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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塔天王李三才(3)
李三才離職之日，淮、徐一帶的百姓，萬民塞巷，老幼哭號相送，以至轎乘不能行進；及至登船之時，人們又夾岸號泣，甚至奪纜不讓船行。李三才走後，淮、徐百姓集資為他修建生祠，立其肖像於祠中，朝夕走拜不絕。李三才為官如何，由此可見一斑。 官不做了，麻煩卻遠沒有終止。 李三才落職回籍後，也效仿顧憲成，在家鄉通州創辦雙鶴書院，自己也講學其中。張家灣地處京畿，不乏朝中正直大臣的奧援，過往探訪他的人很多，以至車馬填溢街陌。御使孫居相再一次上疏推薦他，這使朝中的反對派又忐忑不安起來，生怕李三才被重新起用，於是波瀾又起。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御使劉光復奏劾李三才盜用皇木營建私宅，且告李三才與東林黨人于玉立遙執朝政，官員一經他們提出，吏部就向上推舉。給事中劉文炳、御使李征儀、工部郎中聶心湯、大理寺丞王士昌也極盡推波助瀾之能事，力助劉光復，欲置李三才於死地。征儀、心湯曾是李三才所推舉的吏員，如今卻為一己私利而恩將仇報。李三才憤怒之極，自請籍沒其家。然而這些人卻緊追不捨，工部侍郎林如楚要求遣使複查，劉光復又上疏說三才侵奪官廠為園囿。御使劉廷元、潘汝禎、顏思忠等又繼續上疏彈劾。李三才更加憤怒了，提出請諸臣會勘，又請神宗親自審理。 神宗命李征儀和吳亮嗣前往勘察，這些人到李三才家中查了很長時間，也沒有找出證據。然而讓原告去查核被告，其結果可想而知，自然不會有利於李三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最後竟以劉光復所陳為事實呈報神宗，李三才終於被扳倒，落職為民。 天啟元年（1621年），後金的威脅日益加強，遼東戰局更加危機。遼陽失陷，明廷慌作一團，御使房可壯接連上疏請再用李三才。剛剛登極的天啟皇帝年僅十五歲，對朝政一無所知，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下詔讓廷臣集議。圍繞李三才是否可用的問題，朝中又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通政參議吳殿邦力言不可用，稱李三才為“盜臣”。御使劉廷宣再次上疏推薦李三才，說：“國家即惜其才，則用之耳，又何議！”他建議讓李三才守山海關。天啟帝覺得劉廷宣說的有道理，準備再次起用李三才。但朝中意見不同的兩派相持不下，詹事公鼐、刑部侍郎鄒元標力主可用，然而終因意見不能統一而作罷。後來明朝大勢已去，趙南星十分遺憾地說：“使淮撫為經略、為中樞，東事必不至敗。” 不久，在吏部尚書周嘉謨、左都御使趙南星等東林黨人的努力下，萬曆朝被罷免的正直官員逐漸被起用，東林黨人基本上占據了朝中要職，即所謂“東林方盛，眾正盈朝”。由於明軍在遼東一敗再敗，劉宗周又提出應急起李三才為兵部尚書。在這種背景下，天啟三年（1623年），李三才終於被重新起為南京戶部尚書，可惜未上任而病逝。不久魏忠賢亂政，將東林黨人一網打盡，閹黨御使石三畏追劾已故的李三才。李三才又被削奪生前官籍，並奪封誥，名列《東林黨人榜》第一位。在《東林點將錄》中，王紹徽將其比作梁山頭領晁蓋，稱為“東林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 崇禎帝即位後，懲治閹黨，又恢復了李三才的官籍。 後人認為李三才雖有才略，可惜生性豪華，好用機權，因而為眾議所忌毀。不過，那些攻擊詆毀他的人，如邵輔忠、徐兆魁、劉廷元、潘汝禎之流，後來都因依附魏忠賢而名掛逆案。而推舉李三才的人，如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等人，皆為一世名臣，他們並沒有將李三才的奢華和善用機權看成是什麼問題，相反，卻認為“李三才大節卓然，而細行不無疎闊，自是豪傑之品”。這正是東林黨人在思想觀念上與傳統思想不同的地方。 （張憲博）
首善爭睹鄒元標(1)
