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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扈先生徐光啟(2)
明天啟元年（1621年），明王朝在東北的戰場上再次被滿清的軍隊擊敗，丟了遼陽。這一次，朝廷中有要求重新起用徐光啟的呼聲。於是，徐光啟被重新召用，來到了北京。但是，這一次徐光啟回到北京，卻是帶著新的官銜回來的。朝廷在他尚在家中的時候，就授予他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纂修《神宗實錄》副總裁。因此，雖然他也再次提了練兵的建議，但他畢竟還有職責所在的事要做。不久，魏忠賢專權。徐光啟遂在天啟三年（1624年）又回到上海，直到崇禎元年（1628年）官復原職再來北京。禮部右侍郎雖然品秩不低，但是上面還有禮部尚書，其實並沒有多大的實權。但是次年徐光啟升為禮部左侍郎，回部管事，負責起禮部事務的實際行政工作。在明朝，禮部職掌乃“天下禮儀、祭祀、宴饗、貢舉之政”。古代的禮儀無一不是要擇日行禮的。這便關係到曆法的準確與否了。因此，禮部也不得不關心。在此前的兩百多年中，明王朝一直是沿用著元代郭守敬的《授時曆》，只是改了一個名字，叫作《大統歷》，以示區別。然而，從明代中期成化年間（1471—1487年）以來，《大統歷》因歷時較久，又沒有經過什麼修改，誤差漸漸就多起來了，“交食往往不驗”。也就是說，按曆法推算出來的日期更替和日月食都和實際情形無法合拍。因此，請求朝廷修改曆法的呼聲越來越高。徐光啟的朋友李之藻，也是積極要求改歷的一個。一六二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日食。欽天監推算刻數不對。徐光啟上了一疏，即《禮部為日食刻數不對請敕部修改疏》。崇禎皇帝朱由檢也產生了修改曆法的念頭，並讓禮部負責實施。 修改曆法，自然要做好各方面的準備。七月十一日，徐光啟為修歷上疏，請選派人員、準備錢糧、設定考核之法。當人員到齊之後，自然就要有工作的辦公室了。就像現代社會的項目組或者指揮部一樣，當時為修歷成立了曆局。曆局是臨時抽調人員成立的，那麼辦公的地點也得臨時尋找。為了省錢，徐光啟請求以宣武門內的首善書院作為曆局。首善書院是天啟初由十三道監察御史湊錢建成的。當時建立首善書院，是為了當時任都察院都御史和副都御史的鄒元標、馮從吾講學。書院在建成後不久，隨著鄒元標和馮從吾相繼辭職歸鄉，首善書院就變成一處空閒的場所。數年以後，徐光啟要修歷了，就想到了首善書院。徐光啟為什麼首先就想到了首善書院？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也許，徐光啟是從他的朋友李之藻那裡獲知首善書院的閒置的。李之藻在天啟元年曾經參加過在首善書院舉行的講會。還有一種可能，徐光啟將曆局設置在原首善書院中，是為了與天主教南堂為近鄰。在徐光啟的曆局中，除後來補入的李之藻外，繼徐光啟而執掌修歷工作的李天經也是一位天主教信徒。而且，在曆局中，還有不少的外國傳教士，如湯若望、羅雅谷。因此，選擇一個靠近天主堂的所在來修歷，也許正是為了傳教士和李之藻、李天經等信徒們的方便。崇禎六年（1633年），徐光啟因病請求辭去曆局的職務，而以李天經代替他續成修歷的任務。同一年，逝世於京城，並歸葬於上海。 作為中國古代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徐光啟在農業科學、軍事科學和天文歷算上都做出了偉大的貢獻。在曆法方面，他融通了中西曆法，編譯了《崇禎曆書》，並一舉奠定了近四百年來我國曆法的基礎。據明朝末年的人所寫的《玉堂薈記》中說，徐光啟將原首善書院即稍後的曆局的一半給了天主教堂。更何況，作為一個天主教徒，南堂必然曾是徐光啟禮拜的地方。因此，今日我們若要瞻仰這位偉人，除了上海南丹路的光啟公園內的徐光啟墓外，北京的天主教南堂也許是另一個值得紀念他的地方。 （陳時龍）
舊事重提袁崇煥(1)
