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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1944年1月9日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其中原有的“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兩句被刪去了。這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它令郭沫若毛骨悚然，誠惶誠恐。他覺得自己開始陷入一個黑色的漩渦，隨時都有可能滅頂，必須表示自己擁護“文化大革命”的“決心”，必須“保護”自己。
6月5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上，郭沫若致了題為《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的閉幕詞。在向毛澤東表了忠心之後，感覺到意猶未盡，郭沫若竟即席朗誦了一首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獻給各位同志和同學”：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這恐怕是郭沫若這位中國現代文壇最傑出的詩人一生中最大的敗筆。這種毫無詩意，近乎阿諛的“詩句”，給後人留下的不僅僅是“惶懼”與“苦澀”。
由於周恩來把郭沫若列入了應當保護的一批幹部的名單，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名單，郭沫若終未遭到被紅衛兵批鬥的厄運。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風暴”，還是奪走了郭沫若兩個兒子的生命。小兒子郭民英在音樂學院被人揭發“特殊化”，1967年4月憂鬱自殺。第二年的4月，愛子郭世英又被農業大學的造反派綁架關押折磨致死。
“文化大革命”開始僅僅兩年，郭沫若就失去了兩個心愛的兒子，這怎能不叫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呢?他不敢也不能懷疑和抱怨這嘲革命”的運動，他只能強忍著悲痛把淚水往肚裡流。從郭世英慘死的那天起，郭沫若經常伏在案頭，用一支顫抖的筆，一筆一畫地抄寫兒子的日記。
在各種公開場合，郭沫若仍然需要高聲頌揚“文化大革命”，然而在私下，郭沫若有時也會流露出自己真正的意願與感情。
他的內心是極其矛盾和痛苦的。他與自己的弟子曾經有過一次關於歌德的談話，說出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苦澀與悲哀。他說：“現在，我們兩個在一起談話，是有什麼談什麼，你也不會作戲。可是一轉眼，我跟別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場作戲了。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場作戲的人，寫出來的東西，都會遭到後人的嘲笑。歌德最痛苦的，是理想的不能實現，實現的不是理想。如今有人說我是中國的歌德，這實際上是在罵我，在打我的耳光。而我還要謙遜地說，‘我哪比得上歌德’。如果大家都回復純真的童心，那多好埃不要有這麼多的假面具，這麼多裝腔作勢的表演。”
毛澤東一句“勸君少罵秦始皇”，陷郭沫若於困窘之地;郭沫若“自我批判”，改變一生學術觀點毛澤東與郭沫若歷來在對秦始皇和孔夫子的評價上是有分歧的，這與他們觀察評價歷史人物的立場具有很大的關係。這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未構成兩人關係中的障礙，但在“九一三”林彪反革命事件之後，事情起了變化。
林彪集團對於毛澤東的“惡意攻擊”，在“文化大革命”的個人崇拜風潮中，給了毛澤東很大刺激。他的一貫的思維方式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你說我是秦始皇，我就要公開宣稱自己就是“當今中國的秦始皇”;你林彪喜歡孔夫子，那麼我就要狠狠批一下孔夫子。不幸的是，郭沫若幾十年前所寫的《十批判書》，成了這嘲批林批孔”政治運動的突破口，郭沫若本人當然也被推到了這場運動的“風口浪尖”上，使晚年郭沫若又一次受到嚴重的精神創傷。
1973年春，毛澤東寫了一首批評郭沫若讚揚柳宗元的順口溜(柳宗元是讚揚秦始皇中央集權、反對分封制的唐代著名詩人和政治家)：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這首小詩當時流傳很廣，為毛澤東提出“批孔”放出風聲。
同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傳達了毛澤東關於要批孔的意見。毛澤東還命人趕排了大字體的《十書》，供“評法批儒”之用。
8月5日，毛澤東又讓江青記錄下他的新作《讀〈封建論〉·贈郭老》一詩：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福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拿到了“上方寶劍”的江青，立即趕到北京大學，組織了一班人將郭沫若著作中頌揚儒家的話摘錄出來，準備印發各地作為批判的靶子。郭沫若的“滅頂之災”千鈞一髮。毛澤東發現後，及時制止了江青，明確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
轟轟烈烈的大批判在全國展開，北京大學著名教授馮友蘭，迫於形勢也寫了兩篇批孔文章，其中提到了郭沫若。毛澤東得到消息後，要謝靜宜送來看看，看完後，他對謝靜宜說：那裡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別批郭老啊!
