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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甘泉：在對郭沫若的研究中，應該注意把他放在二十世紀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審視。郭沫若既是文學家、史學家，又是革命家。對他的研究，不僅關係到他本人在文學、史學等方面的成就和不足，而且也關係到中國二十世紀整個學術史、文化史中的諸多問題。目前的學術環境為客觀研究這些問題提供了條件，我們應當以平和的心態，實事求是地反思過去。
瞿林東：郭沫若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上任何人都無法迴避、無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學術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貢獻決定的。像他這樣在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古器物學、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的學者，二十世紀中國史上沒有幾人，二十世紀以前亦不多見。對郭沫若的“反思”，實際上涉及到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如何認識的問題，即二十世紀的優秀文化遺產是什麼，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方向何在這個根本問題。對郭沫若的評價要像對任何歷史人物的評價一樣，堅持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堅持“知人論世”的原則，不能脫離一定的歷史條件，要著重揭示本質和主流。如果顛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誇大到無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衊和謾罵，那就背離了評價歷史人物應有的原則和方法;這同無限拔高一個歷史人物的做法一樣，都是不可取的。
楊天石：郭沫若是二十世紀的文化巨人、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運動以後，像郭沫若這樣在許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這個詞來形容。郭沫若在學術的若干領域，特別是在中國詩歌史上，在中國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輝煌的、巨大的。這些年，特別是近幾年來對郭沫若的批評，有的符合事實，有的是歪曲事實的。出現批評和新的看法，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從總體上說，它會推動學術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一個正常的學術環境應當是有批評有反批評的，但是，在對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學者採取了輕薄的態度，這是不正確的，應該注意以科學的態度來對他進行研究。
龔書鐸：今天研究郭沫若，應當有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研究人物終歸離不開評價，而評價就要求實事求是。郭沫若是戎馬書生，是文化戰士，很有號召力。現在有的批評文章對郭沫若的學術人品持否定態度，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對年輕人有不好的影響。我們要客觀地研究郭沫若，澄清一些問題是很重要的。這些年來，有的人將糟踏郭沫若看成一種時髦，這種傾向是不正確的。
王戎笙：即便在台灣的學者中，郭沫若有關古代史研究的著作還是必讀書。有的人以罵倒名人來出名，用偽造的、不實的資料干擾郭沫若研究，對青年人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對郭沫若的成就要實事求是地、公正地評價，要通過他的著作的初版本來了解作者原貌，同時也要注意通過初版本和不同時期的修改本的對照來研究郭沫若思想的發展和變化。
郭沫若一次得意的演講
作者：師文
1944年12月30日，法國名作家羅曼·羅蘭逝世。翌年1月4日消息傳到重慶。重慶進步的文化界決定召開規模較大的追悼會，此舉得到郭沫若贊同，又得法國文化參贊葉里賽夫、美國文化參贊兼新聞處長費正清等襄助，把日期和會議程序定了下來。
開會這天，聽眾和觀眾非常擁擠，但秩序井然，鴉雀無聲。大會主席宋慶齡宣布開會，戲劇家洪深任司儀，監察院院院長于右任致開幕詞。法國參贊葉里賽夫作為生前友好報告羅曼·羅蘭生平。接著就是郭沫若演講。
郭沫若從法國作家講起，講到中國國內，又講到震動全國的汀桂大撤退。他嚴厲申斥一個人，此人掌管中國的海陸空軍;他生動描繪中國軍隊如何狼狽撤退、潰不成軍等等，他說這都應該由此人負全責。這時，每當他說一句，台下就響起一陣掌聲。到了高潮處，他簡直揪心捶胸、瀝血嘶聲，大聲怒斥坐在他背後的那個人。那就是掛了一身軍功勳章的何應欽。聽眾觀眾很快就發現郭罵的就是他。群眾的掌聲如潮水湧起。
那個何應欽呢，當然也知道罵的是他，白白胖胖一身肥肉，居然不動聲色。人家鼓掌，他也鼓掌，一直到郭沫若罵完為止。
