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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事重提袁崇煥(2)
袁崇煥認為明軍“戰雖不足，守則有餘”，要收復失地，必須先爭取到一定的和平時間，以便厲兵秣馬，積蓄力量。所以早在天啟年間他就提出以議和作為緩兵的建議。明朝中央決策層最初表示同意，但很快反悔。但崇煥堅持己見，在獲得崇禎皇帝信任後再次提出議和建議，史稱“帝優詔答之”，同意他“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的戰略構想。 問題在於明朝的士大夫鑑於南宋的教訓，無不以與“異類”議和為恥，不管議和的目的是什麼，只要提出議和建議便會被視為秦檜式的賣國賊。在這種輿論的壓力下，袁崇煥和後金的議和行動只限於皇帝和少數核心決策層人物知道，普通臣僚並不清楚。在朝野對袁崇煥“擅主和議”一片喊打時，崇禎當然不願意背上和宋高宗趙構一樣的昏君罪名，剩下的就只有讓袁崇煥充當替罪羔羊了。可一心為皇帝分憂的袁崇煥至死也沒有說穿此事。可敬？可悲？ 普通百姓冤枉他，手下同生共死的將士卻不會被蒙蔽。袁崇煥死後，無人為他收屍（家屬也被連坐處死），部下佘姓義士連夜盜走屍首，秘密安葬在廣渠門內的廣東義園，並立誓為其終生守墓，從此開始了佘家17代人的守墓史。 直到乾隆年間，清朝政府才公布當年的決策內幕，袁崇煥的百年奇冤才告昭雪。佘家守墓也從此走出秘密狀態，並先後建起祠堂等地面建築。祠堂俗稱佘家館，南向，正房五間。每逢年節和祭日，佘家後人都要掛上袁崇煥的畫像，香燭供奉。袁崇煥的墓建於道光十一年（1831年），原有墳丘，高約2米，墓前立有湖南巡撫吳榮光題寫的“明袁大將軍之墓”石碑及石拱桌。墓地周圍以磚砌花牆，種植四季常青的松柏。 新中國成立後，1952年由於廣東義園要遷至城外郊區，袁墓也在其中，後經著名愛國人士葉恭綽、李濟琛、章士釗等聯名上書毛澤東，籲請保護，後毛澤東親筆復函並告當時的市長彭真說：“如無大礙，應予保存。”終於將袁墓及祠堂保存了下來並於1954年重修，基本上保持了原來的格局。原墓祠廊柱曾懸有康有為的對聯：“自壞長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壯山河。”後增加了李濟深撰《重修明督師袁崇煥祠墓》刻石等。 1917年，廣東人張伯禎在後來的龍潭湖公園東岸建起袁督師廟，坐西向東，面闊三間。廟堂內三間各自分隔，中門上的石門額書刻“袁督師廟”。門兩旁石刻康有為作對聯：“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廟死重泰山當時乃蒙大難；聞鼙鼓思東遼將帥一夫當關隱若敵國何處更得先生。”兩壁有《明袁督師廟記》、《袁督師廟碑記》、《佘義士墓誌鉻》等石刻。 “文革”中，袁祠堂和墓、廟均遭遇受破壞。在2002年崇文區在實施危改過程中，決定對其進行大修，恢復歷史原貌，以供後人瞻仰。修復後的祠堂內保留有當年袁崇煥的親筆墨跡“聽雨”。並聘請為袁崇煥守墓的佘家第17代後人佘幼芝老人為袁崇煥紀念館的終身顧問。至今佘家依舊按時為袁崇煥祭奠。 （張金奎）
祚亡煤山朱由檢(1)
故宮北面的景山，位於北京城的中軸線，在明清兩代是皇宮北邊的一道屏障。因此，風水術士稱它為“鎮山”。其實，“景山”之名，始於清朝順治十二年(1655年)。在此之前，元代稱為青山。明代在北京修建皇宮時，曾在這裡堆過煤，所以又稱煤山。山下曾種了許多果樹，養過鹿、鶴等動物，因而山下曾叫百果園，山亦曾叫作萬歲山。明代最後一位皇帝朱由檢就是在此地自縊身亡的。 公元一六四四年三月十八日，統治中國十七年的崇禎皇帝，在亂成一團糟的宮中揮劍砍傷了愛妃袁氏、長公主朱徽娖之後，在十餘名太監的擁簇下，四處尋找出城的通道。然而，整個外城已經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占領，顯然脫逃無望。絕望的崇禎皇帝只得到宮中的景山，在一棵樹上自縊而亡。臨死前，崇禎帝嘆道：“諸臣誤我！”