結果，這兩篇文章在《光明日報》上公開發表時，刪去了郭沫若的名字和書名。
儘管有毛澤東的保護，郭沫若也不是難免江青一夥的迫害。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指定參加了北京“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在這個會上，江青毫無留情地點了郭沫若的名，進而指責郭沫若對待孔子的態度同林彪一樣。
江青的點名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無異於向郭沫若放了一把火。郭沫若驚懼而憤怒，急火攻心，患上肺炎住進了醫院。想不到當年奮力與蔣介石鬥爭，“影射”蔣介石的文章，現在又獲罪於毛澤東，歷史好像與郭沫若開了一個玩笑。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壓和“四人幫”的淫威之下，病中的郭沫若還得作一番誠懇的“自我批判”。他於1974年2月7日，抱病捉筆，寫下了兩首七律奉呈毛澤東，題為《春雷》：
春雷動地布昭蘇，滄海群龍競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餘辜。
十批大錯明如火，柳論高瞻燦若朱。
願與工農齊步伐，滌除污濁繪新圖。
讀書卅載探龍宋，雲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醫俗骨，難排蠱毒因窮隅。
豈甘■櫟悲繩墨，願竭駑駘效策驅。
最幸春雷驚大地，寸心初覺識歸途。
郭沫若的這兩首詩與毛澤東的《讀〈封建論〉·贈郭老》一詩相對應，毫無保留地接受了毛澤東對自己的批評，表示要用毛澤東思想的“神方”，排除自己頭腦中的“蠱毒”。“判宣孔二有餘辜”，“十批大錯明如火”兩句，則徹底推番了自己多年來所堅持的學術觀點，無條件地向政治權威低下了頭。
6月5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上，郭沫若致了題為《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的閉幕詞。在向毛澤東表了忠心之後，感覺到意猶未盡，郭沫若竟即席朗誦了一首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獻給各位同志和同學”：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這恐怕是郭沫若這位中國現代文壇最傑出的詩人一生中最大的敗筆。這種毫無詩意，近乎阿諛的“詩句”，給後人留下的不僅僅是“惶懼”與“苦澀”。
由於周恩來把郭沫若列入了應當保護的一批幹部的名單，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名單，郭沫若終未遭到被紅衛兵批鬥的厄運。然而，“文化大革命”的“風暴”，還是奪走了郭沫若兩個兒子的生命。小兒子郭民英在音樂學院被人揭發“特殊化”，1967年4月憂鬱自殺。第二年的4月，愛子郭世英又被農業大學的造反派綁架關押折磨致死。
“文化大革命”開始僅僅兩年，郭沫若就失去了兩個心愛的兒子，這怎能不叫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呢?他不敢也不能懷疑和抱怨這嘲革命”的運動，他只能強忍著悲痛把淚水往肚裡流。從郭世英慘死的那天起，郭沫若經常伏在案頭，用一支顫抖的筆，一筆一畫地抄寫兒子的日記。
在各種公開場合，郭沫若仍然需要高聲頌揚“文化大革命”，然而在私下，郭沫若有時也會流露出自己真正的意願與感情。
他的內心是極其矛盾和痛苦的。他與自己的弟子曾經有過一次關於歌德的談話，說出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苦澀與悲哀。他說：“現在，我們兩個在一起談話，是有什麼談什麼，你也不會作戲。可是一轉眼，我跟別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場作戲了。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場作戲的人，寫出來的東西，都會遭到後人的嘲笑。歌德最痛苦的，是理想的不能實現，實現的不是理想。如今有人說我是中國的歌德，這實際上是在罵我，在打我的耳光。而我還要謙遜地說，‘我哪比得上歌德’。如果大家都回復純真的童心，那多好埃不要有這麼多的假面具，這麼多裝腔作勢的表演。”
