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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徐正之帶著寫好的文章來到北京王府井，走訪《人民日報》社。一位老編輯接待了他。當接待者知道徐正之來訪的意圖後，閱讀了他的文章，並提出了三條處理文章的建議，請他選擇。其三點建議是：一、將文章抄成大字報，張貼在北京街頭;二、在群眾辦的小報上發表;三、由《人民日報》社代為轉交郭沫若處理。徐正之採納了第三種辦法，當即給郭沫若寫了一封信，要求郭沫若閱後對文章提出意見，並用"掛號退還"作者。
八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讀了徐正之的信稿後，還寫了一封回信，內容如下：
大作拜讀了，謝謝您的指教。謹如囑"掛號退還"。我自己也希望能成為"一個徹底的'辨證'唯物主義者。"鳳凰每經五百年要自焚一次，從火中再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燒掉"的意思。
看來，郭沫若"燒掉"的意思，就是"鳳凰再生"、"新生"的意思。
“文革”中的郭沫若
作者：闞民
導火索在文藝界燃起，有人將批判矛頭指向郭沫若“文化大革命”的風暴颳起於文化界。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20天後，《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文章，由此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經過建國後一系列政治風波的郭沫若，預感到這嘲運動”來勢兇猛，內心十分惶惑。一邊，發動“革命”的是自己幾十年緊緊追隨的毛澤東，另一邊，運動一開始牽連出來的就是自己幾十年知之甚深的知交老友。說吳晗、田漢、翦伯贊這些人“反黨反社會主義”，郭沫若怎麼能接受呢?
文藝界的揭發批判讓郭沫若感到十分迷惘和痛苦，唇亡齒寒，他預感到自己也在危崖邊上。左右為難之下，郭沫若只好“退避三舍”。
1966年1月，郭沫若給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了一封轉請辭職的信：我很久以來的一個私願，今天向你用書面陳述。
我耳聾，近來視力也很衰退，對於科學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我自己的心裡是很難過的。懷慚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辭去有關科學院的一切職務(院長、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科技大學校長等等)，務請加以考慮，並轉呈領導上批准。
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遠的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請鑑察。
郭沫若的辭職未被批准。
他感到災難的腳步正在向自己逼近。一些人開始把批判的矛頭指向郭沫若。他們直接給郭沫若寫信寄稿，對他的文藝作品和史學著作中的一些觀點提出質問，有的問題上綱上線，措詞相當刻保比如對郭沫若《滿江紅·領袖頌》中的“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有人指責說：全國人民都唱《東方紅》，你為什麼要說“東方白”?用意何在?“國防文學”是投降主義的口號，你為什麼在抗戰的時候支持這個口號?
種種問題，有的令郭沫若啼笑皆非，有的令他十分氣憤。
郭沫若說：讓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燒個精光大吉儘管郭沫若對於“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批判活動很不理解，也很不滿意，但他看了許多批判自己的來信以後，心情是沮喪而沉痛的。
1966年4月，林彪、江青一夥炮製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在《解放軍報》公布了。他們全盤否定了“五四”以來，特別是30年代文藝工作以及建國以來文藝工作的全部成就，誣衊建國以來的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結合”;聲稱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五四”至三四十年代創作的，建國以來他又一直位居文藝界的高位。《紀要》的嚴重指責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汗流浹背，坐立不安。
看來躲是躲不過了，不如先向自己放一把火。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上，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所作的《關於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報告後，在會上即席發言，講出了當時令文化界頗為震驚的一段話：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說了這些違心的話不幾天，郭沫若就到四川去了。他想回老家看看，緩解一下緊張的心情。
誰知，正在上海組織人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對於郭沫若的講話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他通過電話，要求《光明日報》儘快發表郭沫若的講話，要使這篇東西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一發“信號彈”。最後，郭沫若的講話稿被送到了毛澤東的辦公桌上。毛澤東看了感到很好，這個時候正需要有聲望有影響的人出來講這樣的話，於是大筆一揮，同意見報。4月28日，《光明日報》刊登了郭沫若的講話，題目是《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群眾服務》。5月5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講話。
郭沫若要求“燒書”的講話公開發表後，在國內外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國內知識分子讀後瞠目結舌，一些造反派藉此要求打倒郭沫若。國外反動勢力利用講話大肆反華，攻擊中國。許多日本友好人士要求到中國訪問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發表“燒書”言論。一時，弄得郭沫若狼狽不堪。郭沫若不得不出面解釋他要自己“燒書”的意思。7月4日，他在北京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向與會作家闡述了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和方針，同時，也為自己的講話作了一番解釋，說：“日本有一位批評家，說我是被迫檢討，要燒自己的書，比二千多年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還要殘暴和傲慢”，“我檢討了我自己……這是我的責任感的升華，完全是出自我內心深處的聲音”。“作為對人民負責的革命作家要不斷進行自我改造，不斷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在我們這裡是極其平常的事。”
1967年8月，郭沫若在回復一位文學青年的信中，對於“燒書”的說法又作了一種新的解釋。他說：“鳳凰每經五千年要自焚一次，從火中再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燒掉’的意思。”
然而，不管郭沫若如何解釋他的“自焚”與“再生”，他的講話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起到了不好的政治效果，被康生、江青之流利用推動了極“左”思潮的進一步擴張，而郭沫若本身也並未因此而逃脫“文革”的災難。
兩年中失去兩個兒子，郭沫若仍需高聲頌揚“文化大革命”就在郭沫若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在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發言闡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時，北京大學已經開闢了一個專門批判郭沫若的專欄，那裡貼滿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報。這與江青一夥放出的批判信號緊密聯繫在一起。
八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讀了徐正之的信稿後，還寫了一封回信，內容如下：
大作拜讀了，謝謝您的指教。謹如囑"掛號退還"。我自己也希望能成為"一個徹底的'辨證'唯物主義者。"鳳凰每經五百年要自焚一次，從火中再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燒掉"的意思。
看來，郭沫若"燒掉"的意思，就是"鳳凰再生"、"新生"的意思。
“文革”中的郭沫若
作者：闞民
導火索在文藝界燃起，有人將批判矛頭指向郭沫若“文化大革命”的風暴颳起於文化界。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20天後，《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文章，由此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經過建國後一系列政治風波的郭沫若，預感到這嘲運動”來勢兇猛，內心十分惶惑。一邊，發動“革命”的是自己幾十年緊緊追隨的毛澤東，另一邊，運動一開始牽連出來的就是自己幾十年知之甚深的知交老友。說吳晗、田漢、翦伯贊這些人“反黨反社會主義”，郭沫若怎麼能接受呢?