又血書於衣袂之上，令“諸臣盡赴東宮輔佐太子”。兩天之後，崇禎皇帝的屍體在景山被發現。陪他一同上吊的還有太監王承恩。十七年的勵精圖治，最後落得個眾叛親離。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為複雜的一個。正如一位學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機智和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招，兼而有之。當然，複雜性格的背後，是複雜的政治形勢。農民起義、後金軍隊的入侵、災荒、大臣之間的黨同伐異，都是讓思宗頭痛的難題。處理這樣的難題，成功或者失誤都屬於正常。孟森先生說：“思宗如果在萬曆以前當國，就不是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後當國，那麼必定要亡國！”思宗死的時候，也是這樣自解的。此後，歷史學家對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 崇禎皇帝名朱由檢，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出生，是光宗皇帝朱常洛的第五子。父親朱常洛是祖父萬曆皇帝的長子，卻一直不受祖父的寵愛，連太子的位置差點都保不住。好不容易在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登上皇位，卻在一個月內就一命嗚呼。朱由檢的長兄朱由校，是歷史上以頑劣著稱的熹宗皇帝。整個天啟年間的後期，熹宗任由魏忠賢專黨擅權，朝政一片黑暗。但是，對於僅存的弟弟朱由檢，熹宗皇帝卻百倍地珍惜。天啟二年（1622年），朱由校封弟弟朱由檢為信王。天啟七年（1627年），沒有兒子的熹宗指定朱由檢為他的皇位繼承人。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去世，隨後朱由檢即位。在當時來說，朱由檢的即位無疑是眾望所歸。但是，信王朱由檢的即位，無疑讓魏忠賢驚恐異常。魏忠賢不知道新上任的皇帝到底將如何對待他，於是給朱由檢送了一些美女，希望新皇帝最好是一個好色之徒。不過，顯然朱由檢不是一個好色之徒，最起碼他知道不能在即位之初就沉湎酒色。在識破魏忠賢以春藥“迷魂香”來誘惑自己的詭計後，朱由檢大發感嘆說：“皇考、皇兄皆為此誤矣！”而且，他靜候時機，暗中地削弱魏忠賢的影響力。一個多月後，朱由檢懲辦了崔呈秀，等於是截斷了魏忠賢的左右手。十月二十二日，離熹宗皇帝之死僅兩月，工部主事陸澄源彈劾魏忠賢，掀起倒魏的高潮。十月二十六日，海鹽縣貢生錢嘉征上疏攻擊魏忠賢十大罪狀，每條罪名都可以坐魏忠賢的死罪。於是，思宗立即開始行動，召魏忠賢，命令太監當著魏忠賢的面宣讀了錢嘉征的奏疏。次日，魏忠賢請求引疾辭爵，得到思宗的允許。十一月初一日，朱由檢將魏忠賢貶往中都鳳陽祖陵司香。十一月初六日，在阜城縣（今河北阜城）南關的旅舍中，魏忠賢在旅館中自縊而亡。接著，朱由檢對魏忠賢餘黨進行清算。在崇禎二年定下閹黨逆案之後，朱由檢完全掌握了對龐大的國家政權的掌握。 思宗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賢一事，顯然讓他對於自己的政治才能產生了過高的估計。他在此後十餘年的統治中，他事事獨斷，事事親為，過度迷信自己的能力。這樣，思宗的自信，慢慢地變成了自負，變成了剛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為明代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親為卻沒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方面，一個勤政、自律、立志有為的皇帝無奈成為亡國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馭下之嚴，卻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劑。