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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一勺米萬鍾(2)
春城何用踏郊原，雙炬懸來景物繁。 金剪裁成西麓錦，玉綃疊出上元村。 天工暫許人工借，山色遙從夜色翻。 恍惚重遊邱壑里，米家燈是米家園。 米萬鍾喜歡奇石，勺園中自然不能少。《帝京景物略》稱其中“亂石數垛”，現今頤和園中的蘊含“峰虛五老”之意的五塊太湖石既是從勺園中移去。只是米萬鐘沒想到，他一生寄託不平的奇石卻成了他喪家的元兇。 一次，他在房山地區發現一塊通體透漏的大青石，非常喜歡，準備運回，“置之海淀勺園中”。可是這塊石頭實在太重，米萬鍾雇用了100多人，用了40匹馬，拉了7天才把它運出山。後來有人建議仿效秦始皇修長城，在冬天沿路挖井，把井水潑到路上凍成冰，把石頭置於冰上滑行。米萬鍾採納了這個建議，傾其家財修了一條大路，並在路旁每隔三里鑿一眼小井，五里鑿一眼大井，等到冬天起運。只是這項工程實在是過於龐大，米萬鍾耗盡了家財也沒有完成這項計劃。巨石最終只運到良鄉，米萬鍾即已傾家蕩產，不久抑鬱而亡。後人因此稱此石為“敗家石”。 米萬鍾雖然死掉了，可敗家石的故事還沒有結束，而且在民間傳說中與那位足智多謀的劉墉劉羅鍋聯繫到一起。乾隆年間，皇帝謁拜西陵，路過良鄉，見到這塊奇石，非常喜愛。於是問隨行的劉墉此石的來歷，劉羅鍋很會揣摩皇帝的心思，見他看上了這塊石頭，就說："這是明朝米萬鍾在房山發現的一塊靈石，他想運回海淀，但是這塊靈石嫌到米家去是大材小用，就蹲在良鄉不走了。"乾隆一聽大喜，立即下旨將其運往圓明園內的清漪園樂壽堂。當時樂壽堂正門已經修好，只有1米多寬。奇石太大，要運進去只能先拆牆破門。可皇太后對此很不滿，認為此石"既敗米家，又破我門，其石不祥"。母親發話，乾隆不敢違拗，可又不甘心，於是又向劉墉問計。劉墉請他對太后說：此石形似靈芝，會給皇家增添瑞氣，昭示著人壽年豐，皇基永固！如果棄置荒野，那是很不吉利的。太后聽後大喜，馬上命令把奇石運進樂壽堂。為了討母親高興，乾隆皇帝又給這塊歷經磨難的奇石取了個典雅吉祥的名字：青芝岫，並題寫了"神瑛""毓秀"四個大字。青芝岫從此名滿天下。 奇石和劉墉是否有關無從得知，但其在乾隆年間運進樂壽堂確是千真萬確。只是此時的清帝國已經是行將日落，運一塊敗家石回來，實在是不太吉利。因此後人開玩笑說這塊敗家石是既敗私家，又敗皇家。 不管怎麼說，這塊青芝岫的發現人還是要歸到米萬鍾名下。米萬鍾留下的遺蹟還不止一塊石頭，北京大學中的未名湖、湖中的石舫、勺園都與米萬鐘有關。只是當時勺園的水面寬闊，現在則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小池塘。 （張金奎）
玄扈先生徐光啟(1)
北京西城區宣武門內大街有一天主教南堂，是典型的哥德式建築。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南堂，乃建於光緒年間。但是，這一建築的歷史，可以遠溯及十七世紀初年。明朝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出生於義大利的耶穌會士利瑪竇在此地建立了他的一座小教堂。後來，他的傳記作者裴化行說：“在北京南城門附近的居留地，利瑪竇也開辦了他的天主學堂，除了上述之外，還打算建立基督國家高度文明教養中心與中國知識分子之間的永久密切聯繫，片刻也不懷疑只要爭取到知識分子，全中國也就爭得了。”利瑪竇的這種通過與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溝通以達到傳教目的的傳教策略，在晚明基本上是成功的。據稱，“一時好異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啟輩，首好其說”。因此，在南堂周圍，就自覺不自覺地有一批中國的基督教徒在活動。南堂之東，就曾有徐光啟修歷的曆局。 徐光啟（1562—1633年），字子先，號玄扈，明代松江府上海縣人。