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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善爭睹鄒元標(2)
據說鄒元標的敢言直諫著實讓神宗有些忌憚，一天御膳房剛剛備好豐盛的佳肴，神宗卻一改常態，下令撤減，並對太監說：“你們沒聽到他鄒某人數落朕嗎？” 萬曆十三年（1585年）五月，鄒元標又被調回北京，任吏部驗封司主事。不久神宗讓吏部尚書楊巍對國事發表意見，鄒元標為他代筆起草，切指吏治十事、民困八事，洋洋幾萬言，都是當時人們所不敢言的弊政。又如請割“衽席之愛，嚴便嬖之禁”，涉及到神宗的私人生活。當時神宗身邊有十名受寵的俊美少年，稱為“十俊”，外間早有傳聞，神宗已經染上了同性戀的陋習。 萬曆十八年（1590年），調鄒元標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後升刑部右侍郎，這時恰逢鄒元標的母親去世，他未上任而回原籍為母親守孝，以後居家鄉南皋三十年，建仁文書院，談道講學，名揚天下，學者稱之為“南皋先生”。這段時間，朝中仍不斷有人上疏推薦他。 光宗即位，東林黨人當朝，鄒元標召為大理寺卿，未上任，又升為刑部右侍郎。闊別京城近四十年，今又還朝，鄒元標雖鬚髮皆白，卻依然躊躇滿志。行至京畿地區，見禾苗青青，知道左光斗等人推行的水田已初見成效，高興地說：“三十年前，京城人不知稻草為何物，今日處處皆種水稻，於國於民都有利。”為此他感慨道：“治理天下難道不是靠人才嗎？人若有才，天氣地力都可以被利用。” 光宗只當了八個月皇帝就病逝了，鄒元標還朝之時，已是天啟元年（1621年）四月。當時遼東戰局緊迫，敵在門庭，他有感三十年來朝中大臣只顧門戶之爭，而不問封疆之事，致使禍見於今日。於是首倡和衷之說，建議簡用塗宗睿、李邦華等十八人；兩天後，又請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羅大紘、雒於仁等十五人。天啟二年（1622年），又上疏指出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不公正，請收錄章家順、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如此，萬曆朝被罷免的諸臣都獲得了昭雪。他還曾舉用李三才，只因言路有爭議而未果。尤其可貴的是，他還不記私怨，稱讚張居正當年的政績，提出應該恢復張居正的故官，予以葬祭。這一建議也得到熹宗的同意。 鄒元標在天啟初年雖倡和衷之說，實際上所薦舉的大部分官員仍是東林黨人，或與東林黨人政見相同的舊臣。他們都與魏忠賢、客氏一夥水火不相容。鄒元標的多次努力，對促成天啟初年“東林方盛，眾正盈朝”的形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鄒元標自天啟元年還朝以來，上疏建言儘量注意不做危言激論，以避免激化矛盾。然而樹欲靜而風不停，朝中的小人將他視為東林黨人，十分忌恨。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擔心來年京察對自己不利，密謀將鄒元標逐出朝廷。他們抓住鄒元標與馮從吾在京城建首善書院集眾講學一事大做文章。 馮從吾在萬曆初年也因建言而險遭廷杖，後在家鄉長安建關中書院，講學數十年。天啟二年（1622年 ）進封為左副都御史。在首善書院建立之前，鄒元標、馮從吾、鍾龍源、曹於汴、高攀龍等人已於閒暇之時講學於城隍廟百子堂，上自朝廷高官，下至平民百姓，每次有上百人聽講。但城隍廟並非理想的講學之所，空間十分狹窄，於是他們決定建立正式的書院，上疏十三道後方得到皇帝的批准。他們各自捐資，用銀一百八十兩，在京城大時雍坊十四鋪的地方（北京市宣武門內東城牆下），買下十餘間民房，由司務呂克孝、御使周宗建負責督理改建。他們認為京城應為首善之區，因此取名“首善書院”。改建後的書院分前後兩個院子，前院有講堂三間，後院也有三間供奉先聖，並陳放經史典籍。書院上樑文為左通政何喬遠所作，院中樹碑一塊，內閣首輔大學士葉向高特為書院撰寫碑文，太常寺卿著名書法家董其昌為其書丹並撰額。書院於天啟二年（1622年）十一月開講，鄒元標和馮從吾在公餘之時，不會見賓客，也不赴宴會，專心入書院講學。聽講的官員百姓日漸增多，以至於講堂不能容納，影響越來越大。