顯然，崇禎帝之亡國，未必與己無關，如殺袁崇煥一節，即是愚蠢的自毀長城之舉。滿洲的皇太極正是利用了崇禎皇帝多疑的性格，才能施行反間計除去袁崇煥。而袁崇煥一死，遼東的戰局更無人可以收拾。而且，朱由檢對於大臣的態度，其嚴峻和刻薄已經超出想像。作為一個自律甚嚴、急於求成的皇帝，他總是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改變長期以來政府的陋習。當時，有一位名叫陝嗣宗的官員就上疏批評過朱由檢，說他“五不自知”，其中有一條是“日趨於紛苛而不自知”。應當說，陝嗣宗的批評是非常深刻的。一個過分苛求的皇帝之下，是很難出現敢於擔當的大臣的。所以，無為而治的明代皇帝如孝宗、穆宗統治的時代，倒是名臣輩出。後代歷史學家常感嘆崇禎朝“有君而無臣”，其實，因為思宗過分地苛責大臣，大臣們動則得咎，哪裡敢有什麼動作呢？所以，崇禎一朝中，真正能夠辦事、願意辦事的大臣不多；而且，崇禎一朝中，被殺的大臣也頗多。頻繁地更換大臣和濫殺大臣，是崇禎朝的特點之一。崇禎一朝17年，設內閣大學士如弈棋一般，輪換了50人，變換之快，真是讓人嘖舌。在六部尚書中，刑部尚書換了17人；然而，17人中，薛貞被處死，韓繼思、鄭三俊、劉之鳳、李覺斯、徐石麒等先後下獄，獄中庾死二人。大部分人都不得善終。兵部尚書中，王洽因崇禎二年清兵入關而被思宗處死，陳新甲因泄漏議和之事而被處死。在地方督撫中，總督中被誅者7人：鄭崇儉、袁崇煥、劉策、楊一鵬、熊文燦、范志完、趙光忭(biàn)；巡撫被戮者11人：薊鎮王應豸（zhì）、山西耿如杞、宣府李養沖、登萊孫元化、大同張翼明、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顏繼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另外還有河南巡撫李仙鳳被逮自殺。這些大臣，都是應對遼東戰事和平息農民起義的將領，他們動輒遭罪被殺，也就很容易說明崇禎朝軍事上的大潰敗了。
袁崇煥認為明軍“戰雖不足，守則有餘”，要收復失地，必須先爭取到一定的和平時間，以便厲兵秣馬，積蓄力量。所以早在天啟年間他就提出以議和作為緩兵的建議。明朝中央決策層最初表示同意，但很快反悔。但崇煥堅持己見，在獲得崇禎皇帝信任後再次提出議和建議，史稱“帝優詔答之”，同意他“守為正著，戰為奇著，和為旁著”的戰略構想。 問題在於明朝的士大夫鑑於南宋的教訓，無不以與“異類”議和為恥，不管議和的目的是什麼，只要提出議和建議便會被視為秦檜式的賣國賊。在這種輿論的壓力下，袁崇煥和後金的議和行動只限於皇帝和少數核心決策層人物知道，普通臣僚並不清楚。在朝野對袁崇煥“擅主和議”一片喊打時，崇禎當然不願意背上和宋高宗趙構一樣的昏君罪名，剩下的就只有讓袁崇煥充當替罪羔羊了。可一心為皇帝分憂的袁崇煥至死也沒有說穿此事。可敬？可悲？ 普通百姓冤枉他，手下同生共死的將士卻不會被蒙蔽。袁崇煥死後，無人為他收屍（家屬也被連坐處死），部下佘姓義士連夜盜走屍首，秘密安葬在廣渠門內的廣東義園，並立誓為其終生守墓，從此開始了佘家17代人的守墓史。 直到乾隆年間，清朝政府才公布當年的決策內幕，袁崇煥的百年奇冤才告昭雪。佘家守墓也從此走出秘密狀態，並先後建起祠堂等地面建築。祠堂俗稱佘家館，南向，正房五間。每逢年節和祭日，佘家後人都要掛上袁崇煥的畫像，香燭供奉。袁崇煥的墓建於道光十一年（1831年），原有墳丘，高約2米，墓前立有湖南巡撫吳榮光題寫的“明袁大將軍之墓”石碑及石拱桌。墓地周圍以磚砌花牆，種植四季常青的松柏。 新中國成立後，1952年由於廣東義園要遷至城外郊區，袁墓也在其中，後經著名愛國人士葉恭綽、李濟琛、章士釗等聯名上書毛澤東，籲請保護，後毛澤東親筆復函並告當時的市長彭真說：“如無大礙，應予保存。”終於將袁墓及祠堂保存了下來並於1954年重修，基本上保持了原來的格局。原墓祠廊柱曾懸有康有為的對聯：“自壞長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壯山河。”