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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基在《不合時宜的思想》中表明無論政權掌握在誰的手裡，他都 將採取批判的態度。所以高爾基是偉大的。知識分子應該有自己獨立的意 識，應該與權力保持距離。以索忍尼辛為代表的二十世紀俄羅斯知識分 子的存在方式和歷史命運，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範例。在前蘇聯，索爾仁 尼琴提出“別相信、別害怕、別原諒”和“不撒謊地生活”的信條，並在 創作和生活中貫徹了這一信條，他因此受到了迫害，被關進集中營，被流 放，直至被逐。到了美國，他並沒有因為主人慷慨的收留而感激不已，而 是很快批評起唯利是圖的美國社會和美國式的價值觀來，甚至稱美國為 “惡的帝國”，引得美國當局對他大為不滿。在度過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 回到俄羅斯後，他又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以葉爾欽為代表的俄羅斯新當權 派，並拒絕領取葉爾欽頒給他的聖安德烈勳章。他就是以這樣一種態度來 顯示自己作為一個思想家、文學家的強大的存在。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我們呼喚英雄(但我們不需要“高、大、全”式的 英雄);在道德品質墮落、價值體系崩潰的時候，我們呼籲、切盼恢復和 重建。我們應該擯棄那種簡單的因言廢人或因言立人的邏輯。不能因為周 作人文章好就想隱瞞他當漢奸的歷史真相，所謂“好漢奸”只能使我們的 民族蒙羞，使知識分子形象受損。在需要“吶喊”的時候，希望知識分子 不再集體失語，不再集體思想陽痿，尤其不能使它傳宗接代。郭沫若的悲 劇還是不重演的好。我們覺得那些敢於評說郭沫若的人其實並不是為了使 自己“崇高”，倒是那些諷刺別人的人顯得別有用心，他們是不是在盼望 “城頭變換大王旗”?
郭沫若母親的“詩教”
作者：周彬
2000年11月10日 10:15
郭沫若之所以能成為大文豪、大學者，除了他自己天資聰穎，勤奮好學之外，與其幼年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開的，尤其他的母親杜邀貞對他的成長起過特別重要的作用。
據郭沫若自己回憶，他的外祖父杜琢璋這位清末的二甲進士任貴州黃平州的州官時，當地苗族人民因不堪欺凌而奮起反抗，攻破了黃州城，杜琢璋及其家人死於戰亂中，而杜邀貞自幼即是父母雙亡的孤兒，雖從未讀過一天書，但她都能憑著資質聰穎，靠平時的耳聞目染，不但識文斷字，而且還默記了許多唐詩宋詞。
在郭沫若發蒙前，母親教他記誦了不少詩，其中有一首唐詩記得特別牢。這首詩是：
淡淡長江水，悠悠遠客情。
落花相與恨，到地亦無聲。
母親杜邀貞有意無意地培養，形成了郭沫若噴涌不絕的“詩泉”，形成了他那無法抑制的創作激情，造就了二十世紀中國的偉大詩人，誕生了像《女神》那樣不朽的詩篇。
郭沫若四歲半就入了私塾，這並非出於父母的逼迫，而是他本人自願的要求。郭沫若後來說這裡有母親的詩教在起著作用。
公正評價郭沫若
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執教的余英時在80年代撰長文《〈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指責郭沫若《十批判書》抄襲乃師錢穆著作《先秦諸子系年》。此後，國內也有人繼起評郭，而其所評多不出余氏所指範圍。
如果真如余英時所說，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人在40年代定會著文指出這一點，這些人被認為有自由主義傳統，政治立場顯然與郭沫若不相同。但事實上，他們幾位都對郭的史學成就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
40年代中期，顧頡剛寫《當代中國史學》，其中寫到：“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是郭沫若和陶希聖兩位先生，事實上也只有他們兩位最有成績。《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是一部極有價值的偉著。中國古代社會的真相，自有此書後，我們才摸著一些邊際。”
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進行第一屆院士選舉，胡適的日記中記下了他所提的候選人，其中就有郭沫若。據說力爭郭沫若當選的是傅斯年。我們提及這些事，是因為覺得這可能對於我們全面認識郭沫若的歷史定位有幫助。
郭沫若與王芸生：誰看清了歷史?