首善爭睹鄒元標(3)
首善書院與東林書院存在某種內在的聯繫。當鄒元標、馮從吾聽說東林有吳桂森繼續主持時，“群然嚮往，脈脈神交”。首善書院建成後，正值在京任職的高攀龍，常於政務之暇到書院講學，與三千里外的無錫東林書院“遙相應和”。參與首善書院講學的主要人物幾乎都與東林書院有關，如劉宗周當年曾入東林與高攀龍共同講學；又如華燕超和華鳳超都與高攀龍同里，華燕超萬曆時就曾到東林書院，求教於錢一本。華鳳超先向錢一本學習《易經》，這時又隨高攀龍一起講學首善書院，以後回到家鄉也成了高攀龍的弟子。馮從吾雖說是陝西人，卻是三十年前顧憲成在京時的弟子，被公認為東林四君子之一。周宗建則為東林後“七君子”之一。鄒元標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東林講學，卻應顧憲成之託，在萬曆三十二（1604年）年東林書院修復後，為書院作《依庸堂記》及依庸堂楹聯。 正是由於首善書院的講習者與東林書院之間的特殊關係，以及書院在京城日益擴大的影響，使朝中的閹黨寢食不安。 朱童蒙首先發難，他上疏天啟皇帝，說如今廣寧失陷，人心浮動，京城之地不宜聚眾講學，以免招朋引類，開門戶之漸，將來勢必難以控制，應該安心本分，以東林為戒。馮從吾反駁說：“正因為國家處於危難之時，才應該以講學提醒人心，激發忠義。” 御史倪文煥上疏誣衊首善書院所講為偽學，說鄒元標等人“聚不三不四之人，說不痛不癢之話，作不深不淺之揖，噉不冷不熱之餅”。鄒元標也上《陳共學之原以定眾志疏》，指出：早在隆慶初年，內閣首輔徐階就曾集諸臣千餘人講學於京城，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人討論。萬曆十三、十四年，臣鄒元標在京城也每月講學於演象所，當時的執政大臣也嘗過而相問。天下治亂，繫於人心，人心邪正，繫於學術。如今陛下有經筵日講在先，卻不許京師講會，臣甘願罷官歸田。這時魏忠賢剛剛開始竊權，也屢傳中旨，說宋室之所以亡國，在於講學，皇上將嚴禁此事。葉向高為首善書院力辨，並要求與鄒元標共同辭官，天啟帝的態度稍有緩和。但閹黨郭興治和郭允厚卻攻訐不已，甚至將首善書院比作山東的“賊妖”。 鄒元標歸意已決，於是加太子太保，准乘驛歸鄉。臨行前又上《老臣去國情深疏》，字字情真意切，一時間奏疏天下傳誦。天啟四年（1624年）六月書院被罷講。天啟五年（1625年）正月，在閹黨“十孩”之一李魯生的建議下，撤去書院的匾額和對聯，改書院為“忠臣祠”。同年七月，在四川道御史倪文煥的催促下，閹黨矯旨下，砸碎書院石碑並拋出門外，拽倒先聖牌位，焚燒經史典籍，拆毀廳堂建築。八月閹黨毀天下書院。 鄒元標歸鄉後不久便與世長辭，終年七十三歲。魏忠賢矯旨削奪了鄒元標的官職。為了讓喜宗看起來有趣味，閹黨王紹徽將東林黨人比作《水滸傳》中的一百單八將，編成《東林點將錄》，所列第三十八名，即是“天傷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鄒元標”。 崇禎帝即位後，剷除了閹黨，東林黨人恢復了名譽，重又贈鄒元標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忠介。 崇禎時首善書院還在，當時大科學家徐光啟與耶穌會士湯若望等奉旨修正曆法，書院經過一番修繕，暫作曆局之用。也有人建議應恢復書院，重立被砸碎的石碑，繼續講學。但時過境遷，經天啟朝一場浩劫，此時東林黨人半數零落，這一願望已沒有實現的可能。 （張憲博）
