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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用了，而且也稱"《敘錄》"。可見，錢穆用了梁氏的論著，但未註明出處。梁氏循《四庫提要》的思路討論《列子》，用了該書的觀點，在文中提到《四庫提要》;而《系年》雖然用了前人的著作，但在其文中我們既找不到梁氏之書名，也未見有《四庫提要》的文字。
《系年》受益於早於它的論著，是至為明顯的，有的考證從材料到結論與早於它的有關論著的字句都一樣。如《系年·吳起傳左傳》條與《四庫提要·春秋左傳正義》條，就是一個典型事例。當然，錢穆也稍稍改動了一些文字。比如，某人的姓名被其字或號所代替，或者相反。例如"王安石"改為"王荊公"，前者為名，"荊公"即王安石的封爵"荊國公"的簡稱;"葉夢得"，錢穆改為"葉石林"，"石林"是葉夢得的號;"朱子"被改成"朱晦庵";而"左丘明"的號，大概查不到，為了有所區別，將"丘"加了一個"阝"，成了"邱"。至於"宋元諸儒"，則被改成"宋後諸儒"。還有的字句被錢穆置於其雙行小字的夾注內。可以肯定地說，《四庫提要》的文字，錢穆用了，但在《系年·吳起傳左傳》考中未註明出處。
《系年》得益於梁啓超的論著不少。如有關孔子門人漆雕開的考證，梁氏的《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中，《漆雕子》和《宓子》兩條中的有關文字雖然不多，但使《系年》獲益不淺，被吸收在其考辨二九和一六三之中。不過，梁誤將《漆雕子》一書的篇數"十三篇"，說成了"十二篇"，也給《系年》製造了一個矛盾。《系年》對此產生了兩說。一為考辨二九，與梁說同，此說我們僅見於梁氏之書;一為考辨一六三的"十三篇"說。再如，吳起為法家說錢氏受益於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又如，"《商君書》非商鞅所著"說，梁啓超在其《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中用了《四庫提要·商子》條的材料，證明《商君書》為後人所作：1.該書第一篇即稱孝公之諡;2.《徠民篇》、《弱民篇》為商鞅死後之作。梁氏註明了引自《四庫提要》;《系年》卻未說引自何書。因此，不查早於《系年》的梁氏等人之書，人們還以為，這是錢穆的一大發現呢!這樣的例子還有，就不一一列舉了。
錢穆對前人研究的成果，有的吸收,有的取折衷;有的持與前人截然相反的觀點,有的被化整為零，分別放進其數"考"之中，而且這類"考"多屬細小問題。
至此，真相大白，郭沫若"抄襲"說，是不能成立的，此說純屬無中生有，詬誣賢者!
二、郭沫若的"燒書"說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上，突然宣布：
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沒有學好毛澤東思想，沒有用好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所以有時候階級觀點模糊。(《十批判書》手跡影印初版1945年重慶群益出版社)
兩個星期後，《光明日報》於四月二十八日，全文發表了這一講話，而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又過了一個星期，即五月五日才轉載。這件爆炸性的新聞，在國內、國外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使很多人感到驚訝和不理解，人們一時議論紛紛。不少人認為，這是郭沫若發出"他已經成為'文化大革命'對象的信號，說明他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一些外國朋友，特別是日本朋友，也對此表示了極大的關注。
"焚書"說緣起早在"文革"剛剛拉開序幕的時候，對明史專家吳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就已經牽連到了不少歷史學家，郭沫若當然也不能例外。他雖然已經預感到不妙，並且向他的秘書說了如下的話：
我只是擺設嘛，我耳朵聽不清，又不善於搞行政工作，讓我掛那麼多頭銜，來了運動我就要檢討(王廷芳：《周總理和郭老的友誼》)。
談話充分表達了郭沫若當時惶恐不安的心情。但是，從談話內容，人們不難看出，郭沫若對"文革"的破壞性，以及"文革"可能給他帶來的災難的估計是不足的。後來事態的發展，使得他開始清醒。雖然他早有辭去行政職務的想法，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向任何人提過。"文革"使他下決心，於一九六六年初寫信給當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的張勁夫，提出辭去自己所擔任的院長職務。但未獲准。儘管郭沫若仍然擔任著許多要職，然而，在那個年代，他像很多人一樣，已到了基本上無法工作的地步。