當年與會的老作家徐遲說：“這次演講可是我從來都沒有聽見過的，再沒有比這更精彩、更鋒利的演講了。恐怕郭老自己也會認為，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次演講了。”
關於郭沫若“抄襲”說與“焚書”說
作者：翟清福
關於郭沫若的學術著作，有兩件事在學術界流傳已久，而且有一定的影響。其一，有人指責郭沫若的學術，缺乏應有的道德。其理由是說他有抄襲行為。其證據是，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十批判書》(以下簡稱《十批》)，抄襲了錢穆於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先秦諸子系年》一書(以下簡稱《系年》);另一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自己還有要"焚書"之說。這兩件事都是關係到人們對郭沫若著作的看法問題，因此，有必要弄清真相。
一、郭沫若"抄襲"說
這樁學術公案，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香港、台灣學術界，有不少人是深信不疑的，甚至認為，郭沫若的一切著作都應否定。
一樁學術冤案說郭沫若"抄襲"者，只將《十批》和《系年》兩書中，討論同一問題所徵引的文獻資料和論斷進行簡單的比較，加上有傾向性的按語，擺出了兩書相同的文字，很能蒙蔽人。
從表面看，兩書都是研究先秦諸子的，郭書比錢書晚出十年，確有抄書之嫌。然而，人們只要跳出"相同文字"對比的圈子，就會豁然開朗，見到這樁學術公案的真相。
兩書性質不同。《十批》的用意在解釋思想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是企圖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說明先秦諸子反映了怎樣的社會變動;《系年》則以建立年代學為主，是用年輪推算方法考證諸子年代之作。因此兩書側重點不同。
"抄襲"說的真相任何一位學者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礎上進行的，郭沫若、錢穆也不例外。人們只要將《系年》出版以前的有關論著和《系年》做比較研究，就會發現：該書與《十批》論斷相同的問題，幾乎無一不是早於《系年》的學者講過的。當代學者有之，清代著作有之，有的甚至還可以追溯到宋代人。如列子與子產是同一時代人的問題，不是錢穆考證發現的。早在宋代王應麟的《困學紀聞》一書，在討論列子時就有。該書所徵引的文獻，被《系年》所採用，論斷也用了。但是，《系年》在其《列禦寇考》中，對《困學紀聞》及其作者隻字未提。
關於列子，《四庫全書總目》論述列子所徵引的古文獻，如劉向《敘錄》、柳宗元《列子辨》、高似孫《子略》諸書，梁啓超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中都引用了，先後順序一樣，論斷也相似。所不同的是，《四庫提要》所說"劉向校上奏"語，在梁書中稱"劉向《敘錄》";《系年》呢
瞿林東：郭沫若是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上任何人都無法迴避、無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學術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貢獻決定的。像他這樣在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古器物學、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的學者，二十世紀中國史上沒有幾人，二十世紀以前亦不多見。對郭沫若的“反思”，實際上涉及到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發展道路如何認識的問題，即二十世紀的優秀文化遺產是什麼，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方向何在這個根本問題。對郭沫若的評價要像對任何歷史人物的評價一樣，堅持科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堅持“知人論世”的原則，不能脫離一定的歷史條件，要著重揭示本質和主流。如果顛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誇大到無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衊和謾罵，那就背離了評價歷史人物應有的原則和方法;這同無限拔高一個歷史人物的做法一樣，都是不可取的。
楊天石：郭沫若是二十世紀的文化巨人、中國歷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運動以後，像郭沫若這樣在許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這個詞來形容。郭沫若在學術的若干領域，特別是在中國詩歌史上，在中國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輝煌的、巨大的。這些年，特別是近幾年來對郭沫若的批評，有的符合事實，有的是歪曲事實的。出現批評和新的看法，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從總體上說，它會推動學術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一個正常的學術環境應當是有批評有反批評的，但是，在對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學者採取了輕薄的態度，這是不正確的，應該注意以科學的態度來對他進行研究。