作者：謝泳
前幾年，因為寫了一篇與王芸生有關的文章，我得以認識他的兒子王芝琛先生。我們見面時，曾談起過當年大公報和王芸生的一些情況。王芸生晚年和王芝琛有過很深入的談話，幾乎涉及一切問題。王芝琛告訴我，王芸生四九年以後是一本小說都不看的，但在五十年代，他曾看過一本蘇聯小說，就是上下兩本的《旅順口》，看完以後氣得臉都白了，很長時間一言不發。我對王芸生沒有做過深入研究，但看過他一些文章和他當年為大公報所寫的社評，總得感覺是，他是一個非常有遠見和歷史感的人，他當年對中國發生的許多大事的看法和評價，是很高明的，雖然他是一個報人，但他比我們許多歷史學家要高明，比如在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基本判斷上，郭沫若的目光與王芸生比起來，就顯得非常短，非常局限。
郭沫若是歷史學家，但他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判斷卻看走了眼。國內為郭沫若辨護的人，就常說郭沫若當年如何勇敢，因為他的名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曾傳誦一時。在那樣的年代，寫出那樣的文章，沒有絕大的勇氣是不可能的，但這只是郭沫若的一面。他後來的選擇對於他個人來說，也許是明智的，但對於一個時代來說，郭沫若的最後選擇，就讓人感到他對中國歷史的判斷，還是沒有眼光。一個學者，只有把學術真正做為天下之公器，才能做到不媚時，不媚俗，才能“孤明先發”，若有私念，再是高才，也有走眼的時候，因為不能出以大公，所以一個學者最後在學術上所能達到的境界，也就非常有限。
在史學界，郭沫若是公認的高才，但他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判斷，卻讓後人感到他是盛名之下其實難符，他至少沒有看準當時中國哪一個政黨是有先進性的。我想說一件他和王芸生的事。
王芸生是當年大公報的主筆，一手好文章，在他主政大公報筆政的時候，他的那些社評也很受歡迎，一時為士林所重。王芸生是自學成才，在那個時代，他也只是一個報人，至多是一個名報人，根本不能和郭沫若相比。郭沫若是高才，涉獵廣泛，自成格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王芸生在重慶和上海大公報上用四天的時間連載了一篇文章《我對中國歷史的一種看法》。這篇文章在王芸生一生中也是一篇代表作，雖然他的時評不可勝數，但像這樣的文章，在王芸生的文字生涯中，還是不多見的。這篇文章發表以後，曾受到當時左翼學者蔡尚思和周振甫的批評，但最厲害的還不是他們兩人，而是郭沫若。郭沫若當時在《周報》(四十六期)和《萌芽》(第一卷第二期)上同時刊登了《摩登唐吉訶德的一種手法》，對王芸生的文章，進行了批評。如今郭王文章俱在，有興趣的讀者可找來一讀，看看他們兩人哪一個說的在理。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我們呼喚英雄(但我們不需要“高、大、全”式的 英雄);在道德品質墮落、價值體系崩潰的時候，我們呼籲、切盼恢復和 重建。我們應該擯棄那種簡單的因言廢人或因言立人的邏輯。不能因為周 作人文章好就想隱瞞他當漢奸的歷史真相，所謂“好漢奸”只能使我們的 民族蒙羞，使知識分子形象受損。在需要“吶喊”的時候，希望知識分子 不再集體失語，不再集體思想陽痿，尤其不能使它傳宗接代。郭沫若的悲 劇還是不重演的好。我們覺得那些敢於評說郭沫若的人其實並不是為了使 自己“崇高”，倒是那些諷刺別人的人顯得別有用心，他們是不是在盼望 “城頭變換大王旗”?