第四屆人大代表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上，他在聽取了石西民代表文化部所作的工作報告以後，講出了要將自己以前的東西全部燒掉的意向。
"講話"記錄發表的內幕郭沫若關於"燒書"的發言，引起了已經紅極一時大權在握的"中央文革籌備小組"領導人之一康生的興趣，他向人大常委會要這個發言記錄。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連貫為慎重起見，拿著整理好的記錄稿，親自到郭沫若家中，請他斟酌一下。郭沫若做了一些修改，便交連貫帶走了。
康生拿到郭沫若的發言記錄後，曾送給正在外地的毛澤東。不久，康生讓《光明日報》於四月二十八日公開發表了這個發言。之後，又過了一個星期，才由《人民日報》轉載。這是極為反常的事件。因為在過去，大多是別的報刊轉載《人民日報》的報導。所以反常，主要是由於"中央文革籌備小組"當時對《人民日報》的負責人態度冷淡之故，而《光明日報》的負責人穆欣此時又是"中央文革籌備小組"的成員之一。至於康生要講話記錄的事，郭沫若在當時是一無所知。
郭沫若對"燒書"說的解釋郭沫若對自己發言的解釋，不只一次。最早的解釋是"講話"公開發表後不久。是年五月上旬，在他接待來訪的外賓時，他深知由於國際友人的關心，這是接待交談的必然話題，所以郭沫若有意識地把接待來訪者的地點安排在自己的家裡，以便讓這些關心他的國際友人知道：郭沫若還是原來的郭沫若，郭沫若寫的書還放在書櫥里，並沒有燒掉。他在回答朋友們的詢問時，先讓大家看看自己的勞動果實，然後告訴人們關於"燒書"不是真的要燒，本意是"要像鳳凰涅槃那樣在自焚後從火中再生"，來訪的友人聽了郭沫若的解釋之後，放心了。
除了多次口頭解釋"焚書"說之外，郭沫若還有一個書面的答疑。
青年教師徐正之，正在撰寫一篇有關郭沫若歷史劇本《武則天》的文章，他讀了郭沫若的"燒書"說後，認為郭沫若的發言是缺乏辯證觀點的，片面的，也是偏激的。而這種過激的思想與言論，極易把運動引入歧途。於是徐正之就將自己對發言的看法增進自己正在撰寫的文稿中。對"燒書"說進行了批判。他指出"簡單的燒掉是不科學的，也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真正的共產黨人要敢于堅持真理、敢於修正自己的錯誤"，他還援引了毛澤東"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語錄，"希望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是一名勇敢鬥士的郭沫若，在新的歷史時期更要建樹新的功勳，努力過好社會主義革命關"。
《系年》受益於早於它的論著，是至為明顯的，有的考證從材料到結論與早於它的有關論著的字句都一樣。如《系年·吳起傳左傳》條與《四庫提要·春秋左傳正義》條，就是一個典型事例。當然，錢穆也稍稍改動了一些文字。比如，某人的姓名被其字或號所代替，或者相反。例如"王安石"改為"王荊公"，前者為名，"荊公"即王安石的封爵"荊國公"的簡稱;"葉夢得"，錢穆改為"葉石林"，"石林"是葉夢得的號;"朱子"被改成"朱晦庵";而"左丘明"的號，大概查不到，為了有所區別，將"丘"加了一個"阝"，成了"邱"。至於"宋元諸儒"，則被改成"宋後諸儒"。還有的字句被錢穆置於其雙行小字的夾注內。可以肯定地說，《四庫提要》的文字，錢穆用了，但在《系年·吳起傳左傳》考中未註明出處。
《系年》得益於梁啓超的論著不少。如有關孔子門人漆雕開的考證，梁氏的《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中，《漆雕子》和《宓子》兩條中的有關文字雖然不多，但使《系年》獲益不淺，被吸收在其考辨二九和一六三之中。不過，梁誤將《漆雕子》一書的篇數"十三篇"，說成了"十二篇"，也給《系年》製造了一個矛盾。《系年》對此產生了兩說。一為考辨二九，與梁說同，此說我們僅見於梁氏之書;一為考辨一六三的"十三篇"說。再如，吳起為法家說錢氏受益於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又如，"《商君書》非商鞅所著"說，梁啓超在其《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中用了《四庫提要·商子》條的材料，證明《商君書》為後人所作：1.該書第一篇即稱孝公之諡;2.《徠民篇》、《弱民篇》為商鞅死後之作。梁氏註明了引自《四庫提要》;《系年》卻未說引自何書。因此，不查早於《系年》的梁氏等人之書，人們還以為，這是錢穆的一大發現呢!這樣的例子還有，就不一一列舉了。
錢穆對前人研究的成果，有的吸收,有的取折衷;有的持與前人截然相反的觀點,有的被化整為零，分別放進其數"考"之中，而且這類"考"多屬細小問題。
至此，真相大白，郭沫若"抄襲"說，是不能成立的，此說純屬無中生有，詬誣賢者!