後增加了李濟深撰《重修明督師袁崇煥祠墓》刻石等。 1917年，廣東人張伯禎在後來的龍潭湖公園東岸建起袁督師廟，坐西向東，面闊三間。廟堂內三間各自分隔，中門上的石門額書刻“袁督師廟”。門兩旁石刻康有為作對聯：“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廟死重泰山當時乃蒙大難；聞鼙鼓思東遼將帥一夫當關隱若敵國何處更得先生。”兩壁有《明袁督師廟記》、《袁督師廟碑記》、《佘義士墓誌鉻》等石刻。 “文革”中，袁祠堂和墓、廟均遭遇受破壞。在2002年崇文區在實施危改過程中，決定對其進行大修，恢復歷史原貌，以供後人瞻仰。修復後的祠堂內保留有當年袁崇煥的親筆墨跡“聽雨”。並聘請為袁崇煥守墓的佘家第17代後人佘幼芝老人為袁崇煥紀念館的終身顧問。至今佘家依舊按時為袁崇煥祭奠。 （張金奎）
祚亡煤山朱由檢(1)
故宮北面的景山，位於北京城的中軸線，在明清兩代是皇宮北邊的一道屏障。因此，風水術士稱它為“鎮山”。其實，“景山”之名，始於清朝順治十二年(1655年)。在此之前，元代稱為青山。明代在北京修建皇宮時，曾在這裡堆過煤，所以又稱煤山。山下曾種了許多果樹，養過鹿、鶴等動物，因而山下曾叫百果園，山亦曾叫作萬歲山。明代最後一位皇帝朱由檢就是在此地自縊身亡的。 公元一六四四年三月十八日，統治中國十七年的崇禎皇帝，在亂成一團糟的宮中揮劍砍傷了愛妃袁氏、長公主朱徽娖之後，在十餘名太監的擁簇下，四處尋找出城的通道。然而，整個外城已經被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占領，顯然脫逃無望。絕望的崇禎皇帝只得到宮中的景山，在一棵樹上自縊而亡。臨死前，崇禎帝嘆道：“諸臣誤我！”又血書於衣袂之上，令“諸臣盡赴東宮輔佐太子”。兩天之後，崇禎皇帝的屍體在景山被發現。陪他一同上吊的還有太監王承恩。十七年的勵精圖治，最後落得個眾叛親離。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為複雜的一個。正如一位學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機智和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招，兼而有之。當然，複雜性格的背後，是複雜的政治形勢。農民起義、後金軍隊的入侵、災荒、大臣之間的黨同伐異，都是讓思宗頭痛的難題。處理這樣的難題，成功或者失誤都屬於正常。孟森先生說：“思宗如果在萬曆以前當國，就不是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後當國，那麼必定要亡國！”思宗死的時候，也是這樣自解的。此後，歷史學家對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 崇禎皇帝名朱由檢，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出生，是光宗皇帝朱常洛的第五子。父親朱常洛是祖父萬曆皇帝的長子，卻一直不受祖父的寵愛，連太子的位置差點都保不住。好不容易在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登上皇位，卻在一個月內就一命嗚呼。朱由檢的長兄朱由校，是歷史上以頑劣著稱的熹宗皇帝。整個天啟年間的後期，熹宗任由魏忠賢專黨擅權，朝政一片黑暗。但是，對於僅存的弟弟朱由檢，熹宗皇帝卻百倍地珍惜。天啟二年（1622年），朱由校封弟弟朱由檢為信王。天啟七年（1627年），沒有兒子的熹宗指定朱由檢為他的皇位繼承人。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去世，隨後朱由檢即位。在當時來說，朱由檢的即位無疑是眾望所歸。但是，信王朱由檢的即位，無疑讓魏忠賢驚恐異常。魏忠賢不知道新上任的皇帝到底將如何對待他，於是給朱由檢送了一些美女，希望新皇帝最好是一個好色之徒。