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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那麼這個命案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
“一號車廂內的每一間個人包廂都一樣小，要在那麼狹小的空間裡殺人、分屍，地板上還不能有一滴血，這一定要有相應的器具才行，對不對？”
“對。”
“鋸條這種東西是一定會有的。根據我們這邊監定，那具屍體是被人用木匠用的鋸條分屍的。所以，一定有鋸條。”
“嗯。”
“還有，因為地板上連一滴血也沒有，所以一定要用一張很大的塑料布把整個地板鋪蓋起來。另外就是直接的殺人兇器--繩子。鋸條、塑料布、繩子，這三種東西合起來的體積不算小，絕對不會讓人看不見。”
“是的。”
“所以說，至少要有一個旅行袋才裝得下這些東西。可是，當時的野村毅什麼也沒有帶。”
“也就是說，殺人和分屍的人並不是野村操的弟弟--野村毅嗎？”吉敷說。既然野村毅沒有攜帶任何行兇的器具，那麼他當然不是兇手。
“我可以想到野村毅為什麼那時身上連一個小行李袋也沒有的理由。”
“哦？”
“如果這個人只是負責把已經肢解的屍體分散到各支線的列車內，他就不須要任何殺人、分屍的器具了。而且，一旦有什麼突發的狀況發生，他也可以隨時從就近的車站逃走，而不會留下任何可能成為證據的物品。發生突發狀況的時候最好什麼東西也沒帶。不是嗎？”
“是吧。”
但是，連一個紙袋也沒有的話不是太奇怪了嗎？
“可是，石田……”吉敷邊想邊說，“從物理上來說，在‘富士號’內殺死青木恭子之後才把屍體移動到‘出雲一號’上，這是不可能的事吧？啊，這只是我的想法。你認為呢？”
“是的，那應該是不可能的事。一個人的身體是相當大的。”
“沒錯，人體是相當大的，不像貓或狗的屍體。縱使被切成數塊，分屍了，也仍然相當大。要怎麼不露形跡地移動那麼大的東西呢？
“所以我有一個想法：或許青木恭子是自己從‘富士號’換車到‘出雲一號’的。我覺得這樣想比較實際一點。因為把重點放在如何移動屍體這點上或許是白費工夫，不是嗎？我覺得我們只是在繞遠路。”
“嗯，我有同感。”
“如果青木恭子是自己從‘富士號’換車到‘出雲一號’，那麼野村毅一定是把兇器藏在某個地方了。我覺得他一定悄悄地把兇器藏在‘出雲一號’上的某個地方。”吉敷帶著不是很肯定的心情做了這樣的推測。
“或許是這樣吧。那麼，要好好地調查野村毅嗎？”
“唔？等一下。”吉敷的心情搖擺不定，他又想到矛盾的地方了。
“不管怎麼想，總是有不合理、讓人想不通的地方。”
“什麼地方？”石田問。
“野村毅沒有想到會在一號車廂遇到老師吧？”
“是的。”
“老師是在他要進行工作前突然跑去拜訪的吧？”
“應該是吧！”
“那麼他為什麼沒有因此而改變計劃？”
電話那頭的石田一時也答不上來了，短暫的沉默之後才沉吟地說：“是呀，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有進行計劃之後也不會敗露身份的自信嗎？野村毅現在的情況如何？”
“已經提出要他到案說明的要求，應該很快就可以見到他本人了。想知道問題的答案的話，問他本人最快了。”
“他會說實話嗎？”
“不知道，他大概會採取保持沉默的權利吧！可能要花一段時間才能從他的嘴裡問出什麼。不過，如果我們能事先掌握到什麼證據，或許就能讓他早日說出實話。”
“我會再去問臥鋪列車上的人員列車裡有哪兒可以藏東西。”
“這方面的問題由我們來處理就行了。對了，你能來這裡一趟嗎？來和我們開個會，我們這邊的人也想聽聽你們那邊的進度。”
“這樣嗎？我應該會去一趟……因為我想做一下實驗。明天我會問一下主任，如果主任說OK，那我馬上就去。如果可以的話，我會搭‘出雲一號’去，也就是說我到鳥取車站的時間應該是後天的早上五點三十分。搭‘出雲一號’去或許可以澄清我心中的一些疑慮。後天你能來月台接我吧？我希望你能來。怎麼樣？可以嗎？”
“早上五點半到嗎？如果你一定要搭那一班車，那我也只好早點起床去接你了。”