明代天啟年間，北京宣武門內有一座首善書院，專門是用來講學的。這座書院在當時聲名遠播，而其影響力與一個叫做鄒元標的人很有關係。 鄒元標，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字爾瞻，別號南皋，生於嘉靖三十年（1551年）。他自幼聰明好學，九歲能通《五經》。舉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所謂“觀政”，是指明代考中進士的讀書人，在正式任官之前，被派往各衙門去實習，目的是習練政務，期限一般定為三個月，期滿後再補選京官。 萬曆五年（1577年）內閣首輔張居正的父親去世，明代制度規定，官員父母或祖父母喪亡，必須回家守喪三年，稱為“守制”。如有特殊情況，皇帝可以批准不得回家或提前起用，稱為“奪情”。在神宗和兩宮皇太后的一再挽留下，張居正選擇了“奪情”，於是激起了朝野的紛紛譴責，人們認為張居正過於貪戀權位。鄒元標為此上疏，指斥張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進賢未廣，決囚太濫。言路未通，民隱未周。若令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他將寫好的奏疏放於懷中，入長安門，準備上朝時遞上。這時朝堂上正在杖打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四人，他們因反對張居正“奪情”已經遭到神宗的嚴懲，吳、趙二人已被打得血肉狼藉。眼前的慘象並沒有使鄒元標畏縮，相反對這種冒死直諫的精神十分佩服，暗道：“真是奇男子也！。”他毅然取出奏疏交給太監。太監不肯接，以為又是針對張居正“奪情”的奏疏，說：“你難道不怕死嗎？”鄒元標假稱：“此告假本也。”太監這才收了它的奏本。神宗看過後，大怒，毫不客氣地下令廷杖八十。明朝的廷杖十分殘酷，人的尊嚴在杖下蕩然無存。行杖時，受杖者要脫去袍服，杖八十，對於一般人來說不死也要致殘。鄒元標倖免保住了性命，腿部卻留下了終身的殘疾。同時神宗下旨，謫鄒元標戍貴州都勻衛。 從北京到都勻有千萬里之遙，徒步行走，其艱難險阻可想而知。明代充軍的犯人死於途中是經常的事，鄒元標也幾次險些喪命。 都勻衛設在崇山之中，屬古夜郎之地，是“蠻夷”之民聚居的地區，環境十分險惡，而鄒元標卻處之怡然。當地文化教育一向落後，讀書的人不多，鄒元標來自京城，又是學富五車的進士，格外受人尊重。他利用在衛所的這段時間，探究學問，聚徒講學，向他求教的達數百人之多。 由於鄒元標的上疏言辭過於激烈，張居正的怒氣仍然未消，暗中授意去貴州的巡按御史，欲將鄒元標置於死地，以絕後患。然而這位御史卻是個短命之人，行到鎮遠，突然暴病而亡，鄒元標得以免遭暗算。 六年過去了，張居正也於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病逝，鄒元標於萬曆十一年（1583年）被重新啟用，召拜為吏科給事中。回朝後，他仍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畏權勢的性格絲毫也沒有改變。他上疏神宗，要求皇帝“培聖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隨後又彈劾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二人並罷而去。徐學謨先追隨張居正，官至禮部尚書，張居正死後，學謨為保全自己，很快與繼任首輔申時行結為兒女親家，聲譽十分不好。 鄒元標又舉薦耿定向、羅汝芳、許孚遠等十餘名官員，這些人皆為一代明儒。萬曆十二年（1584年），慈寧宮遭火災，鄒元標乘機上疏，痛言“保聖躬、開言路、節財用、拔幽滯、寬罪宗、放宮女”六事。所言刺中了神宗的要害，神宗大為惱怒。於是有傳言說皇帝要杖殺鄒元標。鄒元標聽到後，讓妻子準備好布袍、白蠟和治傷的藥品，毫無畏色地說：“我的筋骨雖有殘，但精神還可以再杖五六十，如果緹騎來，不勞他們動手，我自己去受杖，只是不要讓我的老母知道。”言下之意，他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在鄒元標的老師申時行多次請求下，好不容易神宗才予與寬大處置，降鄒元標為南京刑部照磨。