不過，顯然朱由檢不是一個好色之徒，最起碼他知道不能在即位之初就沉湎酒色。在識破魏忠賢以春藥“迷魂香”來誘惑自己的詭計後，朱由檢大發感嘆說：“皇考、皇兄皆為此誤矣！”而且，他靜候時機，暗中地削弱魏忠賢的影響力。一個多月後，朱由檢懲辦了崔呈秀，等於是截斷了魏忠賢的左右手。十月二十二日，離熹宗皇帝之死僅兩月，工部主事陸澄源彈劾魏忠賢，掀起倒魏的高潮。十月二十六日，海鹽縣貢生錢嘉征上疏攻擊魏忠賢十大罪狀，每條罪名都可以坐魏忠賢的死罪。於是，思宗立即開始行動，召魏忠賢，命令太監當著魏忠賢的面宣讀了錢嘉征的奏疏。次日，魏忠賢請求引疾辭爵，得到思宗的允許。十一月初一日，朱由檢將魏忠賢貶往中都鳳陽祖陵司香。十一月初六日，在阜城縣（今河北阜城）南關的旅舍中，魏忠賢在旅館中自縊而亡。接著，朱由檢對魏忠賢餘黨進行清算。在崇禎二年定下閹黨逆案之後，朱由檢完全掌握了對龐大的國家政權的掌握。 思宗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賢一事，顯然讓他對於自己的政治才能產生了過高的估計。他在此後十餘年的統治中，他事事獨斷，事事親為，過度迷信自己的能力。這樣，思宗的自信，慢慢地變成了自負，變成了剛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為明代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親為卻沒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方面，一個勤政、自律、立志有為的皇帝無奈成為亡國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馭下之嚴，卻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劑。顯然，崇禎帝之亡國，未必與己無關，如殺袁崇煥一節，即是愚蠢的自毀長城之舉。滿洲的皇太極正是利用了崇禎皇帝多疑的性格，才能施行反間計除去袁崇煥。而袁崇煥一死，遼東的戰局更無人可以收拾。而且，朱由檢對於大臣的態度，其嚴峻和刻薄已經超出想像。作為一個自律甚嚴、急於求成的皇帝，他總是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改變長期以來政府的陋習。當時，有一位名叫陝嗣宗的官員就上疏批評過朱由檢，說他“五不自知”，其中有一條是“日趨於紛苛而不自知”。應當說，陝嗣宗的批評是非常深刻的。一個過分苛求的皇帝之下，是很難出現敢於擔當的大臣的。所以，無為而治的明代皇帝如孝宗、穆宗統治的時代，倒是名臣輩出。後代歷史學家常感嘆崇禎朝“有君而無臣”，其實，因為思宗過分地苛責大臣，大臣們動則得咎，哪裡敢有什麼動作呢？所以，崇禎一朝中，真正能夠辦事、願意辦事的大臣不多；而且，崇禎一朝中，被殺的大臣也頗多。頻繁地更換大臣和濫殺大臣，是崇禎朝的特點之一。崇禎一朝17年，設內閣大學士如弈棋一般，輪換了50人，變換之快，真是讓人嘖舌。在六部尚書中，刑部尚書換了17人；然而，17人中，薛貞被處死，韓繼思、鄭三俊、劉之鳳、李覺斯、徐石麒等先後下獄，獄中庾死二人。大部分人都不得善終。兵部尚書中，王洽因崇禎二年清兵入關而被思宗處死，陳新甲因泄漏議和之事而被處死。在地方督撫中，總督中被誅者7人：鄭崇儉、袁崇煥、劉策、楊一鵬、熊文燦、范志完、趙光忭(biàn)；巡撫被戮者11人：薊鎮王應豸（zhì）、山西耿如杞、宣府李養沖、登萊孫元化、大同張翼明、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顏繼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另外還有河南巡撫李仙鳳被逮自殺。這些大臣，都是應對遼東戰事和平息農民起義的將領，他們動輒遭罪被殺，也就很容易說明崇禎朝軍事上的大潰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