“我一定要搭那一班車。”
“好吧。確定要來以後再打電話聯絡一下。”
“當然，我會在上車前再打一次電話給你。”
“你會買個人臥鋪包廂的票吧？”
“沒有那種預算。我會買B臥鋪的票。”
“是嗎？那就這樣吧。人日子過得太舒服就會容易老。”石田說完這句話就掛斷了電話。
4
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十八點十五分，警視廳搜查一課命案組的刑警吉敷竹史坐在臥鋪特快“出雲一號”里。他的位子是在五號車廂，B臥鋪的票。列車已經駛離東京車站，吉敷當然也把自己的位子在第五號車廂的事告訴了石田。
當天早上，吉敷先針對橫濱、熱海、沼津、濱松、名古屋等站，調查四月十九日那天晚上，“富士號”到站後與“出雲一號”到站前的時間裡，月台上有沒有喝得爛醉的人。
其實，從常識判斷就知道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吉敷的想法是：如果野村操在“富士號”里殺害了青木恭子，為了讓屍體順利地“轉車”，她很可能把屍體放在月台上，讓搭乘接下來進站的“出雲一號”上的幫手把看起來像是醉得不醒人事的屍體弄到“出雲一號”上。然而這種移動屍體的方法很容易被站員發現，是欠缺考慮的做法。
吉敷心裡雖然也認為兇手不可能這麼做，但他還是姑且問問看。結果答案果然如他自己所想，從橫濱到名古屋，“富士號”所停靠的那五站，當天晚上並無任何醉漢在月台上逗留。
果然不可能。如果遇害者是男性的話，這個移動屍體的方法或許還行得通。可是遇害者是個年輕、穿著白色麻質布料的漂亮女性，這樣的女性臥倒在月台上時不到十秒鐘就會有人上前圍觀，根本不可能任其在月台上臥倒十五分鐘之久。所以說這種方法是不可能的。
吉敷想：唯一的可能就是遇害者當時還活著，並且自行從“富士號”轉車到“出雲一號”。“出雲一號”離開東京後，在橫濱、熱海、沼津等站停過車，而乘務員須賀先生在列車進入橫濱附近時開始查票。他說列車在進入沼津站以前，那位被認為是青木恭子的女乘客並沒有出現在一號車廂中的七號室內。可是列車要進入濱松站的時候，那位女乘客已經躺在七號室的床上了。
“一號車廂內的每一間個人包廂都一樣小，要在那麼狹小的空間裡殺人、分屍，地板上還不能有一滴血，這一定要有相應的器具才行，對不對？”
“對。”
“鋸條這種東西是一定會有的。根據我們這邊監定，那具屍體是被人用木匠用的鋸條分屍的。所以，一定有鋸條。”
“嗯。”
“還有，因為地板上連一滴血也沒有，所以一定要用一張很大的塑料布把整個地板鋪蓋起來。另外就是直接的殺人兇器--繩子。鋸條、塑料布、繩子，這三種東西合起來的體積不算小，絕對不會讓人看不見。”
“是的。”
“所以說，至少要有一個旅行袋才裝得下這些東西。可是，當時的野村毅什麼也沒有帶。”
“也就是說，殺人和分屍的人並不是野村操的弟弟--野村毅嗎？”吉敷說。既然野村毅沒有攜帶任何行兇的器具，那麼他當然不是兇手。
“我可以想到野村毅為什麼那時身上連一個小行李袋也沒有的理由。”
“哦？”
“如果這個人只是負責把已經肢解的屍體分散到各支線的列車內，他就不須要任何殺人、分屍的器具了。而且，一旦有什麼突發的狀況發生，他也可以隨時從就近的車站逃走，而不會留下任何可能成為證據的物品。發生突發狀況的時候最好什麼東西也沒帶。不是嗎？”
“是吧。”
但是，連一個紙袋也沒有的話不是太奇怪了嗎？
“可是，石田……”吉敷邊想邊說，“從物理上來說，在‘富士號’內殺死青木恭子之後才把屍體移動到‘出雲一號’上，這是不可能的事吧？啊，這只是我的想法。你認為呢？”
“是的，那應該是不可能的事。一個人的身體是相當大的。”
“沒錯，人體是相當大的，不像貓或狗的屍體。縱使被切成數塊，分屍了，也仍然相當大。要怎麼不露形跡地移動那麼大的東西呢？
“所以我有一個想法：或許青木恭子是自己從‘富士號’換車到‘出雲一號’的。我覺得這樣想比較實際一點。因為把重點放在如何移動屍體這點上或許是白費工夫，不是嗎？我覺得我們只是在繞遠路。”
“嗯，我有同感。”