李三才離職之日，淮、徐一帶的百姓，萬民塞巷，老幼哭號相送，以至轎乘不能行進；及至登船之時，人們又夾岸號泣，甚至奪纜不讓船行。李三才走後，淮、徐百姓集資為他修建生祠，立其肖像於祠中，朝夕走拜不絕。李三才為官如何，由此可見一斑。 官不做了，麻煩卻遠沒有終止。 李三才落職回籍後，也效仿顧憲成，在家鄉通州創辦雙鶴書院，自己也講學其中。張家灣地處京畿，不乏朝中正直大臣的奧援，過往探訪他的人很多，以至車馬填溢街陌。御使孫居相再一次上疏推薦他，這使朝中的反對派又忐忑不安起來，生怕李三才被重新起用，於是波瀾又起。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御使劉光復奏劾李三才盜用皇木營建私宅，且告李三才與東林黨人于玉立遙執朝政，官員一經他們提出，吏部就向上推舉。給事中劉文炳、御使李征儀、工部郎中聶心湯、大理寺丞王士昌也極盡推波助瀾之能事，力助劉光復，欲置李三才於死地。征儀、心湯曾是李三才所推舉的吏員，如今卻為一己私利而恩將仇報。李三才憤怒之極，自請籍沒其家。然而這些人卻緊追不捨，工部侍郎林如楚要求遣使複查，劉光復又上疏說三才侵奪官廠為園囿。御使劉廷元、潘汝禎、顏思忠等又繼續上疏彈劾。李三才更加憤怒了，提出請諸臣會勘，又請神宗親自審理。 神宗命李征儀和吳亮嗣前往勘察，這些人到李三才家中查了很長時間，也沒有找出證據。然而讓原告去查核被告，其結果可想而知，自然不會有利於李三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最後竟以劉光復所陳為事實呈報神宗，李三才終於被扳倒，落職為民。 天啟元年（1621年），後金的威脅日益加強，遼東戰局更加危機。遼陽失陷，明廷慌作一團，御使房可壯接連上疏請再用李三才。剛剛登極的天啟皇帝年僅十五歲，對朝政一無所知，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下詔讓廷臣集議。圍繞李三才是否可用的問題，朝中又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通政參議吳殿邦力言不可用，稱李三才為“盜臣”。御使劉廷宣再次上疏推薦李三才，說：“國家即惜其才，則用之耳，又何議！”他建議讓李三才守山海關。天啟帝覺得劉廷宣說的有道理，準備再次起用李三才。但朝中意見不同的兩派相持不下，詹事公鼐、刑部侍郎鄒元標力主可用，然而終因意見不能統一而作罷。後來明朝大勢已去，趙南星十分遺憾地說：“使淮撫為經略、為中樞，東事必不至敗。” 不久，在吏部尚書周嘉謨、左都御使趙南星等東林黨人的努力下，萬曆朝被罷免的正直官員逐漸被起用，東林黨人基本上占據了朝中要職，即所謂“東林方盛，眾正盈朝”。由於明軍在遼東一敗再敗，劉宗周又提出應急起李三才為兵部尚書。在這種背景下，天啟三年（1623年），李三才終於被重新起為南京戶部尚書，可惜未上任而病逝。不久魏忠賢亂政，將東林黨人一網打盡，閹黨御使石三畏追劾已故的李三才。李三才又被削奪生前官籍，並奪封誥，名列《東林黨人榜》第一位。在《東林點將錄》中，王紹徽將其比作梁山頭領晁蓋，稱為“東林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 崇禎帝即位後，懲治閹黨，又恢復了李三才的官籍。 後人認為李三才雖有才略，可惜生性豪華，好用機權，因而為眾議所忌毀。不過，那些攻擊詆毀他的人，如邵輔忠、徐兆魁、劉廷元、潘汝禎之流，後來都因依附魏忠賢而名掛逆案。而推舉李三才的人，如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等人，皆為一世名臣，他們並沒有將李三才的奢華和善用機權看成是什麼問題，相反，卻認為“李三才大節卓然，而細行不無疎闊，自是豪傑之品”。這正是東林黨人在思想觀念上與傳統思想不同的地方。 （張憲博）
首善爭睹鄒元標(1)
