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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士田豐曾評價袁紹說： “袁將軍外寬而內忌，不念忠誠。”(第二十一回)袁紹確是這樣一位不念忠誠的領導人。劉備一度歸順他，合力攻操，但當劉備提議要去說服劉表聯合攻曹時，他竟當眾表態： “若得劉表，勝劉備多矣。”(第二十八回)關羽曾為曹操斬殺袁紹大將顏良、文丑，顏、文二人跟隨袁紹多年，屢建戰功，是他身邊的心腹愛將，二人陣亡，未見他有任何悲痛的表示。而當劉備提出為他招降關羽時，他竟高興地表示： “吾得雲長，勝顏良、文丑十倍也。”(第二十六回)至此，人們不禁要為這樣的領導人而傷心： 作為領導人，如此地鄙視部下，鄙薄陣亡將士，難道忠誠的人在自己的心中沒有一點地位?難道活著的部下會不因此而寒心?袁紹不念忠誠，不念功勞，公開鄙薄陣亡將士，與曹操對典韋的一再祭奠形成鮮明對照，這是造成他部下離心離德的一個重要原因。還在官渡出兵前，沮授就把自己全宗族的人召集在一起，告訴他們： “吾隨軍而去，勝則威無不加，敗則一身不保矣!”(第二十五回)因之盡散家財，與家人訣別。在袁紹手下幹事的人沒有起碼的安全感，他們多被袁紹所忌，落得個可悲的下場。這樣的領導人指揮軍隊，不打敗仗才是天大的怪事。
無智
袁紹缺乏遠大的理想和抱負，他未能樹立明確的奮鬥目標用以將部下人的思想統一起來。又不注意與部下的感情聯絡，致使本集團缺少以領導人為中心的向心力，而紹本人對人有內忌之心，且是非不明，故而使部下的相互陷害與袁紹的輕信讒言互相加深，結果本集團內訌不止，為敵所乘。
袁紹曾派顏良為先鋒進攻白馬，沮授向紹指出顏良的性格缺點，認為顏良不能獨當一面，紹卻回答： “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第二十五回)這似乎是用人不疑，實際卻是不知人而用之，尤其是他聽到建議後不是去對顏良勉勵告誡，而是責備沮授，似乎是沮授低估了顏良，這等於挑起顏良對沮授的不滿。顏良出兵被關羽斬殺，時劉備為袁紹的座上客，紹聽沮授之言，欲殺掉劉備，備以“天下同貌者不少”為理由，認為殺顏良者未必關羽，紹聞言指責沮授說： “誤聽汝言，險殺好人。”(第二十六回)文丑被關羽斬殺後，紹聽郭圖、審配之言，又要殺掉劉備，備向紹指出了曹操的借刀殺人計，紹又指責郭、審二人說： “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袁紹在對待劉備的態度上搖擺不定，這尚可以勉強諒解，但他在劉備面前指責謀士，實際上挑起了自己部下之間的不信任，製造了內部矛盾，可以想像，袁紹這種做法是導致他的部下互不團結的重要原因之一。
官渡之戰前，袁紹集團的內部關係已相當複雜： “將士各相妒忌，田豐尚囚獄中；沮授黜退不用；審配、郭圖各自爭權；袁紹多疑，主持不定。”(第二十七回)連袁紹待為上客、許諾為之報仇的劉備也謀求脫身上計，這樣的戰爭還怎麼個打法!後來，許攸、張郃、高覽先後降曹，均是集團內部互相陷害、領導人又輕信讒言的結果。而袁紹身後子輩兄弟互相攻打，正是袁紹生前集團內部矛盾的進一步發展。
官渡敗績
官渡之戰是袁紹領導能力的總表演，他的領導行為的諸種缺陷在此得到了集中體現。
第一，關於出兵時機。曹操東擊劉備時許昌空虛，袁紹以幼子之病相推託不肯出兵。曹操一舉擊敗劉備，回師京都，劉備投奔袁紹。這時，紹對備講： “吾欲進兵赴許都久矣，方今春暖，正好興兵。”(第二十五回)出兵進攻敵人，所要選擇的是戰機，哪能舍掉戰機單純考慮季節冷暖?袁紹的決定受到田豐的反對，田豐主張等待戰機再次出兵，袁紹答應考慮田豐的意見，官 渡 之 戰
又去詢問劉備，備回答說： “曹操欺君之賊，明公若不討之，恐失大義於天下。”(第二十五回)袁紹表示贊同，遂進軍白馬以攻曹。事實上，劉備對他所講的只是出兵的理由問題，袁紹卻用出兵理由代替出兵時機，且以“春暖”為出兵藉口而不擇戰機，這就潛伏下了失敗的禍根。
白馬戰役失利後，他退兵武陽，按兵不動，等聽到曹操封孫權為將軍，曹吳關係密切時，憑感情衝動就起兵七十萬攻曹，發起官渡戰役。官渡之戰潰敗後，他急於復仇，聚得二三十萬人馬，倉皇迎戰，復有倉亭之敗。實際上，曹操封孫權為大將軍，用心是要拉攏孫權，壯大自己的力量，以對抗袁紹。袁紹在敵方力量未壯大之前按兵不動，敵方力量一壯大，反倒出兵攻擊，高明的領導人是絕不會幹這種蠢事的。倉亭之役，兵勢衰弱，士氣不高，又準備不足，出兵的形勢里就包含了可能失敗的全部因素。郭嘉評價袁紹，說他“好為虛勢，不知兵要”。看來其評價是正確的。
第二，關於戰役中的用人。袁紹手下的謀士武將很多，連荀彧都能說出各人的特點，在一次與孔融的論辯時，他說： “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智，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為變。顏良，文丑，一夫之勇可，可一戰而禽（擒）也。”(《三國志·魏書·荀彧傳》)但袁紹本人根本沒有想到對手下的人作一基本的估計，以避其所短，用其所長。白馬之役分別派顏良、文丑單獨領兵敵操，結果兵敗身亡。在官渡之役的決戰前夕，田豐被囚於獄中，許攸被逼投曹，沮授被鎖禁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