在接觸西學之前，徐光啟無疑是一個傳統的士大夫，是閱讀著四書五經而長大的。他也不具備什麼叛逆的性格，但卻具有鑽研的精神和講究實際的學問風格。當時，在宗奉朱熹學說的人和宗奉王陽明學說的人之間，門戶之爭很厲害。徐光啟雖然曾師從陽明學的學者焦竑，但是卻仍然認為朱熹的學說是學習孔子的唯一途徑。不過，另一方面，他對於事功顯赫的王守仁卻也深表崇敬之情。也許，在徐光啟取捨的標準中，講求實用是最為重要的。他說，學問最終歸於兩種，有用或者無用。從這種標準出發，徐光啟對於天文歷算、軍事兵法和農政產生濃厚的興趣。因此，有些學者說，徐光啟的學問說到底是一種“實學”。有實學，就必得有實行，才可以說是真正的實學。古人說，國家的大事主要有兩種，戰爭或者祭祀。練兵和城守，自然是為戰爭做準備；修歷，對於一個封建王朝來說，則首先是保證祭祀有常。徐光啟非常幸運。在他生命的最後十五年中，他先後在北京籌劃了通州練兵、京城防守、修歷等幾樣大事。這些事情，都是徐光啟在北京完成的。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四十三歲的徐光啟中了進士。此後的十五年中，步入官場的他卻一直在閒散的翰林院任職。翰林院在明代為清要之地。大部分內閣大學士是從翰林院出身的。徐光啟在翰林院中，盡棄當初為了考試而努力溫習的八股文，認真學習天文、兵法、屯鹽、水利、工藝。在他父親去世後的一段時間裡，徐光啟利用守制三年的時間研究究農業科學。一六一九年，徐光啟被任命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管理練兵事務。練兵是與明王朝在東北與滿洲軍隊交戰的慘敗相關的。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努爾哈赤率領其族屬反抗明朝統治，宣稱與明廷有七大恨。之後，明朝與努爾哈赤的軍隊在薩爾滸激戰，而以明軍潰敗而終。這一戰充分暴露了明朝軍隊的無能。於是，徐光啟練兵的議論就出台了。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二十日，時為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簡討的徐光啟向皇帝上了《敷陳末議以殄凶酋》的奏疏。所謂“凶酋”，自然是對努爾哈赤的蔑稱。在疏中，徐光啟指出明軍“兵雜而不精、技疏而不練、甲冑苦惡、器械朽鈍、節制不諳、分合無權”的弊端，又說，像杜松這樣的總兵官都因為沒有像樣的盔甲而被箭射破了頭，士兵還談什麼盔甲呢？徐光啟的建議是，應當趕緊訓練一支能作戰的新兵。當然，反對的人要說，敵人都已經快要將遼東半島全部占領了，還來得及練兵麼？對此，徐光啟的回答是：“正惟無暇，方宜亟圖。”意思是說，正因為來不及訓練新兵，才得更要抓緊時間去做訓練新兵這件事。這可見徐光啟堅韌不拔的性格。他提出選練新兵的方法：在每府每縣徵召“奇傑之士”，給予豐厚的餉糧，讓良將來統率他們，日夜練習，再補充最好的軍器和盔甲，教給他們進退攻防的戰術，就可以使他們成為一支每個人都可以以一當十的精軍，而不是一支一擊即潰的烏合之眾。徐光啟說，訓練新兵要貴精不貴多，否則不過是讓更多的士兵白白送死。訓練的方法，應當比滿洲的軍隊更好，才能完成退敵的任務。最後，徐光啟對皇帝說：“如果我的議論完全得以付諸實施，而卻不能奏效，我願意承擔誇誇其談而誤事之罪。”這番話等於是向皇帝立下了軍令狀。在明代，武官是相對的受到歧視的。士大夫們一般樂於誇誇其談而不願辦事，尤其不敢籌劃軍國大事。因此，徐光啟的舉止說明了他有著一般人所不具有的勇於任事的氣魄。結果，萬曆皇帝也被徐光啟的勇氣所打動，“壯其行”。然後，萬曆皇帝提拔徐光啟為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讓他負責在北京東面的通州練兵。但是，徐光啟的練兵方法實際上並未能完全實行。例如，他要求的裝備就遲遲無法得到。最後，在他多次請求之後，才拔給了他一些民兵和一些軍器。由於得不到朝廷的充分支持，通州練兵的效果並不明顯。次年，萬曆皇帝及其兒子朱常洛在一個月左右間相繼去世，熹宗即位。新帝登基，一切自然要改弦易張了。於是，通州練兵就不了了之。徐光啟也在不久之後以病請辭，回到了家鄉上海。