龔書鐸：今天研究郭沫若，應當有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研究人物終歸離不開評價，而評價就要求實事求是。郭沫若是戎馬書生，是文化戰士，很有號召力。現在有的批評文章對郭沫若的學術人品持否定態度，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對年輕人有不好的影響。我們要客觀地研究郭沫若，澄清一些問題是很重要的。這些年來，有的人將糟踏郭沫若看成一種時髦，這種傾向是不正確的。
王戎笙：即便在台灣的學者中，郭沫若有關古代史研究的著作還是必讀書。有的人以罵倒名人來出名，用偽造的、不實的資料干擾郭沫若研究，對青年人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對郭沫若的成就要實事求是地、公正地評價，要通過他的著作的初版本來了解作者原貌，同時也要注意通過初版本和不同時期的修改本的對照來研究郭沫若思想的發展和變化。
郭沫若一次得意的演講
作者：師文
1944年12月30日，法國名作家羅曼·羅蘭逝世。翌年1月4日消息傳到重慶。重慶進步的文化界決定召開規模較大的追悼會，此舉得到郭沫若贊同，又得法國文化參贊葉里賽夫、美國文化參贊兼新聞處長費正清等襄助，把日期和會議程序定了下來。
開會這天，聽眾和觀眾非常擁擠，但秩序井然，鴉雀無聲。大會主席宋慶齡宣布開會，戲劇家洪深任司儀，監察院院院長于右任致開幕詞。法國參贊葉里賽夫作為生前友好報告羅曼·羅蘭生平。接著就是郭沫若演講。
郭沫若從法國作家講起，講到中國國內，又講到震動全國的汀桂大撤退。他嚴厲申斥一個人，此人掌管中國的海陸空軍;他生動描繪中國軍隊如何狼狽撤退、潰不成軍等等，他說這都應該由此人負全責。這時，每當他說一句，台下就響起一陣掌聲。到了高潮處，他簡直揪心捶胸、瀝血嘶聲，大聲怒斥坐在他背後的那個人。那就是掛了一身軍功勳章的何應欽。聽眾觀眾很快就發現郭罵的就是他。群眾的掌聲如潮水湧起。
那個何應欽呢，當然也知道罵的是他，白白胖胖一身肥肉，居然不動聲色。人家鼓掌，他也鼓掌，一直到郭沫若罵完為止。
當年與會的老作家徐遲說：“這次演講可是我從來都沒有聽見過的，再沒有比這更精彩、更鋒利的演講了。恐怕郭老自己也會認為，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次演講了。”
關於郭沫若“抄襲”說與“焚書”說
作者：翟清福
關於郭沫若的學術著作，有兩件事在學術界流傳已久，而且有一定的影響。其一，有人指責郭沫若的學術，缺乏應有的道德。其理由是說他有抄襲行為。其證據是，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十批判書》(以下簡稱《十批》)，抄襲了錢穆於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先秦諸子系年》一書(以下簡稱《系年》);另一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自己還有要"焚書"之說。這兩件事都是關係到人們對郭沫若著作的看法問題，因此，有必要弄清真相。
一、郭沫若"抄襲"說
這樁學術公案，無論是在大陸，還是在香港、台灣學術界，有不少人是深信不疑的，甚至認為，郭沫若的一切著作都應否定。
一樁學術冤案說郭沫若"抄襲"者，只將《十批》和《系年》兩書中，討論同一問題所徵引的文獻資料和論斷進行簡單的比較，加上有傾向性的按語，擺出了兩書相同的文字，很能蒙蔽人。
從表面看，兩書都是研究先秦諸子的，郭書比錢書晚出十年，確有抄書之嫌。然而，人們只要跳出"相同文字"對比的圈子，就會豁然開朗，見到這樁學術公案的真相。
兩書性質不同。《十批》的用意在解釋思想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是企圖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說明先秦諸子反映了怎樣的社會變動;《系年》則以建立年代學為主，是用年輪推算方法考證諸子年代之作。因此兩書側重點不同。
"抄襲"說的真相任何一位學者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礎上進行的，郭沫若、錢穆也不例外。人們只要將《系年》出版以前的有關論著和《系年》做比較研究，就會發現：該書與《十批》論斷相同的問題，幾乎無一不是早於《系年》的學者講過的。當代學者有之，清代著作有之，有的甚至還可以追溯到宋代人。如列子與子產是同一時代人的問題，不是錢穆考證發現的。早在宋代王應麟的《困學紀聞》一書，在討論列子時就有。該書所徵引的文獻，被《系年》所採用，論斷也用了。但是，《系年》在其《列禦寇考》中，對《困學紀聞》及其作者隻字未提。
關於列子，《四庫全書總目》論述列子所徵引的古文獻，如劉向《敘錄》、柳宗元《列子辨》、高似孫《子略》諸書，梁啓超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考釋》中都引用了，先後順序一樣，論斷也相似。所不同的是，《四庫提要》所說"劉向校上奏"語，在梁書中稱"劉向《敘錄》";《系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