據說鄒元標的敢言直諫著實讓神宗有些忌憚，一天御膳房剛剛備好豐盛的佳肴，神宗卻一改常態，下令撤減，並對太監說：“你們沒聽到他鄒某人數落朕嗎？” 萬曆十三年（1585年）五月，鄒元標又被調回北京，任吏部驗封司主事。不久神宗讓吏部尚書楊巍對國事發表意見，鄒元標為他代筆起草，切指吏治十事、民困八事，洋洋幾萬言，都是當時人們所不敢言的弊政。又如請割“衽席之愛，嚴便嬖之禁”，涉及到神宗的私人生活。當時神宗身邊有十名受寵的俊美少年，稱為“十俊”，外間早有傳聞，神宗已經染上了同性戀的陋習。 萬曆十八年（1590年），調鄒元標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後升刑部右侍郎，這時恰逢鄒元標的母親去世，他未上任而回原籍為母親守孝，以後居家鄉南皋三十年，建仁文書院，談道講學，名揚天下，學者稱之為“南皋先生”。這段時間，朝中仍不斷有人上疏推薦他。 光宗即位，東林黨人當朝，鄒元標召為大理寺卿，未上任，又升為刑部右侍郎。闊別京城近四十年，今又還朝，鄒元標雖鬚髮皆白，卻依然躊躇滿志。行至京畿地區，見禾苗青青，知道左光斗等人推行的水田已初見成效，高興地說：“三十年前，京城人不知稻草為何物，今日處處皆種水稻，於國於民都有利。”為此他感慨道：“治理天下難道不是靠人才嗎？人若有才，天氣地力都可以被利用。” 光宗只當了八個月皇帝就病逝了，鄒元標還朝之時，已是天啟元年（1621年）四月。當時遼東戰局緊迫，敵在門庭，他有感三十年來朝中大臣只顧門戶之爭，而不問封疆之事，致使禍見於今日。於是首倡和衷之說，建議簡用塗宗睿、李邦華等十八人；兩天後，又請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羅大紘、雒於仁等十五人。天啟二年（1622年），又上疏指出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不公正，請收錄章家順、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如此，萬曆朝被罷免的諸臣都獲得了昭雪。他還曾舉用李三才，只因言路有爭議而未果。尤其可貴的是，他還不記私怨，稱讚張居正當年的政績，提出應該恢復張居正的故官，予以葬祭。這一建議也得到熹宗的同意。 鄒元標在天啟初年雖倡和衷之說，實際上所薦舉的大部分官員仍是東林黨人，或與東林黨人政見相同的舊臣。他們都與魏忠賢、客氏一夥水火不相容。鄒元標的多次努力，對促成天啟初年“東林方盛，眾正盈朝”的形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鄒元標自天啟元年還朝以來，上疏建言儘量注意不做危言激論，以避免激化矛盾。然而樹欲靜而風不停，朝中的小人將他視為東林黨人，十分忌恨。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擔心來年京察對自己不利，密謀將鄒元標逐出朝廷。他們抓住鄒元標與馮從吾在京城建首善書院集眾講學一事大做文章。 馮從吾在萬曆初年也因建言而險遭廷杖，後在家鄉長安建關中書院，講學數十年。天啟二年（1622年 ）進封為左副都御史。在首善書院建立之前，鄒元標、馮從吾、鍾龍源、曹於汴、高攀龍等人已於閒暇之時講學於城隍廟百子堂，上自朝廷高官，下至平民百姓，每次有上百人聽講。但城隍廟並非理想的講學之所，空間十分狹窄，於是他們決定建立正式的書院，上疏十三道後方得到皇帝的批准。他們各自捐資，用銀一百八十兩，在京城大時雍坊十四鋪的地方（北京市宣武門內東城牆下），買下十餘間民房，由司務呂克孝、御使周宗建負責督理改建。他們認為京城應為首善之區，因此取名“首善書院”。改建後的書院分前後兩個院子，前院有講堂三間，後院也有三間供奉先聖，並陳放經史典籍。書院上樑文為左通政何喬遠所作，院中樹碑一塊，內閣首輔大學士葉向高特為書院撰寫碑文，太常寺卿著名書法家董其昌為其書丹並撰額。書院於天啟二年（1622年）十一月開講，鄒元標和馮從吾在公餘之時，不會見賓客，也不赴宴會，專心入書院講學。聽講的官員百姓日漸增多，以至於講堂不能容納，影響越來越大。