春城何用踏郊原，雙炬懸來景物繁。 金剪裁成西麓錦，玉綃疊出上元村。 天工暫許人工借，山色遙從夜色翻。 恍惚重遊邱壑里，米家燈是米家園。 米萬鍾喜歡奇石，勺園中自然不能少。《帝京景物略》稱其中“亂石數垛”，現今頤和園中的蘊含“峰虛五老”之意的五塊太湖石既是從勺園中移去。只是米萬鐘沒想到，他一生寄託不平的奇石卻成了他喪家的元兇。 一次，他在房山地區發現一塊通體透漏的大青石，非常喜歡，準備運回，“置之海淀勺園中”。可是這塊石頭實在太重，米萬鍾雇用了100多人，用了40匹馬，拉了7天才把它運出山。後來有人建議仿效秦始皇修長城，在冬天沿路挖井，把井水潑到路上凍成冰，把石頭置於冰上滑行。米萬鍾採納了這個建議，傾其家財修了一條大路，並在路旁每隔三里鑿一眼小井，五里鑿一眼大井，等到冬天起運。只是這項工程實在是過於龐大，米萬鍾耗盡了家財也沒有完成這項計劃。巨石最終只運到良鄉，米萬鍾即已傾家蕩產，不久抑鬱而亡。後人因此稱此石為“敗家石”。 米萬鍾雖然死掉了，可敗家石的故事還沒有結束，而且在民間傳說中與那位足智多謀的劉墉劉羅鍋聯繫到一起。乾隆年間，皇帝謁拜西陵，路過良鄉，見到這塊奇石，非常喜愛。於是問隨行的劉墉此石的來歷，劉羅鍋很會揣摩皇帝的心思，見他看上了這塊石頭，就說："這是明朝米萬鍾在房山發現的一塊靈石，他想運回海淀，但是這塊靈石嫌到米家去是大材小用，就蹲在良鄉不走了。"乾隆一聽大喜，立即下旨將其運往圓明園內的清漪園樂壽堂。當時樂壽堂正門已經修好，只有1米多寬。奇石太大，要運進去只能先拆牆破門。可皇太后對此很不滿，認為此石"既敗米家，又破我門，其石不祥"。母親發話，乾隆不敢違拗，可又不甘心，於是又向劉墉問計。劉墉請他對太后說：此石形似靈芝，會給皇家增添瑞氣，昭示著人壽年豐，皇基永固！如果棄置荒野，那是很不吉利的。太后聽後大喜，馬上命令把奇石運進樂壽堂。為了討母親高興，乾隆皇帝又給這塊歷經磨難的奇石取了個典雅吉祥的名字：青芝岫，並題寫了"神瑛""毓秀"四個大字。青芝岫從此名滿天下。 奇石和劉墉是否有關無從得知，但其在乾隆年間運進樂壽堂確是千真萬確。只是此時的清帝國已經是行將日落，運一塊敗家石回來，實在是不太吉利。因此後人開玩笑說這塊敗家石是既敗私家，又敗皇家。 不管怎麼說，這塊青芝岫的發現人還是要歸到米萬鍾名下。米萬鍾留下的遺蹟還不止一塊石頭，北京大學中的未名湖、湖中的石舫、勺園都與米萬鐘有關。只是當時勺園的水面寬闊，現在則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小池塘。 （張金奎）
玄扈先生徐光啟(1)
北京西城區宣武門內大街有一天主教南堂，是典型的哥德式建築。現在我們所能見到的南堂，乃建於光緒年間。但是，這一建築的歷史，可以遠溯及十七世紀初年。明朝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出生於義大利的耶穌會士利瑪竇在此地建立了他的一座小教堂。後來，他的傳記作者裴化行說：“在北京南城門附近的居留地，利瑪竇也開辦了他的天主學堂，除了上述之外，還打算建立基督國家高度文明教養中心與中國知識分子之間的永久密切聯繫，片刻也不懷疑只要爭取到知識分子，全中國也就爭得了。”利瑪竇的這種通過與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溝通以達到傳教目的的傳教策略，在晚明基本上是成功的。據稱，“一時好異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啟輩，首好其說”。因此，在南堂周圍，就自覺不自覺地有一批中國的基督教徒在活動。南堂之東，就曾有徐光啟修歷的曆局。 徐光啟（1562—1633年），字子先，號玄扈，明代松江府上海縣人。在接觸西學之前，徐光啟無疑是一個傳統的士大夫，是閱讀著四書五經而長大的。他也不具備什麼叛逆的性格，但卻具有鑽研的精神和講究實際的學問風格。當時，在宗奉朱熹學說的人和宗奉王陽明學說的人之間，門戶之爭很厲害。