郭沫若母親的“詩教”
作者：周彬
2000年11月10日 10:15
郭沫若之所以能成為大文豪、大學者，除了他自己天資聰穎，勤奮好學之外，與其幼年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開的，尤其他的母親杜邀貞對他的成長起過特別重要的作用。
據郭沫若自己回憶，他的外祖父杜琢璋這位清末的二甲進士任貴州黃平州的州官時，當地苗族人民因不堪欺凌而奮起反抗，攻破了黃州城，杜琢璋及其家人死於戰亂中，而杜邀貞自幼即是父母雙亡的孤兒，雖從未讀過一天書，但她都能憑著資質聰穎，靠平時的耳聞目染，不但識文斷字，而且還默記了許多唐詩宋詞。
在郭沫若發蒙前，母親教他記誦了不少詩，其中有一首唐詩記得特別牢。這首詩是：
淡淡長江水，悠悠遠客情。
落花相與恨，到地亦無聲。
母親杜邀貞有意無意地培養，形成了郭沫若噴涌不絕的“詩泉”，形成了他那無法抑制的創作激情，造就了二十世紀中國的偉大詩人，誕生了像《女神》那樣不朽的詩篇。
郭沫若四歲半就入了私塾，這並非出於父母的逼迫，而是他本人自願的要求。郭沫若後來說這裡有母親的詩教在起著作用。
公正評價郭沫若
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執教的余英時在80年代撰長文《〈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指責郭沫若《十批判書》抄襲乃師錢穆著作《先秦諸子系年》。此後，國內也有人繼起評郭，而其所評多不出余氏所指範圍。
如果真如余英時所說，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人在40年代定會著文指出這一點，這些人被認為有自由主義傳統，政治立場顯然與郭沫若不相同。但事實上，他們幾位都對郭的史學成就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
40年代中期，顧頡剛寫《當代中國史學》，其中寫到：“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是郭沫若和陶希聖兩位先生，事實上也只有他們兩位最有成績。《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是一部極有價值的偉著。中國古代社會的真相，自有此書後，我們才摸著一些邊際。”
1948年南京中央研究院進行第一屆院士選舉，胡適的日記中記下了他所提的候選人，其中就有郭沫若。據說力爭郭沫若當選的是傅斯年。我們提及這些事，是因為覺得這可能對於我們全面認識郭沫若的歷史定位有幫助。
郭沫若與王芸生：誰看清了歷史?
作者：謝泳
前幾年，因為寫了一篇與王芸生有關的文章，我得以認識他的兒子王芝琛先生。我們見面時，曾談起過當年大公報和王芸生的一些情況。王芸生晚年和王芝琛有過很深入的談話，幾乎涉及一切問題。王芝琛告訴我，王芸生四九年以後是一本小說都不看的，但在五十年代，他曾看過一本蘇聯小說，就是上下兩本的《旅順口》，看完以後氣得臉都白了，很長時間一言不發。我對王芸生沒有做過深入研究，但看過他一些文章和他當年為大公報所寫的社評，總得感覺是，他是一個非常有遠見和歷史感的人，他當年對中國發生的許多大事的看法和評價，是很高明的，雖然他是一個報人，但他比我們許多歷史學家要高明，比如在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基本判斷上，郭沫若的目光與王芸生比起來，就顯得非常短，非常局限。
郭沫若是歷史學家，但他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判斷卻看走了眼。國內為郭沫若辨護的人，就常說郭沫若當年如何勇敢，因為他的名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曾傳誦一時。在那樣的年代，寫出那樣的文章，沒有絕大的勇氣是不可能的，但這只是郭沫若的一面。他後來的選擇對於他個人來說，也許是明智的，但對於一個時代來說，郭沫若的最後選擇，就讓人感到他對中國歷史的判斷，還是沒有眼光。一個學者，只有把學術真正做為天下之公器，才能做到不媚時，不媚俗，才能“孤明先發”，若有私念，再是高才，也有走眼的時候，因為不能出以大公，所以一個學者最後在學術上所能達到的境界，也就非常有限。
在史學界，郭沫若是公認的高才，但他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判斷，卻讓後人感到他是盛名之下其實難符，他至少沒有看準當時中國哪一個政黨是有先進性的。我想說一件他和王芸生的事。
王芸生是當年大公報的主筆，一手好文章，在他主政大公報筆政的時候，他的那些社評也很受歡迎，一時為士林所重。王芸生是自學成才，在那個時代，他也只是一個報人，至多是一個名報人，根本不能和郭沫若相比。郭沫若是高才，涉獵廣泛，自成格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王芸生在重慶和上海大公報上用四天的時間連載了一篇文章《我對中國歷史的一種看法》。這篇文章在王芸生一生中也是一篇代表作，雖然他的時評不可勝數，但像這樣的文章，在王芸生的文字生涯中，還是不多見的。這篇文章發表以後，曾受到當時左翼學者蔡尚思和周振甫的批評，但最厲害的還不是他們兩人，而是郭沫若。郭沫若當時在《周報》(四十六期)和《萌芽》(第一卷第二期)上同時刊登了《摩登唐吉訶德的一種手法》，對王芸生的文章，進行了批評。如今郭王文章俱在，有興趣的讀者可找來一讀，看看他們兩人哪一個說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