在北京崇文區東花市斜街有一處明末抗清名將袁崇煥的墓和祠堂。與一般墓葬、祠堂由直系後人祭祀維護不同，袁崇煥的墓、祠是由與之既不沾親也不帶故的佘姓人家守護，而且歷經17代，從明崇禎三年（1630）開始至今374年從未間斷。這其中的典故何來呢？ 袁崇煥(1584—1630)，廣東東莞人，字元素，號自如，明末抗擊後金（清）著名將領。與其他英雄人物不同，在370多年前，這位捨身為國的大英雄卻在朝野、百姓的一片痛罵中被處以寸磔酷刑，含冤而逝，直到150多年以後，才由他昔日的敵人為他平反。教訓極為慘痛。 明朝自嘉靖年間開始，北方邊患日漸嚴重，對明朝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有很大衝擊，大批知識分子開始走出書齋，研讀兵學，關心實事發展。袁崇煥亦然，《明史·袁崇煥傳》稱他“為人慷慨負膽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阨塞情形，以邊才自許”。 萬曆四十七年（1618），他考中進士，斯時東北後金勢力已經很強大，明朝接連失地損兵，形勢極為被動。天啟二年（1622），袁崇煥被提拔為兵部主事，開始有了一展大志的機會。當年， 遼東廣寧戰役，明朝3萬大軍全軍覆沒，40餘座城池落入了敵人手中，明軍士氣低落到了極點。袁崇煥挺身而出，投筆從戎，不顧個人安危單騎出關巡察遼東。回京後毛遂自薦，被破格提升為寧前兵備僉事，在大學士孫承宗的支持下修築寧遠城，作為守遼前哨。不久又在外圍構建修繕錦州、松山等城池，完善了寧（遠）錦（州）防線。 孫承宗後來在與閻黨的鬥爭中失敗罷職，繼任者高第主張放棄關外。袁崇煥拒不從命，孤軍鎮守寧遠。天啟六年（1626），後金努爾哈赤興兵進犯，袁崇煥堅守寧遠，大敗敵軍，努爾哈赤被紅夷大炮擊傷，不久鬱郁而死。這是後金建國以來最慘重的一次失敗，是明軍的第一次大勝。次年，皇太極為報父仇，親自統率八旗中的精銳——正黃、鑲黃、正白、鑲白四旗，圍攻寧遠、錦州，結果屢攻不下，損兵折將，被迫連夜北撤。明軍再獲大捷。可是當時的明朝政府一片混亂，大太監魏忠賢擅權亂政，袁崇煥不僅沒有得到實質性的獎賞，反而受到排擠，被迫辭職還家。 1627年,崇禎皇帝即位，平反冤獄，袁崇煥被召回，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的身份，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總理抗金軍務。袁崇煥在獲得皇帝的大力支持後大刀闊斧的展開工作，使遼東防線日趨穩固。後金軍無奈，決定避重就輕，於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繞過袁崇煥防區，從喜峰口竄入長城，攻陷遵化。袁崇煥以國事為重，未經宣召，即率兵入援，逐路置防，逐城設守，計劃截斷後金兵的歸路。 袁軍在薊州與敵軍遭遇，後金軍不敢戰，越過薊州，直逼北京。袁崇煥率兵急速追趕，在廣渠門外以九千軍士大戰十萬金兵，迫使後金軍撤退。袁崇煥鑑於本部兵力太少，對崇禎皇帝追擊後金軍的命令不予接受，而是在城外駐守，等待各路勤王軍隊。皇太極硬攻不利，退兵又不甘心，於是改用反間計，詐稱袁崇煥和自己有秘密約定，崇禎皇帝中計，逮捕了袁崇煥。袁部得知後，軍心頓散，自行撤退。袁崇煥秉著愛國赤誠，含冤忍屈，在監獄中致信部屬，召回兵將抵抗後金軍。但在解圍後，崇禎皇帝還是以謀反的罪名把他處死。更為令人痛心的是，京城百姓在輿論的誤導下也認為他是反賊，爭食他的血肉，竟至“骨肉俱盡，止剩一首”，鑄成千古奇冤！ 袁崇煥被殺，皇太極的反間計是一個原因，但並不是關鍵。崇禎皇帝生性多疑，對袁崇煥當初錯誤的未經申報即擅殺大將毛文龍，致使毛部將士大批投降後金等事早有不滿，後來他又頓兵北京城外，拒不乘勝追擊後金兵，的確會讓皇帝懷疑他的真實動機。急於退敵的朱由檢在皇太極的刺激下短時間內相信袁崇煥反叛是可能的。 崇禎皇帝雖然多疑，可並不傻。袁崇煥在獄中還寫信給部屬，勸他們回師救駕，天下哪有這樣的叛賊？袁崇煥從被抓到被殺歷時八個多月，固然有後金軍尚未撤退，袁部還有利用價值的因素，但也說明皇帝自己也一時下不了決心。袁崇煥被殺的真實原因在於他堅持和後金議和。
