆在外地自願離京的,差不多都留下了.於是離校、報到,一晃,都成了國家幹部.互相一打電話,都不錯.本來就打了保票嘛:保證每人都有一個工作崗位.
遙遠的高三·八
公元1980年,我初中畢業,考入了哈爾濱市第三中學.哈三中在黑龍江省的地位,比北大在中國的地位還要崇高.因為北大還有其他的大學與之競爭,而哈三中在黑龍江則是"寶刀屠龍,惟我獨尊",別的重點中學一概拱手稱臣,不能望其項背的.一名哈三中的學生,比一名"黑大"或是"哈工大"的學生還要受人尊敬.因此,上了哈三中,便油然產生了一種責任感,仿佛全省三千萬父老鄉親的期望和重託,"夸擦"一子就撂到咱肩膀上了.
我從小就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好學生,各門成績都很出色.但上了高中以後,面臨著考文科大學還是理科大學的選擇.這個選擇對我個人來說,是不存在的.我有一種很頑固的偏見,我認為理科大學不是真正的大學.我雖然一向熱衷學習數理化等自然科學知識,但認為它們的價值只在於為人所用的工具性."批林批孔"時知道孟子的一句話:"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句話對我的毒害非常大.我至今都認為理工科的知識分子屬於"勞力者",認為文科知識分子才是真正的"精神貴族"——儘管他們的現實處境是那麼的可悲可憐!所以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心裡就有一個高考的目標——北大中文系,我覺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最好的系.但是,在80年代初期,全社會的普遍觀念是重理輕文,似乎"愛科學,學歷文化"就是要當陳景潤、李四光,社會上流傳著什麼"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個別報紙還宣傳1985年要實現四化,2000年初步建成共產主義.有的老師聽我決心要考文科,而且還是中文系,都無比嘆息地說:"唉!這孩子,糟蹋了."我今天回憶起這懇切的話語,不禁真有點懷疑當初的選擇,是不是給國家糟蹋了一個陳景潤的坯子.在重理輕文的大氣候下,哈三中遲遲不開設文科班,於是我和一些要考文科的同學,與學校展開了艱苦的鬥爭."高三·八"不是一個普通的班級號碼,那是我們用青春的熱血換來的勝利果實.下面我略講幾則與"高三·八"有關的事跡,獻給有過類似經歷,今天仍然保持著青春激情的老中青朋友.
一、公車上書
高一的上學期一過,開不開文科班,就成為一個爭論焦點.其他重點中學,在總體上不是哈三中的對手,便早早辦了文科班,集中優勢師資和生源,力圖在文科上名列前茅.而哈三中嚴格執行上級關於不許辦文科班的指示,名義上是反對偏科,實際上一是有重理輕文的傳統,二是作為標兵單位,不敢犯任何錯誤,三是對文科沒有把握,反正辦也已經晚了,不如不辦,將來高考文科成績不好,便有了藉口,成績好了,更成為堅持正確路線的典範.這樣一來,想考文科的同學,提出了"救亡國存"的口號.我們這些十六七歲的少年,根據所學的那點粗淺的歷史,一本正經地把校領導比作昏庸的清政府,認為只有自己起來爭取,才能扭轉局勢,促使當局"變法".我們分頭到各班串聯,各班人同此心.就連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學,也從學校大局著眼,支持我們.於是,我們就發動了一場"文科班運動".第一,廣泛宣傳,到處議論,造成一種"民不聊生"的輿論.政治老師講過列寧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第二,向班主任和任課老師口頭呼籲和交涉,爭取教師的支持,是勝利的最大保障.這裡面要注意兩點,即對文科教師的絕對倚重和對理科教師的絕對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見書,形式分為個人的,各班的和全體的.這項舉措我們命名為"公車上書".
我以個人名義和全體名義,送上了兩分意見書,言辭很激烈,還賣弄了不少文采和典故——我的作文得過全市一等獎.鄭濱和張欣也各寫了一份.當全體意見書籤名時,產生了一個讓誰簽在頭裡的問題,我記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始.要出事兒,我先兜著!"便第一個簽了.鄭濱是個老陰謀家,說這樣不好,咱們找幾個大碗,畫幾個圓,都圍著圓來簽,就分不出先後了.其實我們的種種"陰謀詭計"都是多餘,領導上早都知道誰是宋江誰是李逵.很快校長就請我們六位同學去談話——具體哪六位我記不清了,反正我們既興奮又緊張,自稱是"戊戌六君子".表面上氣宇軒昂,實際上心跳得跟上體育課差不多.