文藝界的揭發批判讓郭沫若感到十分迷惘和痛苦，唇亡齒寒，他預感到自己也在危崖邊上。左右為難之下，郭沫若只好“退避三舍”。
1966年1月，郭沫若給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了一封轉請辭職的信：我很久以來的一個私願，今天向你用書面陳述。
我耳聾，近來視力也很衰退，對於科學院的工作一直沒有盡職。我自己的心裡是很難過的。懷慚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辭去有關科學院的一切職務(院長、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科技大學校長等等)，務請加以考慮，並轉呈領導上批准。
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遠的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請鑑察。
郭沫若的辭職未被批准。
他感到災難的腳步正在向自己逼近。一些人開始把批判的矛頭指向郭沫若。他們直接給郭沫若寫信寄稿，對他的文藝作品和史學著作中的一些觀點提出質問，有的問題上綱上線，措詞相當刻保比如對郭沫若《滿江紅·領袖頌》中的“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有人指責說：全國人民都唱《東方紅》，你為什麼要說“東方白”?用意何在?“國防文學”是投降主義的口號，你為什麼在抗戰的時候支持這個口號?
種種問題，有的令郭沫若啼笑皆非，有的令他十分氣憤。
郭沫若說：讓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燒個精光大吉儘管郭沫若對於“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批判活動很不理解，也很不滿意，但他看了許多批判自己的來信以後，心情是沮喪而沉痛的。
1966年4月，林彪、江青一夥炮製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在《解放軍報》公布了。他們全盤否定了“五四”以來，特別是30年代文藝工作以及建國以來文藝工作的全部成就，誣衊建國以來的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結合”;聲稱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五四”至三四十年代創作的，建國以來他又一直位居文藝界的高位。《紀要》的嚴重指責不能不使郭沫若感到汗流浹背，坐立不安。
看來躲是躲不過了，不如先向自己放一把火。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上，聽了文化部副部長石西民所作的《關於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報告後，在會上即席發言，講出了當時令文化界頗為震驚的一段話：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說了這些違心的話不幾天，郭沫若就到四川去了。他想回老家看看，緩解一下緊張的心情。
誰知，正在上海組織人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對於郭沫若的講話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他通過電話，要求《光明日報》儘快發表郭沫若的講話，要使這篇東西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一發“信號彈”。最後，郭沫若的講話稿被送到了毛澤東的辦公桌上。毛澤東看了感到很好，這個時候正需要有聲望有影響的人出來講這樣的話，於是大筆一揮，同意見報。4月28日，《光明日報》刊登了郭沫若的講話，題目是《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群眾服務》。5月5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篇講話。
郭沫若要求“燒書”的講話公開發表後，在國內外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國內知識分子讀後瞠目結舌，一些造反派藉此要求打倒郭沫若。國外反動勢力利用講話大肆反華，攻擊中國。許多日本友好人士要求到中國訪問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發表“燒書”言論。一時，弄得郭沫若狼狽不堪。郭沫若不得不出面解釋他要自己“燒書”的意思。7月4日，他在北京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向與會作家闡述了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和方針，同時，也為自己的講話作了一番解釋，說：“日本有一位批評家，說我是被迫檢討，要燒自己的書，比二千多年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還要殘暴和傲慢”，“我檢討了我自己……這是我的責任感的升華，完全是出自我內心深處的聲音”。“作為對人民負責的革命作家要不斷進行自我改造，不斷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在我們這裡是極其平常的事。”
1967年8月，郭沫若在回復一位文學青年的信中，對於“燒書”的說法又作了一種新的解釋。他說：“鳳凰每經五千年要自焚一次，從火中再生。這就是我所說的‘燒掉’的意思。”
然而，不管郭沫若如何解釋他的“自焚”與“再生”，他的講話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起到了不好的政治效果，被康生、江青之流利用推動了極“左”思潮的進一步擴張，而郭沫若本身也並未因此而逃脫“文革”的災難。
兩年中失去兩個兒子，郭沫若仍需高聲頌揚“文化大革命”就在郭沫若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在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發言闡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時，北京大學已經開闢了一個專門批判郭沫若的專欄，那裡貼滿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報。這與江青一夥放出的批判信號緊密聯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