“如果青木恭子是自己從‘富士號’換車到‘出雲一號’，那麼野村毅一定是把兇器藏在某個地方了。我覺得他一定悄悄地把兇器藏在‘出雲一號’上的某個地方。”吉敷帶著不是很肯定的心情做了這樣的推測。
“或許是這樣吧。那麼，要好好地調查野村毅嗎？”
“唔？等一下。”吉敷的心情搖擺不定，他又想到矛盾的地方了。
“不管怎麼想，總是有不合理、讓人想不通的地方。”
“什麼地方？”石田問。
“野村毅沒有想到會在一號車廂遇到老師吧？”
“是的。”
“老師是在他要進行工作前突然跑去拜訪的吧？”
“應該是吧！”
“那麼他為什麼沒有因此而改變計劃？”
電話那頭的石田一時也答不上來了，短暫的沉默之後才沉吟地說：“是呀，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有進行計劃之後也不會敗露身份的自信嗎？野村毅現在的情況如何？”
“已經提出要他到案說明的要求，應該很快就可以見到他本人了。想知道問題的答案的話，問他本人最快了。”
“他會說實話嗎？”
“不知道，他大概會採取保持沉默的權利吧！可能要花一段時間才能從他的嘴裡問出什麼。不過，如果我們能事先掌握到什麼證據，或許就能讓他早日說出實話。”
“我會再去問臥鋪列車上的人員列車裡有哪兒可以藏東西。”
“這方面的問題由我們來處理就行了。對了，你能來這裡一趟嗎？來和我們開個會，我們這邊的人也想聽聽你們那邊的進度。”
“這樣嗎？我應該會去一趟……因為我想做一下實驗。明天我會問一下主任，如果主任說OK，那我馬上就去。如果可以的話，我會搭‘出雲一號’去，也就是說我到鳥取車站的時間應該是後天的早上五點三十分。搭‘出雲一號’去或許可以澄清我心中的一些疑慮。後天你能來月台接我吧？我希望你能來。怎麼樣？可以嗎？”
“早上五點半到嗎？如果你一定要搭那一班車，那我也只好早點起床去接你了。”
“我一定要搭那一班車。”
“好吧。確定要來以後再打電話聯絡一下。”
“當然，我會在上車前再打一次電話給你。”
“你會買個人臥鋪包廂的票吧？”
“沒有那種預算。我會買B臥鋪的票。”
“是嗎？那就這樣吧。人日子過得太舒服就會容易老。”石田說完這句話就掛斷了電話。
4
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二，十八點十五分，警視廳搜查一課命案組的刑警吉敷竹史坐在臥鋪特快“出雲一號”里。他的位子是在五號車廂，B臥鋪的票。列車已經駛離東京車站，吉敷當然也把自己的位子在第五號車廂的事告訴了石田。
當天早上，吉敷先針對橫濱、熱海、沼津、濱松、名古屋等站，調查四月十九日那天晚上，“富士號”到站後與“出雲一號”到站前的時間裡，月台上有沒有喝得爛醉的人。
其實，從常識判斷就知道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吉敷的想法是：如果野村操在“富士號”里殺害了青木恭子，為了讓屍體順利地“轉車”，她很可能把屍體放在月台上，讓搭乘接下來進站的“出雲一號”上的幫手把看起來像是醉得不醒人事的屍體弄到“出雲一號”上。然而這種移動屍體的方法很容易被站員發現，是欠缺考慮的做法。
吉敷心裡雖然也認為兇手不可能這麼做，但他還是姑且問問看。結果答案果然如他自己所想，從橫濱到名古屋，“富士號”所停靠的那五站，當天晚上並無任何醉漢在月台上逗留。
果然不可能。如果遇害者是男性的話，這個移動屍體的方法或許還行得通。可是遇害者是個年輕、穿著白色麻質布料的漂亮女性，這樣的女性臥倒在月台上時不到十秒鐘就會有人上前圍觀，根本不可能任其在月台上臥倒十五分鐘之久。所以說這種方法是不可能的。
吉敷想：唯一的可能就是遇害者當時還活著，並且自行從“富士號”轉車到“出雲一號”。“出雲一號”離開東京後，在橫濱、熱海、沼津等站停過車，而乘務員須賀先生在列車進入橫濱附近時開始查票。他說列車在進入沼津站以前，那位被認為是青木恭子的女乘客並沒有出現在一號車廂中的七號室內。可是列車要進入濱松站的時候，那位女乘客已經躺在七號室的床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