徐光啟雖然曾師從陽明學的學者焦竑，但是卻仍然認為朱熹的學說是學習孔子的唯一途徑。不過，另一方面，他對於事功顯赫的王守仁卻也深表崇敬之情。也許，在徐光啟取捨的標準中，講求實用是最為重要的。他說，學問最終歸於兩種，有用或者無用。從這種標準出發，徐光啟對於天文歷算、軍事兵法和農政產生濃厚的興趣。因此，有些學者說，徐光啟的學問說到底是一種“實學”。有實學，就必得有實行，才可以說是真正的實學。古人說，國家的大事主要有兩種，戰爭或者祭祀。練兵和城守，自然是為戰爭做準備；修歷，對於一個封建王朝來說，則首先是保證祭祀有常。徐光啟非常幸運。在他生命的最後十五年中，他先後在北京籌劃了通州練兵、京城防守、修歷等幾樣大事。這些事情，都是徐光啟在北京完成的。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四十三歲的徐光啟中了進士。此後的十五年中，步入官場的他卻一直在閒散的翰林院任職。翰林院在明代為清要之地。大部分內閣大學士是從翰林院出身的。徐光啟在翰林院中，盡棄當初為了考試而努力溫習的八股文，認真學習天文、兵法、屯鹽、水利、工藝。在他父親去世後的一段時間裡，徐光啟利用守制三年的時間研究究農業科學。一六一九年，徐光啟被任命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管理練兵事務。練兵是與明王朝在東北與滿洲軍隊交戰的慘敗相關的。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努爾哈赤率領其族屬反抗明朝統治，宣稱與明廷有七大恨。之後，明朝與努爾哈赤的軍隊在薩爾滸激戰，而以明軍潰敗而終。這一戰充分暴露了明朝軍隊的無能。於是，徐光啟練兵的議論就出台了。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二十日，時為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簡討的徐光啟向皇帝上了《敷陳末議以殄凶酋》的奏疏。所謂“凶酋”，自然是對努爾哈赤的蔑稱。在疏中，徐光啟指出明軍“兵雜而不精、技疏而不練、甲冑苦惡、器械朽鈍、節制不諳、分合無權”的弊端，又說，像杜松這樣的總兵官都因為沒有像樣的盔甲而被箭射破了頭，士兵還談什麼盔甲呢？徐光啟的建議是，應當趕緊訓練一支能作戰的新兵。當然，反對的人要說，敵人都已經快要將遼東半島全部占領了，還來得及練兵麼？對此，徐光啟的回答是：“正惟無暇，方宜亟圖。”意思是說，正因為來不及訓練新兵，才得更要抓緊時間去做訓練新兵這件事。這可見徐光啟堅韌不拔的性格。他提出選練新兵的方法：在每府每縣徵召“奇傑之士”，給予豐厚的餉糧，讓良將來統率他們，日夜練習，再補充最好的軍器和盔甲，教給他們進退攻防的戰術，就可以使他們成為一支每個人都可以以一當十的精軍，而不是一支一擊即潰的烏合之眾。徐光啟說，訓練新兵要貴精不貴多，否則不過是讓更多的士兵白白送死。訓練的方法，應當比滿洲的軍隊更好，才能完成退敵的任務。最後，徐光啟對皇帝說：“如果我的議論完全得以付諸實施，而卻不能奏效，我願意承擔誇誇其談而誤事之罪。”這番話等於是向皇帝立下了軍令狀。在明代，武官是相對的受到歧視的。士大夫們一般樂於誇誇其談而不願辦事，尤其不敢籌劃軍國大事。因此，徐光啟的舉止說明了他有著一般人所不具有的勇於任事的氣魄。結果，萬曆皇帝也被徐光啟的勇氣所打動，“壯其行”。然後，萬曆皇帝提拔徐光啟為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讓他負責在北京東面的通州練兵。但是，徐光啟的練兵方法實際上並未能完全實行。例如，他要求的裝備就遲遲無法得到。最後，在他多次請求之後，才拔給了他一些民兵和一些軍器。由於得不到朝廷的充分支持，通州練兵的效果並不明顯。次年，萬曆皇帝及其兒子朱常洛在一個月左右間相繼去世，熹宗即位。新帝登基，一切自然要改弦易張了。於是，通州練兵就不了了之。徐光啟也在不久之後以病請辭，回到了家鄉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