二、郭沫若的"燒書"說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上，突然宣布：
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沒有學好毛澤東思想，沒有用好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所以有時候階級觀點模糊。(《十批判書》手跡影印初版1945年重慶群益出版社)
兩個星期後，《光明日報》於四月二十八日，全文發表了這一講話，而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又過了一個星期，即五月五日才轉載。這件爆炸性的新聞，在國內、國外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使很多人感到驚訝和不理解，人們一時議論紛紛。不少人認為，這是郭沫若發出"他已經成為'文化大革命'對象的信號，說明他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一些外國朋友，特別是日本朋友，也對此表示了極大的關注。
"焚書"說緣起早在"文革"剛剛拉開序幕的時候，對明史專家吳晗的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就已經牽連到了不少歷史學家，郭沫若當然也不能例外。他雖然已經預感到不妙，並且向他的秘書說了如下的話：
我只是擺設嘛，我耳朵聽不清，又不善於搞行政工作，讓我掛那麼多頭銜，來了運動我就要檢討(王廷芳：《周總理和郭老的友誼》)。
談話充分表達了郭沫若當時惶恐不安的心情。但是，從談話內容，人們不難看出，郭沫若對"文革"的破壞性，以及"文革"可能給他帶來的災難的估計是不足的。後來事態的發展，使得他開始清醒。雖然他早有辭去行政職務的想法，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向任何人提過。"文革"使他下決心，於一九六六年初寫信給當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的張勁夫，提出辭去自己所擔任的院長職務。但未獲准。儘管郭沫若仍然擔任著許多要職，然而，在那個年代，他像很多人一樣，已到了基本上無法工作的地步。
第四屆人大代表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上，他在聽取了石西民代表文化部所作的工作報告以後，講出了要將自己以前的東西全部燒掉的意向。
"講話"記錄發表的內幕郭沫若關於"燒書"的發言，引起了已經紅極一時大權在握的"中央文革籌備小組"領導人之一康生的興趣，他向人大常委會要這個發言記錄。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連貫為慎重起見，拿著整理好的記錄稿，親自到郭沫若家中，請他斟酌一下。郭沫若做了一些修改，便交連貫帶走了。
康生拿到郭沫若的發言記錄後，曾送給正在外地的毛澤東。不久，康生讓《光明日報》於四月二十八日公開發表了這個發言。之後，又過了一個星期，才由《人民日報》轉載。這是極為反常的事件。因為在過去，大多是別的報刊轉載《人民日報》的報導。所以反常，主要是由於"中央文革籌備小組"當時對《人民日報》的負責人態度冷淡之故，而《光明日報》的負責人穆欣此時又是"中央文革籌備小組"的成員之一。至於康生要講話記錄的事，郭沫若在當時是一無所知。
郭沫若對"燒書"說的解釋郭沫若對自己發言的解釋，不只一次。最早的解釋是"講話"公開發表後不久。是年五月上旬，在他接待來訪的外賓時，他深知由於國際友人的關心，這是接待交談的必然話題，所以郭沫若有意識地把接待來訪者的地點安排在自己的家裡，以便讓這些關心他的國際友人知道：郭沫若還是原來的郭沫若，郭沫若寫的書還放在書櫥里，並沒有燒掉。他在回答朋友們的詢問時，先讓大家看看自己的勞動果實，然後告訴人們關於"燒書"不是真的要燒，本意是"要像鳳凰涅槃那樣在自焚後從火中再生"，來訪的友人聽了郭沫若的解釋之後，放心了。
除了多次口頭解釋"焚書"說之外，郭沫若還有一個書面的答疑。
青年教師徐正之，正在撰寫一篇有關郭沫若歷史劇本《武則天》的文章，他讀了郭沫若的"燒書"說後，認為郭沫若的發言是缺乏辯證觀點的，片面的，也是偏激的。而這種過激的思想與言論，極易把運動引入歧途。於是徐正之就將自己對發言的看法增進自己正在撰寫的文稿中。對"燒書"說進行了批判。他指出"簡單的燒掉是不科學的，也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真正的共產黨人要敢于堅持真理、敢於修正自己的錯誤"，他還援引了毛澤東"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語錄，"希望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是一名勇敢鬥士的郭沫若，在新的歷史時期更要建樹新的功勳，努力過好社會主義革命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