明天啟元年（1621年），明王朝在東北的戰場上再次被滿清的軍隊擊敗，丟了遼陽。這一次，朝廷中有要求重新起用徐光啟的呼聲。於是，徐光啟被重新召用，來到了北京。但是，這一次徐光啟回到北京，卻是帶著新的官銜回來的。朝廷在他尚在家中的時候，就授予他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纂修《神宗實錄》副總裁。因此，雖然他也再次提了練兵的建議，但他畢竟還有職責所在的事要做。不久，魏忠賢專權。徐光啟遂在天啟三年（1624年）又回到上海，直到崇禎元年（1628年）官復原職再來北京。禮部右侍郎雖然品秩不低，但是上面還有禮部尚書，其實並沒有多大的實權。但是次年徐光啟升為禮部左侍郎，回部管事，負責起禮部事務的實際行政工作。在明朝，禮部職掌乃“天下禮儀、祭祀、宴饗、貢舉之政”。古代的禮儀無一不是要擇日行禮的。這便關係到曆法的準確與否了。因此，禮部也不得不關心。在此前的兩百多年中，明王朝一直是沿用著元代郭守敬的《授時曆》，只是改了一個名字，叫作《大統歷》，以示區別。然而，從明代中期成化年間（1471—1487年）以來，《大統歷》因歷時較久，又沒有經過什麼修改，誤差漸漸就多起來了，“交食往往不驗”。也就是說，按曆法推算出來的日期更替和日月食都和實際情形無法合拍。因此，請求朝廷修改曆法的呼聲越來越高。徐光啟的朋友李之藻，也是積極要求改歷的一個。一六二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日食。欽天監推算刻數不對。徐光啟上了一疏，即《禮部為日食刻數不對請敕部修改疏》。崇禎皇帝朱由檢也產生了修改曆法的念頭，並讓禮部負責實施。 修改曆法，自然要做好各方面的準備。七月十一日，徐光啟為修歷上疏，請選派人員、準備錢糧、設定考核之法。當人員到齊之後，自然就要有工作的辦公室了。就像現代社會的項目組或者指揮部一樣，當時為修歷成立了曆局。曆局是臨時抽調人員成立的，那麼辦公的地點也得臨時尋找。為了省錢，徐光啟請求以宣武門內的首善書院作為曆局。首善書院是天啟初由十三道監察御史湊錢建成的。當時建立首善書院，是為了當時任都察院都御史和副都御史的鄒元標、馮從吾講學。書院在建成後不久，隨著鄒元標和馮從吾相繼辭職歸鄉，首善書院就變成一處空閒的場所。數年以後，徐光啟要修歷了，就想到了首善書院。徐光啟為什麼首先就想到了首善書院？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也許，徐光啟是從他的朋友李之藻那裡獲知首善書院的閒置的。李之藻在天啟元年曾經參加過在首善書院舉行的講會。還有一種可能，徐光啟將曆局設置在原首善書院中，是為了與天主教南堂為近鄰。在徐光啟的曆局中，除後來補入的李之藻外，繼徐光啟而執掌修歷工作的李天經也是一位天主教信徒。而且，在曆局中，還有不少的外國傳教士，如湯若望、羅雅谷。因此，選擇一個靠近天主堂的所在來修歷，也許正是為了傳教士和李之藻、李天經等信徒們的方便。崇禎六年（1633年），徐光啟因病請求辭去曆局的職務，而以李天經代替他續成修歷的任務。同一年，逝世於京城，並歸葬於上海。 作為中國古代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徐光啟在農業科學、軍事科學和天文歷算上都做出了偉大的貢獻。在曆法方面，他融通了中西曆法，編譯了《崇禎曆書》，並一舉奠定了近四百年來我國曆法的基礎。據明朝末年的人所寫的《玉堂薈記》中說，徐光啟將原首善書院即稍後的曆局的一半給了天主教堂。更何況，作為一個天主教徒，南堂必然曾是徐光啟禮拜的地方。因此，今日我們若要瞻仰這位偉人，除了上海南丹路的光啟公園內的徐光啟墓外，北京的天主教南堂也許是另一個值得紀念他的地方。 （陳時龍）
舊事重提袁崇煥(1)