明代天啟年間，北京宣武門內有一座首善書院，專門是用來講學的。這座書院在當時聲名遠播，而其影響力與一個叫做鄒元標的人很有關係。 鄒元標，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字爾瞻，別號南皋，生於嘉靖三十年（1551年）。他自幼聰明好學，九歲能通《五經》。舉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所謂“觀政”，是指明代考中進士的讀書人，在正式任官之前，被派往各衙門去實習，目的是習練政務，期限一般定為三個月，期滿後再補選京官。 萬曆五年（1577年）內閣首輔張居正的父親去世，明代制度規定，官員父母或祖父母喪亡，必須回家守喪三年，稱為“守制”。如有特殊情況，皇帝可以批准不得回家或提前起用，稱為“奪情”。在神宗和兩宮皇太后的一再挽留下，張居正選擇了“奪情”，於是激起了朝野的紛紛譴責，人們認為張居正過於貪戀權位。鄒元標為此上疏，指斥張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進賢未廣，決囚太濫。言路未通，民隱未周。若令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他將寫好的奏疏放於懷中，入長安門，準備上朝時遞上。這時朝堂上正在杖打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四人，他們因反對張居正“奪情”已經遭到神宗的嚴懲，吳、趙二人已被打得血肉狼藉。眼前的慘象並沒有使鄒元標畏縮，相反對這種冒死直諫的精神十分佩服，暗道：“真是奇男子也！。”他毅然取出奏疏交給太監。太監不肯接，以為又是針對張居正“奪情”的奏疏，說：“你難道不怕死嗎？”鄒元標假稱：“此告假本也。”太監這才收了它的奏本。神宗看過後，大怒，毫不客氣地下令廷杖八十。明朝的廷杖十分殘酷，人的尊嚴在杖下蕩然無存。行杖時，受杖者要脫去袍服，杖八十，對於一般人來說不死也要致殘。鄒元標倖免保住了性命，腿部卻留下了終身的殘疾。同時神宗下旨，謫鄒元標戍貴州都勻衛。 從北京到都勻有千萬里之遙，徒步行走，其艱難險阻可想而知。明代充軍的犯人死於途中是經常的事，鄒元標也幾次險些喪命。 都勻衛設在崇山之中，屬古夜郎之地，是“蠻夷”之民聚居的地區，環境十分險惡，而鄒元標卻處之怡然。當地文化教育一向落後，讀書的人不多，鄒元標來自京城，又是學富五車的進士，格外受人尊重。他利用在衛所的這段時間，探究學問，聚徒講學，向他求教的達數百人之多。 由於鄒元標的上疏言辭過於激烈，張居正的怒氣仍然未消，暗中授意去貴州的巡按御史，欲將鄒元標置於死地，以絕後患。然而這位御史卻是個短命之人，行到鎮遠，突然暴病而亡，鄒元標得以免遭暗算。 六年過去了，張居正也於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病逝，鄒元標於萬曆十一年（1583年）被重新啟用，召拜為吏科給事中。回朝後，他仍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畏權勢的性格絲毫也沒有改變。他上疏神宗，要求皇帝“培聖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隨後又彈劾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二人並罷而去。徐學謨先追隨張居正，官至禮部尚書，張居正死後，學謨為保全自己，很快與繼任首輔申時行結為兒女親家，聲譽十分不好。 鄒元標又舉薦耿定向、羅汝芳、許孚遠等十餘名官員，這些人皆為一代明儒。萬曆十二年（1584年），慈寧宮遭火災，鄒元標乘機上疏，痛言“保聖躬、開言路、節財用、拔幽滯、寬罪宗、放宮女”六事。所言刺中了神宗的要害，神宗大為惱怒。於是有傳言說皇帝要杖殺鄒元標。鄒元標聽到後，讓妻子準備好布袍、白蠟和治傷的藥品，毫無畏色地說：“我的筋骨雖有殘，但精神還可以再杖五六十，如果緹騎來，不勞他們動手，我自己去受杖，只是不要讓我的老母知道。”言下之意，他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在鄒元標的老師申時行多次請求下，好不容易神宗才予與寬大處置，降鄒元標為南京刑部照磨。