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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觀與決策法
可見，在戰役、戰鬥的決策上，各集團的領導人總是儘量不直接動用武力，他們做決策的基本原則是： 第一，以自己的政治意圖為決策的最高目標；第二，設法消耗別人，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他們決策的基本方法是在各個集團的相互關係上大做文章，挑起其他集團間的矛盾，爭取自己的同盟軍。高明的領導人做決策時，善於在更大的爭奪圈中考慮問題，他們能利用這個爭奪圈中身處邊緣位置的軍事集團，巧妙地利用他們與自己敵人的矛盾，建立起大範圍的同盟關係對付自己的敵人。有哪一個集團的領導人對做出這種決策不持認真分析的態度，必然在複雜的爭鬥中使自己一方處處被動，為他人所算，因為這是一種才能和智慧的較量。
領導人在考慮作戰計劃時，在一定的條件下要敢冒風險，善於做出風險決策。孔明在身邊無兵力時，面臨司馬懿的大舉進攻採用“空城計”，即是一次風險決策，這次決策成功地保護了自己，又為自己軍隊鄧艾像的撤退爭取了時間。這是一種防禦式的風險決策。司馬昭派兵滅蜀時，鄧艾率三萬精兵偷渡陰平小路，他鑿山開路，懸索搭橋，沿路還分兵留守險峻之處，幸得後主劉禪麻痹大意，撤掉了孔明生前安排留守險要之兵。鄧艾兵抵江油城，只剩兩千人。他不敢停留，一鼓奪取江油，又連下涪城、綿竹，取得了奪取成都的決定性勝利。鄧艾偷渡陰平時，有幾次都是軍士以氈裹身，從山上滾下，有進路而無退路，蜀兵若有百餘人守其險要，兵士將全被餓死，這種作戰計劃是一種進攻性的風險決策。
風險決策在軍事鬥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防禦中，把握較大的風險決策實際上正是保守性決策，在進攻中，風險決策一旦成功，可以保證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成功，就戰爭的全局來講，它消耗少，費時短，功效大，決策人應該給予足夠重視。孔明一出祁山時拒絕採納魏延關於兵出子午谷逕取長安的風險方案，他從大路進兵，損兵折將，耗費國力，屢不得手，這是他用兵的一次戰略性失誤，連司馬懿也不無遺憾地說： “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逕取長安，早得多時矣。”(第九十五回)風險決策得以成功的基本條件是： 第一，決策要有起碼的客觀依據。依據越小，風險越大，因此依據絕不能降低到零；第二，領導人要有實施決策的膽識和必勝的信心，要以自己的勇氣和決心鼓舞激勵全軍將士，一旦實施，絕不能中途畏縮動搖；第三，進攻性風險決策的實施要保證“兵貴神速”，使敵方無掩耳之機。世界上沒有萬全的選擇，當然就沒有萬全的風險決策，高明的領導人只是在各種決策中選取最優方案。
在決策方式上，領導人要想法調動部下的積極性，鼓勵他們參與決策。高明的領導人常是主動徵求部下的意見，讓他們充分發表見解，然後自己從中選擇、補充或糾正。曹操手下謀士極多，他在行動作戰前總是問計於眾謀士，比如在如何對待劉備來降的問題上，在圍剿呂布和迎戰袁紹時，他都徵求謀士的意見。讓部下參與決策的好處是： 第一，能發揮眾人的智慧，避免領導人一人思考問題的片面性；第二，讓部下多角度地考慮問題，便於領導人在多種方案的亮相比較中選取最佳方案；第三，讓部下參與行動方案的制定，讓他們充分了解方案，便於他們宣傳和貫徹；第四，能逐步培養部下的參與意識，提高他們的責任心。
讓部下參與決策，應當注意到： 第一，領導人自己要有主見，贊成什麼，反對什麼，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和態度，不能自己含含糊糊，動搖不定。袁紹是一名喜歡讓部下參與決策的領導人，但他胸中無數，好謀無斷，遇事決策方案雖多，沒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第二，對部下提出的任何意見，都不要妄加懷疑。三國後期諸葛誕在淮南反叛司馬昭，被司馬昭圍困於壽春城內，謀士蔣班、焦彝建議說： “城中糧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吳、楚之眾，與魏兵決一死戰。”諸葛誕發怒道： “吾欲守，汝欲戰，莫非有異心乎!”(第一百十二回)將領文欽建議說： “糧皆盡絕，軍士餓損，不如將北方之兵盡放出城，以省其糧。”誕又發怒說： “汝教我盡去北軍，欲謀我耶?”遂將文欽斬首。在這類領導人跟前，誰有好的設想還敢提出?第三，眾人決策，確實應該注意決策的保密性和時效性。
競爭對手分析
在明確了自己的政治意向後，應該首先弄清楚自己的政治對手是誰。當曹操接到孫權表奏劉備為荊州牧的文書時手腳慌亂，程昱問他說： “丞相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動心，今聞劉備得了荊州，何故如此吃驚?”曹操回答說： “劉備，人中之龍也，生平未嘗得水。今得荊州，是困龍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動心哉!”(第五十六回)劉備也曾向龐統說過： “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第六十回)曹操和劉備曾經私交甚厚，這並不排除相互視為政治對手的可能，因為感情不能代替政治。孔明兵出祁山前曾對眾人說： “魏國余皆不足慮，司馬懿深有謀略，今督雍、涼兵馬，倘訓練成時，必為蜀中之大患。”(第九十一回)他們都明白自己真正的對手。像呂布那樣不明白自己的政治對手是誰，必然四面樹敵，與天下人作對，這實際上是政治意向不明、戰略目標不定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