在北京崇文區東花市斜街有一處明末抗清名將袁崇煥的墓和祠堂。與一般墓葬、祠堂由直系後人祭祀維護不同，袁崇煥的墓、祠是由與之既不沾親也不帶故的佘姓人家守護，而且歷經17代，從明崇禎三年（1630）開始至今374年從未間斷。這其中的典故何來呢？ 袁崇煥(1584—1630)，廣東東莞人，字元素，號自如，明末抗擊後金（清）著名將領。與其他英雄人物不同，在370多年前，這位捨身為國的大英雄卻在朝野、百姓的一片痛罵中被處以寸磔酷刑，含冤而逝，直到150多年以後，才由他昔日的敵人為他平反。教訓極為慘痛。 明朝自嘉靖年間開始，北方邊患日漸嚴重，對明朝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有很大衝擊，大批知識分子開始走出書齋，研讀兵學，關心實事發展。袁崇煥亦然，《明史·袁崇煥傳》稱他“為人慷慨負膽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阨塞情形，以邊才自許”。 萬曆四十七年（1618），他考中進士，斯時東北後金勢力已經很強大，明朝接連失地損兵，形勢極為被動。天啟二年（1622），袁崇煥被提拔為兵部主事，開始有了一展大志的機會。當年， 遼東廣寧戰役，明朝3萬大軍全軍覆沒，40餘座城池落入了敵人手中，明軍士氣低落到了極點。袁崇煥挺身而出，投筆從戎，不顧個人安危單騎出關巡察遼東。回京後毛遂自薦，被破格提升為寧前兵備僉事，在大學士孫承宗的支持下修築寧遠城，作為守遼前哨。不久又在外圍構建修繕錦州、松山等城池，完善了寧（遠）錦（州）防線。 孫承宗後來在與閻黨的鬥爭中失敗罷職，繼任者高第主張放棄關外。袁崇煥拒不從命，孤軍鎮守寧遠。天啟六年（1626），後金努爾哈赤興兵進犯，袁崇煥堅守寧遠，大敗敵軍，努爾哈赤被紅夷大炮擊傷，不久鬱郁而死。這是後金建國以來最慘重的一次失敗，是明軍的第一次大勝。次年，皇太極為報父仇，親自統率八旗中的精銳——正黃、鑲黃、正白、鑲白四旗，圍攻寧遠、錦州，結果屢攻不下，損兵折將，被迫連夜北撤。明軍再獲大捷。可是當時的明朝政府一片混亂，大太監魏忠賢擅權亂政，袁崇煥不僅沒有得到實質性的獎賞，反而受到排擠，被迫辭職還家。 1627年,崇禎皇帝即位，平反冤獄，袁崇煥被召回，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的身份，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總理抗金軍務。袁崇煥在獲得皇帝的大力支持後大刀闊斧的展開工作，使遼東防線日趨穩固。後金軍無奈，決定避重就輕，於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繞過袁崇煥防區，從喜峰口竄入長城，攻陷遵化。袁崇煥以國事為重，未經宣召，即率兵入援，逐路置防，逐城設守，計劃截斷後金兵的歸路。 袁軍在薊州與敵軍遭遇，後金軍不敢戰，越過薊州，直逼北京。袁崇煥率兵急速追趕，在廣渠門外以九千軍士大戰十萬金兵，迫使後金軍撤退。袁崇煥鑑於本部兵力太少，對崇禎皇帝追擊後金軍的命令不予接受，而是在城外駐守，等待各路勤王軍隊。皇太極硬攻不利，退兵又不甘心，於是改用反間計，詐稱袁崇煥和自己有秘密約定，崇禎皇帝中計，逮捕了袁崇煥。袁部得知後，軍心頓散，自行撤退。袁崇煥秉著愛國赤誠，含冤忍屈，在監獄中致信部屬，召回兵將抵抗後金軍。但在解圍後，崇禎皇帝還是以謀反的罪名把他處死。更為令人痛心的是，京城百姓在輿論的誤導下也認為他是反賊，爭食他的血肉，竟至“骨肉俱盡，止剩一首”，鑄成千古奇冤！ 袁崇煥被殺，皇太極的反間計是一個原因，但並不是關鍵。崇禎皇帝生性多疑，對袁崇煥當初錯誤的未經申報即擅殺大將毛文龍，致使毛部將士大批投降後金等事早有不滿，後來他又頓兵北京城外，拒不乘勝追擊後金兵，的確會讓皇帝懷疑他的真實動機。急於退敵的朱由檢在皇太極的刺激下短時間內相信袁崇煥反叛是可能的。 崇禎皇帝雖然多疑，可並不傻。袁崇煥在獄中還寫信給部屬，勸他們回師救駕，天下哪有這樣的叛賊？袁崇煥從被抓到被殺歷時八個多月，固然有後金軍尚未撤退，袁部還有利用價值的因素，但也說明皇帝自己也一時下不了決心。袁崇煥被殺的真實原因在於他堅持和後金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