首善爭睹鄒元標(3)
首善書院與東林書院存在某種內在的聯繫。當鄒元標、馮從吾聽說東林有吳桂森繼續主持時，“群然嚮往，脈脈神交”。首善書院建成後，正值在京任職的高攀龍，常於政務之暇到書院講學，與三千里外的無錫東林書院“遙相應和”。參與首善書院講學的主要人物幾乎都與東林書院有關，如劉宗周當年曾入東林與高攀龍共同講學；又如華燕超和華鳳超都與高攀龍同里，華燕超萬曆時就曾到東林書院，求教於錢一本。華鳳超先向錢一本學習《易經》，這時又隨高攀龍一起講學首善書院，以後回到家鄉也成了高攀龍的弟子。馮從吾雖說是陝西人，卻是三十年前顧憲成在京時的弟子，被公認為東林四君子之一。周宗建則為東林後“七君子”之一。鄒元標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東林講學，卻應顧憲成之託，在萬曆三十二（1604年）年東林書院修復後，為書院作《依庸堂記》及依庸堂楹聯。 正是由於首善書院的講習者與東林書院之間的特殊關係，以及書院在京城日益擴大的影響，使朝中的閹黨寢食不安。 朱童蒙首先發難，他上疏天啟皇帝，說如今廣寧失陷，人心浮動，京城之地不宜聚眾講學，以免招朋引類，開門戶之漸，將來勢必難以控制，應該安心本分，以東林為戒。馮從吾反駁說：“正因為國家處於危難之時，才應該以講學提醒人心，激發忠義。” 御史倪文煥上疏誣衊首善書院所講為偽學，說鄒元標等人“聚不三不四之人，說不痛不癢之話，作不深不淺之揖，噉不冷不熱之餅”。鄒元標也上《陳共學之原以定眾志疏》，指出：早在隆慶初年，內閣首輔徐階就曾集諸臣千餘人講學於京城，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人討論。萬曆十三、十四年，臣鄒元標在京城也每月講學於演象所，當時的執政大臣也嘗過而相問。天下治亂，繫於人心，人心邪正，繫於學術。如今陛下有經筵日講在先，卻不許京師講會，臣甘願罷官歸田。這時魏忠賢剛剛開始竊權，也屢傳中旨，說宋室之所以亡國，在於講學，皇上將嚴禁此事。葉向高為首善書院力辨，並要求與鄒元標共同辭官，天啟帝的態度稍有緩和。但閹黨郭興治和郭允厚卻攻訐不已，甚至將首善書院比作山東的“賊妖”。 鄒元標歸意已決，於是加太子太保，准乘驛歸鄉。臨行前又上《老臣去國情深疏》，字字情真意切，一時間奏疏天下傳誦。天啟四年（1624年）六月書院被罷講。天啟五年（1625年）正月，在閹黨“十孩”之一李魯生的建議下，撤去書院的匾額和對聯，改書院為“忠臣祠”。同年七月，在四川道御史倪文煥的催促下，閹黨矯旨下，砸碎書院石碑並拋出門外，拽倒先聖牌位，焚燒經史典籍，拆毀廳堂建築。八月閹黨毀天下書院。 鄒元標歸鄉後不久便與世長辭，終年七十三歲。魏忠賢矯旨削奪了鄒元標的官職。為了讓喜宗看起來有趣味，閹黨王紹徽將東林黨人比作《水滸傳》中的一百單八將，編成《東林點將錄》，所列第三十八名，即是“天傷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鄒元標”。 崇禎帝即位後，剷除了閹黨，東林黨人恢復了名譽，重又贈鄒元標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忠介。 崇禎時首善書院還在，當時大科學家徐光啟與耶穌會士湯若望等奉旨修正曆法，書院經過一番修繕，暫作曆局之用。也有人建議應恢復書院，重立被砸碎的石碑，繼續講學。但時過境遷，經天啟朝一場浩劫，此時東林黨人半數零落，這一願望已沒有實現的可能。 （張憲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