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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不同的標準，可以把聯盟從形式上分為長期聯盟與臨時聯盟、緊密聯盟與鬆散聯盟、集團聯盟與個人聯盟、政治聯盟與非政治聯盟、公開聯盟與秘密聯盟、簽名聯盟與口頭聯盟等等。每一聯盟可以被劃入不同的種類。考察一個聯盟，並不需要指出它的全部屬性，而只要分析其中主要點、突出點就夠了。一種聯盟是長期的還是臨時的，決定於作為其結盟紐帶的是參與者的長遠目標還是近期目標。以近期目標為聯繫紐帶的聯盟，必定是臨時聯盟；以長遠目標為紐帶的聯盟，自然是長期聯盟。一種聯盟是緊密的還是鬆散的，主要決定於參與者目標的距離程度、聯盟向心力的大小程度以及外部敵人的威脅程度。參與者的目標越是接近，聯盟核心越是堅強，外部敵人的威脅越大，這個聯盟就越緊密；反之，聯盟就越鬆散。一種聯盟是採取公開的形式還是採取秘密的形式，取決於聯盟參加者是否擺脫了共同敵人的控制和威脅，取決於聯盟相對力量的大小，如果組成聯盟的分子處於共同敵人的控制之中，而他們尚無足夠的力量與其相對抗，那一般就採取秘密的形式；反之，聯盟分子不受敵人控制，他們有較大的力量與敵人對抗，那就採取公開的形式。簽名式聯盟缺少保密性，一紙簽名到手，整個聯盟暴露，曹操在董承家發現了簽名盟書，於是知道了這個集團的全部人物，最終徹底粉碎了這個秘密聯盟。但簽名聯盟對參與者有較大的外在約束力，魏國大將鍾會奪取蜀國，進駐成都後，欲反叛司馬昭，他威逼手下將官簽名畫押，與他一起配合行動，就是想要利用簽名聯盟的約束力。
保密
在某些條件下，對自己一方的決策、方案乃至於同盟成員，都需要保守秘密，尤其是領導人掌握計劃和方案的全部內容，更應該慎重地對待保密工作的問題。魏國侍中劉曄在朝廷曾竭力勸告魏主曹睿伐蜀，認為“今若不剿除，後必為大患”，睿點頭答應。劉曄回家後，眾大臣來探問是否有興兵伐蜀一事，曄回答沒有此事，並解釋說： “蜀有山川之險，非可易圖。空費軍馬之勞，於國無益。”大臣楊暨聽到此話後向曹睿反映說： “劉曄曾勸陛下伐蜀，對眾臣又說蜀不可伐，這是犯欺君之罪呀。”曹睿當即召劉曄前來對證，曄對睿說： “我仔細地考慮了一下，還是覺得蜀不可伐。”一會兒，楊暨離去，劉曄奏說： “臣昨日勸陛下伐蜀，乃國之大事，豈可妄泄於人？夫兵者，詭道也，事未發切宜秘之。”(第九十九回)曹睿這才恍然大悟。看來，劉曄正是要將伐蜀決策對楊暨一類眾官員保密。鍾會、鄧艾伐蜀成功後，反相畢露，司馬昭利用二人相互之間的矛盾，讓兵力眾多的鐘會去收服鄧艾，他自己則提大兵前往長安，暗防鍾會兵變，並與親信邵悌商定對此意秘而不泄。大臣賈充秘告司馬昭說，他懷疑鍾會收服鄧艾後會反叛，司馬昭回答他： “如遣汝，亦疑遣汝耶？吾到長安，自有明白。”(第一百十八回)司馬昭的回答，似乎未置可否，似乎又是對賈充懷疑的否定，巧妙地保密了自己的意圖。
當然，泄密於自己身邊的同事或親人，不見得他們就會幹出危害自己利益的事情來，但是，由於消息傳播的連鎖性，秘密很可能通過他們依次被泄漏於第三者、第四者，……最後讓最需要對其保密的人知道，這就誤了大事。曹操門下侍郎黃奎與馬騰密謀，欲裡應外合，誅殺曹操，奎回家後將密謀泄漏於其妾李春香，而黃奎的妻弟苗澤與李春香私通，他正欲得之而無計可施，遂從李春香處打探到黃奎的密謀，向曹操作了匯報，黃奎密謀敗露，全家被捉拿斬首。三國後期，吳主孫亮眼見大將軍孫綝的專橫，寫密詔讓自己的小舅子、黃門侍郎全紀領禁兵斬殺孫綝，事前囑咐他： “此事且不可令卿母知之，卿母乃綝之姊也。倘若泄漏，誤朕匪輕。”(第一百十三回)全紀受詔回家後，遵囑對自己的母親嚴加保密，只將此事密告父親全尚，不料全尚得知此事後，無意間告訴妻子說： “三日內殺孫綝矣。”妻子當面答應該殺，私下卻寫信讓人送與孫綝，孫綝當即領兵將全尚一家捉拿，並依仗兵權，廢掉了孫亮。這裡，知情人以為是自己的親人，就將機密泄漏於他們，但親人卻有意無意地將機密再泄漏於別人，最後傳給保密對象，非但使計劃落空，反倒害了自己性命。人們對同事的保密容易辦到，而對家屬的保密卻不易辦到，可見，對親人的言談正是保密工作的薄弱環節之所在，一定要多加注意。秘密多讓一個人知道，其保密係數就縮小許多倍。
三國時期，領導人對作戰計劃慣常採取的保密方式是授予將領“錦囊妙計”，讓將士臨事再發。例如，曹操赤壁戰敗後派曹仁守南郡，臨走前囑咐他： “吾有一計，密留在此，非急休開，急則開之。”(第五十回)後曹仁與周瑜大戰，此計派上了用場。張遼、李典、樂進三人在合肥防禦孫權軍隊，曹操聽知孫權領兵進攻合肥，於是派人向張遼等送木匣一個，匣上有操封條，封條上寫著： “賊來乃發。”(第六十七回)此方案亦獲成功。孔明死前料身後魏延必反，於是留給楊儀錦囊妙計，封題上更是嚴格規定： “待與魏延對敵，馬上方許拆開。”(第一百五回)楊儀直待到與魏延對陣時，在軍隊門旗影里方才拆囊受計。這種保密方式由於嚴格規定“臨事乃發”，受計的將領事先不知道其內容，其好處是： 第一，縮短了將領接受計劃與實施計劃的時間間隔，較徹底地排除了泄密的可能；第二，危急時候打開它，極大地提高了其價值的實效性，避免了受計將領們無謂的爭論和猶豫；第三，防止了受計將領在實施前的情緒渲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