周校長慈眉善目,滿頭銀髮.雖然六十來歲了,仍修飾得風度翩翩,一塵不染,看得出年輕時一定是個英俊小生.他平常有兩件事特別受到廣大同學稱讚.一是每天要腰裡暗藏一把鐵錘和幾枚鐵釘到各班巡視,一旦發現有活動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
他從來不問桌椅是誰弄壞的,興致勃勃地幹完,心滿意足地離去.所以三中的同學沒有不愛護桌椅的,全校內外整潔如洗.後來我到北大看見那麼多殘桌破椅沒人管,便給北大校長寫了封信,建議他也買把錘子,可是至今也沒收到回信.周校長第二件頗得人心的事是經常在周末和節假日組織老師們跳舞.那時跳舞還是很時髦的事.小流氓們跳舞時都要鄭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褲,覺得自己很高雅.正經人跳舞則是思想解放的標誌.
三中有好幾位校長,同學們對他們的分工不大清楚,我們只覺得由周來接見我們,大概是按"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心裡說不清是放鬆還是失望.
周校長帶著一種嚴肅的微笑,你們的要求我們看了.首先,你們的立場是錯誤的.
你們稱學校領導為"校方",請問,你們是哪一方?難道你們不是學校的主人翁、不是"校方"嗎?你們甚至還稱學校領導為"當局",請問,什麼叫"當局"?是國民黨當局還是日本帝國主義當局?咱們學校這座大樓,從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廳,趙一曼烈士在這裡戰鬥過,金日成同志在這裡戰鬥過,還有李兆麟將軍我趕緊說,李兆麟將軍是在哈一中附近犧牲的,是國民黨女特務用美人計把他殺害了,兇手現在還在台灣.周校長說,對,你們可不能忘本哪!你們管我們叫"當局",讓我們多傷心哪!我十四歲就參加革命,一輩子為人民服務,文化大革命都沒挨過斗,到今天可好,我成了"當局",你們乾脆說我是劊子手.那多解恨呢!
"我看到時候咱們就女生賣唱,男生耍猴."
"去你的吧,人家女生利用性別優勢,早都找到好主兒了你還做什麼騷夢呢!""咱們男生也可以發揚點優勢啊,比如娶了人事處長的小令愛.""真是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發泄歸發泄,車軸轤可不閒著.終於有捧回合同的了,什麼耗子藥加工廠,什麼立特靈信息報號外版,什麼野雞大學的鳳雛分院,總之是北京戶口到手了.剩下那些走投無路的,一天天衣帶漸寬,團支部不得不採取監護措施,以防意外.
霹靂一聲春雷響,國家機關可以進人了!真是老天有眼,柳暗花明.有幾個坐以待斃的搖身一晃,就進了大衙門口.這可把野雞們氣壞了,老子跑了千山萬水,換來的好政策,卻叫你們坐享了.
於是點燈熬油滾論文.列印、答辯.然後捆行李,喝酒,借著酒勁兒嚎出幾串從不輕彈的濁淚.一點人數,除了老婆在外地自願離京的,差不多都留下了.於是離校、報到,一晃,都成了國家幹部.互相一打電話,都不錯.本來就打了保票嘛:保證每人都有一個工作崗位.
遙遠的高三·八
公元1980年,我初中畢業,考入了哈爾濱市第三中學.哈三中在黑龍江省的地位,比北大在中國的地位還要崇高.因為北大還有其他的大學與之競爭,而哈三中在黑龍江則是"寶刀屠龍,惟我獨尊",別的重點中學一概拱手稱臣,不能望其項背的.一名哈三中的學生,比一名"黑大"或是"哈工大"的學生還要受人尊敬.因此,上了哈三中,便油然產生了一種責任感,仿佛全省三千萬父老鄉親的期望和重託,"夸擦"一子就撂到咱肩膀上了.
我從小就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好學生,各門成績都很出色.但上了高中以後,面臨著考文科大學還是理科大學的選擇.這個選擇對我個人來說,是不存在的.我有一種很頑固的偏見,我認為理科大學不是真正的大學.我雖然一向熱衷學習數理化等自然科學知識,但認為它們的價值只在於為人所用的工具性."批林批孔"時知道孟子的一句話:"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句話對我的毒害非常大.我至今都認為理工科的知識分子屬於"勞力者",認為文科知識分子才是真正的"精神貴族"——儘管他們的現實處境是那麼的可悲可憐!所以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心裡就有一個高考的目標——北大中文系,我覺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學最好的系.但是,在80年代初期,全社會的普遍觀念是重理輕文,似乎"愛科學,學歷文化"就是要當陳景潤、李四光,社會上流傳著什麼"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個別報紙還宣傳1985年要實現四化,2000年初步建成共產主義.有的老師聽我決心要考文科,而且還是中文系,都無比嘆息地說:"唉!這孩子,糟蹋了."我今天回憶起這懇切的話語,不禁真有點懷疑當初的選擇,是不是給國家糟蹋了一個陳景潤的坯子.在重理輕文的大氣候下,哈三中遲遲不開設文科班,於是我和一些要考文科的同學,與學校展開了艱苦的鬥爭."高三·八"不是一個普通的班級號碼,那是我們用青春的熱血換來的勝利果實.下面我略講幾則與"高三·八"有關的事跡,獻給有過類似經歷,今天仍然保持著青春激情的老中青朋友.