毛澤東一句“勸君少罵秦始皇”，陷郭沫若於困窘之地;郭沫若“自我批判”，改變一生學術觀點毛澤東與郭沫若歷來在對秦始皇和孔夫子的評價上是有分歧的，這與他們觀察評價歷史人物的立場具有很大的關係。這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都未構成兩人關係中的障礙，但在“九一三”林彪反革命事件之後，事情起了變化。
林彪集團對於毛澤東的“惡意攻擊”，在“文化大革命”的個人崇拜風潮中，給了毛澤東很大刺激。他的一貫的思維方式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你說我是秦始皇，我就要公開宣稱自己就是“當今中國的秦始皇”;你林彪喜歡孔夫子，那麼我就要狠狠批一下孔夫子。不幸的是，郭沫若幾十年前所寫的《十批判書》，成了這嘲批林批孔”政治運動的突破口，郭沫若本人當然也被推到了這場運動的“風口浪尖”上，使晚年郭沫若又一次受到嚴重的精神創傷。
1973年春，毛澤東寫了一首批評郭沫若讚揚柳宗元的順口溜(柳宗元是讚揚秦始皇中央集權、反對分封制的唐代著名詩人和政治家)：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這首小詩當時流傳很廣，為毛澤東提出“批孔”放出風聲。
同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傳達了毛澤東關於要批孔的意見。毛澤東還命人趕排了大字體的《十書》，供“評法批儒”之用。
8月5日，毛澤東又讓江青記錄下他的新作《讀〈封建論〉·贈郭老》一詩：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福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拿到了“上方寶劍”的江青，立即趕到北京大學，組織了一班人將郭沫若著作中頌揚儒家的話摘錄出來，準備印發各地作為批判的靶子。郭沫若的“滅頂之災”千鈞一髮。毛澤東發現後，及時制止了江青，明確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
轟轟烈烈的大批判在全國展開，北京大學著名教授馮友蘭，迫於形勢也寫了兩篇批孔文章，其中提到了郭沫若。毛澤東得到消息後，要謝靜宜送來看看，看完後，他對謝靜宜說：那裡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別批郭老啊!
結果，這兩篇文章在《光明日報》上公開發表時，刪去了郭沫若的名字和書名。
儘管有毛澤東的保護，郭沫若也不是難免江青一夥的迫害。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指定參加了北京“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在這個會上，江青毫無留情地點了郭沫若的名，進而指責郭沫若對待孔子的態度同林彪一樣。
江青的點名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無異於向郭沫若放了一把火。郭沫若驚懼而憤怒，急火攻心，患上肺炎住進了醫院。想不到當年奮力與蔣介石鬥爭，“影射”蔣介石的文章，現在又獲罪於毛澤東，歷史好像與郭沫若開了一個玩笑。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壓和“四人幫”的淫威之下，病中的郭沫若還得作一番誠懇的“自我批判”。他於1974年2月7日，抱病捉筆，寫下了兩首七律奉呈毛澤東，題為《春雷》：
春雷動地布昭蘇，滄海群龍競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餘辜。
十批大錯明如火，柳論高瞻燦若朱。
願與工農齊步伐，滌除污濁繪新圖。
讀書卅載探龍宋，雲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醫俗骨，難排蠱毒因窮隅。
豈甘■櫟悲繩墨，願竭駑駘效策驅。
最幸春雷驚大地，寸心初覺識歸途。
郭沫若的這兩首詩與毛澤東的《讀〈封建論〉·贈郭老》一詩相對應，毫無保留地接受了毛澤東對自己的批評，表示要用毛澤東思想的“神方”，排除自己頭腦中的“蠱毒”。“判宣孔二有餘辜”，“十批大錯明如火”兩句，則徹底推番了自己多年來所堅持的學術觀點，無條件地向政治權威低下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