一、公車上書
高一的上學期一過,開不開文科班,就成為一個爭論焦點.其他重點中學,在總體上不是哈三中的對手,便早早辦了文科班,集中優勢師資和生源,力圖在文科上名列前茅.而哈三中嚴格執行上級關於不許辦文科班的指示,名義上是反對偏科,實際上一是有重理輕文的傳統,二是作為標兵單位,不敢犯任何錯誤,三是對文科沒有把握,反正辦也已經晚了,不如不辦,將來高考文科成績不好,便有了藉口,成績好了,更成為堅持正確路線的典範.這樣一來,想考文科的同學,提出了"救亡國存"的口號.我們這些十六七歲的少年,根據所學的那點粗淺的歷史,一本正經地把校領導比作昏庸的清政府,認為只有自己起來爭取,才能扭轉局勢,促使當局"變法".我們分頭到各班串聯,各班人同此心.就連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學,也從學校大局著眼,支持我們.於是,我們就發動了一場"文科班運動".第一,廣泛宣傳,到處議論,造成一種"民不聊生"的輿論.政治老師講過列寧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第二,向班主任和任課老師口頭呼籲和交涉,爭取教師的支持,是勝利的最大保障.這裡面要注意兩點,即對文科教師的絕對倚重和對理科教師的絕對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見書,形式分為個人的,各班的和全體的.這項舉措我們命名為"公車上書".
我以個人名義和全體名義,送上了兩分意見書,言辭很激烈,還賣弄了不少文采和典故——我的作文得過全市一等獎.鄭濱和張欣也各寫了一份.當全體意見書籤名時,產生了一個讓誰簽在頭裡的問題,我記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始.要出事兒,我先兜著!"便第一個簽了.鄭濱是個老陰謀家,說這樣不好,咱們找幾個大碗,畫幾個圓,都圍著圓來簽,就分不出先後了.其實我們的種種"陰謀詭計"都是多餘,領導上早都知道誰是宋江誰是李逵.很快校長就請我們六位同學去談話——具體哪六位我記不清了,反正我們既興奮又緊張,自稱是"戊戌六君子".表面上氣宇軒昂,實際上心跳得跟上體育課差不多.
周校長慈眉善目,滿頭銀髮.雖然六十來歲了,仍修飾得風度翩翩,一塵不染,看得出年輕時一定是個英俊小生.他平常有兩件事特別受到廣大同學稱讚.一是每天要腰裡暗藏一把鐵錘和幾枚鐵釘到各班巡視,一旦發現有活動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
他從來不問桌椅是誰弄壞的,興致勃勃地幹完,心滿意足地離去.所以三中的同學沒有不愛護桌椅的,全校內外整潔如洗.後來我到北大看見那麼多殘桌破椅沒人管,便給北大校長寫了封信,建議他也買把錘子,可是至今也沒收到回信.周校長第二件頗得人心的事是經常在周末和節假日組織老師們跳舞.那時跳舞還是很時髦的事.小流氓們跳舞時都要鄭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褲,覺得自己很高雅.正經人跳舞則是思想解放的標誌.
三中有好幾位校長,同學們對他們的分工不大清楚,我們只覺得由周來接見我們,大概是按"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心裡說不清是放鬆還是失望.
周校長帶著一種嚴肅的微笑,你們的要求我們看了.首先,你們的立場是錯誤的.
你們稱學校領導為"校方",請問,你們是哪一方?難道你們不是學校的主人翁、不是"校方"嗎?你們甚至還稱學校領導為"當局",請問,什麼叫"當局"?是國民黨當局還是日本帝國主義當局?咱們學校這座大樓,從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廳,趙一曼烈士在這裡戰鬥過,金日成同志在這裡戰鬥過,還有李兆麟將軍我趕緊說,李兆麟將軍是在哈一中附近犧牲的,是國民黨女特務用美人計把他殺害了,兇手現在還在台灣.周校長說,對,你們可不能忘本哪!你們管我們叫"當局",讓我們多傷心哪!我十四歲就參加革命,一輩子為人民服務,文化大革命都沒挨過斗,到今天可好,我成了"當局",你們乾脆說我是劊子手.那多解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